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詞研究·詩論著述·石室談詩

詩話著作。明趙士喆撰。趙士喆，字伯濬，明末山東掖縣人。《石室談詩》前有崇禎十六年(1643)自序，則書當成于此前。又有其弟趙士冕清順治六年(1649)序及張明弼序，則其刊行當在清初。該書上、下兩卷，計“總論二十四條”、“論各體二十一條”、“論諸家二十二條”。其持論往往折中于“后七子”和“竟陵派”之間，既推崇王世貞《藝苑巵言》及謝榛詩論，又推崇鐘惺、譚元春《詩歸》，自稱“固欲取王、謝、鐘、譚四家言為后人式”。其論詩，一方面多稱引王、謝、鐘、譚之說，從而加以闡發，另一方面又對王、謝、鐘、譚之說有所批評、修正，而于李攀龍《詩刪》則多所不滿。如此折中，自以為是“持平之論”，結果卻難免“首鼠兩端”之譏。其主要見解，一是要求去“俗”，謂“滄浪論詩有五俗，曰俗意、俗體、俗調、俗語、俗字。然而字句之俗，其病淺;格調之俗，其病深;最下則意俗也”。二是關于詩所涉議論：“王元美言：‘作詩者勿涉議論。’觀古今大家，其詩未嘗無議論也。”但“迂闊不情之議論”，或“露頭巾本色”，或“為論學繩尺”，則“墜魔境”。三是講究用事之法，以為“經史子集無非詩料”，“漢晉唐宋皆可使”。四是主張解詩應“以意逆志”，“頌其詩必知其人”，“選者、評者俱當于此著眼”，以免曲解詩意。五是稱引謝榛“想頭別”語，認為“其學別，其識別，其人別，則想不期別而別”，即主個性，貴獨到。其論宋詩，謂“有宋諸公，其氣骨在長慶、貞元之上，其學識即老杜無以過之。所以漸遠于唐者，正以其抗之使高，鑿之使深，離于風人之雅致，而又以其膽粗手滑，破壞前人之成法，而開后人之惡習為憾耳。王李諸公一概以為無足齒，似覺太過”。持論較為平允。而論明詩，謂“我明詩道，在開元以后實號中興，古體雖不及漢、魏，而勝于齊、梁、陳、隋，近體雖不及盛唐，而勝于宋、元、中、晚，正、嘉、隆慶，作者云翔，何、李、李、王，實為領袖。安得謂非當戶乎?”則不能無過譽之弊。要之，明代后期詩壇，由“七子”而至于“竟陵”，由“格調”說而至于“性靈”說，由尊唐貶宋而至于唐宋并尊，該書即為此轉變期中產物。有《東萊趙氏楹書叢刊》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