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詞研究·詩學概念·境界

古代詩學概念，其意旨與“意境”大體相同，謂藝術作品所呈現的主體情思和審美對象互相交融，虛實結合，啟人想象的藝術世界。“境界”一詞原意是疆域，《列子·周穆王》：“西極之南隅有國焉，不知境界之所接。”后來成為佛學概念，如《成唯識論》：“覺通如來，盡佛境界。”“境”指心所緣識之外物，“境界”指覺悟的境地。舊題唐王昌齡《詩格》則以“境”論詩，謂詩有三境：一曰物境，二曰情境，三曰意境。后世詩家，遂明確以“境界”論詩，如明江進之云：“詩之境界，到白公不知開擴多少。”清葉燮《原詩》盛贊蘇軾詩歌“其境界皆開辟古今之所未有”。作為一個美學范疇，境界或意境包含兩個方面：其一與向來所謂“意象”含義大體相當，即情景、思象的結合，《易》“立象以盡意”的一系列論述可稱為先導;其次，虛實結合，在“意象”本體外，還有“象外之象”(司空圖《與極浦書》)，即在“意象”之外另具一超越性的藝術新天地，不具“象外之象”的“意象”不能說是有“境界”或“意境”。而從境界或意境的視角來看，這兩方面具有潛在的關聯。人們所講的“境界”或“意境”或者狹義地指“象外之象”，或者指全面包含了“意象”本身和“象外之象”的統(tǒng)一體，所以皎然稱為“境象非一，虛實難明”(《詩議》)。唐代詩歌理論正是在后一方面有了明確的拓展，所以“境界”或“意境”之產生當斷于其時，而若論其“意象”的含義則須推前。然而兩者之間存在邏輯上的關系。由“象”之本體推及“象外”，唐前非無萌芽，如謝赫《古畫品錄》：“若拘以體物，則未見精粹;若取之象外，方厭膏腴，可謂微妙也。”這“象外”被唐劉禹錫明確定名為“境”，“境生于象外”(《董氏武陵集記》)。當時人對營構“境界”或“意境”多有論述，舊題王昌齡《詩格》論“取思”：“搜求于象，心入于境，神會于物，因心而得。”遍照金剛《文鏡秘府論》：“境與意相兼始好。”權德輿《左武衛(wèi)胄曹許君集序》：“凡所賦詩，皆意與境會。”司空圖《與王駕評詩書》：“思與境偕，乃詩家之所尚者。”“境界”或“意境”之“象外之象”的特征深刻體現了中國詩學的一個重要特質和理想，它在許多詩學論中都得到了體現。如劉禹錫《董氏武陵集記》：“片言可以明百意，坐馳可以役百景。”司空圖《與李生論詩書》提出“味外之旨”、“韻外之致”;《詩品》又標舉“不著一字，盡得風流”;梅堯臣論詩主“含不盡之意見于言外”(歐陽修《六一詩話》);嚴羽《滄浪詩話》“羚羊掛角，無跡可求……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等等。到了近代，王國維對傳統(tǒng)“境界”范疇用西方理論概念作了更為明晰的分析，提出了“境界”之真實性，“有我之境”和“無我之境”的區(qū)別，“寫境”、“造境”之別及“隔”與“不隔”的問題等，將對此概念的理解引向深入。“境界”或“意境”在后代用例甚多，含義并不統(tǒng)一，各有側重。同時它們不僅是詩歌理論中的范疇，且廣泛運用于繪畫、戲劇、小說等批評中，其美學內涵就更豐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