擬人法

一種修辭法，將生命賦予一般事物或抽象概念。這是從荷馬以來歐洲詩歌的一個特色。韋伯斯特從心理學及修辭學的角度，把擬人法描述為“一種掌握事物的方式，用以抓住驚人的、難以控制與獨立自主的事物”。從詩歌的創(chuàng)作效果看來，它具有藝術(shù)上的獨特意義。埃斯庫羅斯在《被縛的普羅米修斯》中，以擬人的手法描寫“能量”與“威力”，使之與神話中的諸神形象相比不僅毫不遜色，甚至有勝過諸神形象之處。當前有一種流行的理論，認為當理性認識取代原始的想象之時，擬人化的表達也就取代了神話中的形象。贊同這一理論的有卡西耶、康福德等。早在古希臘時代，斯多葛學派的學說中就對這種理論有所闡述，認為以擬人形象表現(xiàn)的抽象事物體現(xiàn)了一種超凡的力量。

在早期基督教和中世紀時代，擬人化的發(fā)展與諷喻的興起有密切的聯(lián)系，這方面的例子有普魯?shù)堑贋跛沟摹锻鲮`審問所》《玫瑰傳奇》《農(nóng)夫皮爾斯》等作品。文藝復(fù)興時期，擬人化對神話詩歌與浪漫詩歌的混合發(fā)展，也具有幾乎同樣重要的意義，波利齊亞諾和斯賓塞的作品就是這樣。正如在阿里奧斯托對戰(zhàn)爭的描寫和斯賓塞在《變化詩章》中所描述的一樣，擬人手法所追求的是神話形象的力量與作用。

18世紀時，擬人手法大大喪失了其情感和準神話的感染力，詩歌創(chuàng)作轉(zhuǎn)而傾向于自然神論哲學曖昧的神人同形同性觀念。雖然在許多關(guān)于自然的詩歌中，擬人化所表現(xiàn)的事物已經(jīng)變得與抽象事物相差無幾，這種手法的運用卻還是有增無減。19世紀時，象征主義詩歌的發(fā)展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擬人化這種手法的使用，因為這一手法的特征是理性因素，與象征主義相悖。但是后來英國詩人奧登(1907—1973)仍采用過這種理性擬人化手法，如他的《在亨利·詹姆士墓前》一詩;威爾士詩人迪蘭·托馬斯(1919—1953)也采用過這種更接近于神話的擬人形式，如他的《綠色管道中驅(qū)趕鮮花的力量》一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