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詞研究·臺灣的魏晉南北朝詩歌研究

在魏晉南北朝文學研究中，學者們最感興趣的是建安文學。1982年，臺北源流文化事業公司出版了趙福壇的《曹魏父子詩選》，文史哲出版社出版了江健俊的《建安七子學述》。1984年，陳應龍在《藝文志》上連續發表了幾篇評述曹操的文章，充分肯定了曹操在推動文學發展方面的功績。關于曹植，袁宙宗《論曹子建一生的際遇和姿質》(《中華文化復興月刊》第14卷第1期)、戚宜君《曹子建才高八斗而情有獨鐘》(《中華文藝》第25卷第1期)等都對曹植的身世和詩歌作了探索。臺灣學者在參加由大陸主辦的有關學術會議上也提交了不少高質量的論文。如1995年11月在南京大學中文系主辦的魏晉南北朝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上，梅家玲提交的《論建安贈答詩及其在贈答傳統中的意義》探討了贈答詩的起源與成型，概括了建安作者群贈答詩的群體特色和個體特色，并且指出建安贈答詩在贈答傳統中的示范意義。洪順隆提交的《六朝詩系統論》由題材入手，提煉出分別六朝題材詩類型的九個因素，并據此將六朝詩分為抒情和敘事兩大系統十六個題材單元，從而試圖全面而新穎地把握六朝詩的詩體本質。楊承祖《從〈五君詠〉論贊賢詩組》從顏延之的《五君詠》入手分析，提出這一組詩上追《春秋》義法，在“贊賢”之外，還寓有“譏貶”。陶淵明研究也頗受重視。在這次會議上，胡楚生提交了《陶淵明詠史詩三首探微》。陳怡良認為陶淵明并非如人們想象的那樣，是一個游離于社會之外的人物。他在《陶淵明創作背景淺探》(《中華文化復興月刊》第17卷第1、2期)一文中，探討了時代環境對陶淵明創作的影響。陳怡良又作《陶淵明的家世與家庭》(《中華文化復興月刊》第17卷第8、9期)探討了陶淵明的家世和家庭對他的影響：①陶的歷代祖先，如遇衰世，往往恬淡仕途，怡然自得于家居之樂;②淵明先祖陶侃、外祖孟嘉與淵明父親之性情與稟賦，對淵明的影響極為深切，故雖用世之志未酬，然吟詠詩文，別有懷抱，仍能獨步古今;③淵明自幼秉承奉儒課讀之訓，使其學業與思想，尤能反映其“憂道不憂貧”之儒家素養，使其卓異不群之人格與自然脫俗之作品，彼此融合，因而確定了他在文學上的造詣與地位。此外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81年出版的《陶詩新論》(高大鵬著)也是一部頗有新意的著述。六朝道教與游仙詩的發展、南朝詩歌的藝術特色以及阮籍、陸機、葛洪、鮑照等作家都得到應有的重視。有邱鎮京著《阮籍詠懷詩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80版)等著作出版。同時學者們也比較注意將視野從一流作家轉到過去較少注意的二、三流作家作品上;對已有定評的大家，也有意識地轉換研究視角，運用新的研究方法，以作出新的闡釋。其中比較研究方法的使用較多，既有影響比較研究，也有平行比較研究。如呂正惠所著《杜甫與六朝詩人》(大安出版社1989年版)一書，不拘泥于從字句技巧等形式特征來考索杜甫對前代詩歌的繼承，而是從魏晉詩歌傳統入手，宏觀地把握杜詩與謝靈運、鮑照、庾信等人創作的內在聯系，也即從杜詩推溯前代詩人的特質及其在文學史上的地位等問題。此外，張蓓蓓《中古學術論略》(大安出版社1991年版)以名教、魏晉名士人格、魏晉學風、西邸文人集團等為中心，對中古時期人物風氣的形成與轉變作了多層面的觀察。藉此可以把握這一時期詩文創作的特質和內涵。林文月《中古文學論叢》(大安出版社1991年版)廣泛參閱了國外漢學的研究成果，對建安文學、西晉文學、陶淵明、謝靈運等人的詩歌創作作了頗為詳細的考察，新意迭出。姚振黎《沈約及其學術研究》(文史哲出版社1989年版)除探討《宋書》、聲律論等問題外，還對沈約的詩歌創作進行了詳細論析。這些論著或從新的視角探討了熱門論題，或是闡述了前人較少注意的話題，均很有啟發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