朦朧

現代詩歌批評家和詩史學家幾乎一致認為：就其整體而言，現代詩比以前各代的詩都更趨朦朧，因此，他們便致力于這一現象的研究并對之提出種種解釋。F·O·杜皮和約翰·蘭塞姆兩位批評家認為，朦朧基本上是一種刻意求之的結果。杜皮說：以新古典主義為例，它表現了“一種獨特的、精美而令人矚目的簡潔”，是一種“蒲柏派的風格特色”;而現代詩則尤為朦朧與艱深。這種朦朧與艱深是其“普遍風格”的特征而并不是任何個別詩人所造就的。杜皮進而指出，這種風格是現代詩人們對錯綜復雜的現代生活，對相對而言難以企及的各門科學，對需要鑒別的種種信仰，對藝術與日常生活的分離等問題所采取的一種隱晦的否定方式。現代詩人們自創的神話、引喻及含混是他們對一個他們所不贊成的世界說出“不”字的表達方式。蘭塞姆的論點在一定程度上也與此類似。他認為。自文藝復興以后至今，各門知識日趨狹窄、強化，尤其在科學和應用科學領域。在這個變化過程中，詩歌已在很大程度上喪失了其魅力和尊嚴。蘭塞姆說，“現代的詩人”是與他們所處時代的精神同步的。一方面，那些不愿意自己的工作被貼上“淺薄”標簽的專家們把詩人逐出他們服務于社會的舊有領域。另一方面，在這種普遍傾向的驅使之下，他們也進入了自己的專門領域。然而，正如他們在寫作中力求表明的那樣，他們自己的這個專門題材領域也同其他的社會領域一樣令人生畏，難獲成功。蘭塞姆的觀點顯然是說：現代的詩人貶低詩歌的社會交流功能或信息傳遞功能，而注重把詩歌作為一種介體來加以利用。

以上兩種理論有一個共同觀點，即認為：現代詩人與現代社會異化。這個觀點后來引發了大量文章及專著的討論。德爾莫爾·施瓦茨和威廉·約克·廷達爾就這個問題發表了十分有意義的論述。施瓦茨說，早在17世紀就存在理智與感覺的分裂(通常稱做“感覺的分離”);對理智而言，那些為感覺和想象所不得不接受的事物是不合理性的。人們普遍懷疑用于描述情感和想象的語言——用于描述神話的語言。科學及應用科學的飛速發展大大地加快了社會的工業化。施瓦茨認為，社會工業化所帶來的不幸后果之一，便是剝奪了有文化素養者的地盤。詩歌作為文化的一部分變得越來越閉關自守、顧影自憐，越來越退縮于詩人自己的專門領域;詩人們寫詩要么是孤芳自賞，要么是為少數知音而作。廷達爾認為：詩人們的這種“逃亡”是他們同中產階級的一種決裂;“詩人們過去與有文化素養的讀者息息相通，習慣于表達能引起他們共鳴的思想感情，而現在他們漸漸認識到：他們不愿或是無力于表達那些比他們自己的思想感情粗俗得多的思想感情。大約在20世紀中葉，波德萊爾眺望窗外，‘滿目將是令人惡心的廣告牌’。其余的一切可想而知。”于是現代詩人們不寫公共事務而傾向于寫自己和寫與自己有同感的人。蘭達爾·賈雷爾描述了現代詩人們對詩歌這一介體的看法：“這是一種非常有趣的語言：它著力強調內涵與結構;它表現精神的極度緊張和感情的強烈宣泄——暴力;它呈現高度的朦朧;它強調感官刺激和感覺的細膩;它強調細節、局部而不強調整體;它具有試驗或新奇的特征;它趨向于外部形式缺乏規則、內部組織秩序紊亂——恰好適用于表現一個組織紊亂的時代，也可以說就是新發現的一種更加復雜的組織形式;它主張個人風格的標新立異，個人特色的完善;它不受任何拘束;它非常強調無意識現象、夢的結構及徹底的主觀意識。”這段話可能是對任性的現代詩人最為貼切的勾畫。這種勾畫雖然稍有夸張，但它對現代詩人如何利用詩歌這個介體的描述則是準確無誤的。

以上這些理論無疑都闡明了許多真實的情況;然而所有這些理論也都未免過分強調了現代詩人的刻意朦朧，而對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朦朧的現代文化因素強調不足。關于20世紀以前的詩歌，布萊克莫說道：“以前的藝術家的任務主要是表現傳統文化的連續性及其所孕育的動蕩。也許這就是為什么我們發現，詩歌批評史如此關注詩的典雅：即詩體的一致、高雅、修辭或韻律等，而在我們現代詩歌批評中卻通常對這些因素不予考慮或不予置評。”關于現代富有想象的詩歌力作，他說：“那些看來是當代文豪的作家，都力圖同時對傳統文化和它所孕育的動蕩做戲劇化的表現，而他們在這樣做的過程中就不得不在詩歌領域創造(事實上是再創造)該文化的新詞語，非常有象征性的新作品。”布萊克莫的觀點可引下列實例證明：葉芝把文化史作為他的詩的背景;艾略特用神話來對現代荒原做戲劇化描寫;斯蒂文斯在他的詩作和詩辯中提出美學理論;喬埃斯和曼之力作也可引以為例。正如布萊克莫指出，現代詩人必須創造或再創造自己的非常有象征性的結構。也許對這個論點應加以限定：它是專指那些大詩人的，是指那些創造了首尾一貫、自成體系的神話幻境的詩人的。這些詩人痛感自己遭受到馬克·弗里德蘭德所說的一種“共同知識”的損失——即“一種藝術家與其讀者借以順利交流，互相信賴的傳統價值結構的損失”。直至維多利亞時代，古典神話還為詩人與讀者所共同理解，至今卻已蕩然無存了。甚至基督教神話，包括《圣經》和圣徒們的傳說等，今天也僅為少數人所了解。在今天，我們甚至不能設想兩個都是“受過教育”的人對同樣的事實都有了解，或具備相同的價值觀。消除我們文學中的朦朧有待于重建一個詩人與之認同的讀者群，有待于重建一種所有受過教育的人都能熟知的共同知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