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jīng)研究·先秦:《詩經(jīng)》的應用與研究·周人用詩的文化根源

春秋時期 《詩》得到了普遍的應用，無論是朝會宴享，還是說事論理，人們都賦詩言志。清人勞孝輿《春秋詩話》說： (春秋時) “自朝會聘享以至事物細微，皆引 《詩》以證其得失焉。大而公卿大夫，以至輿臺賤卒，所有論說，皆引 《詩》以暢厥旨焉。可以誦讀而稱引者，當時止有《詩》《書》。然《傳》之所引，《易》乃僅見，《書》則十之二三。若夫《詩》，則橫口之所出，觸目之所見，沛然決江河而出之者，皆其肺腑中物，夢寐間所呻吟也。豈非《詩》之為教所以浸淫人之心志而厭飫之者，至深遠而無涯哉?”

所以會產(chǎn)生普遍用詩言志的社會現(xiàn)象，主要文化根源有四：

其一，《詩》本身的內(nèi)容與形式提供了有利條件。《詩》的內(nèi)容豐富深刻，《詩》中存在許多為用于諷諫政教、外交聘問、君臣宴饗而創(chuàng)作的詩，稍加引申移用于相應的場合是很自然的事; 《詩》中，特別是《國風》、《小雅》中存在大量運用花鳥蟲魚自然景物表情達意的詩句，這些自然景象一經(jīng)塑造出來，便具有相對獨立性，又由于其達意朦朧、寬泛、含蓄，人們可以從不同的角度感發(fā)聯(lián)想出不同的意義，“形象大于思維”，不同的感發(fā)聯(lián)想、理解詮釋遠遠大于詩人的本意。這些描寫自然景物的詩句，彈性極強，為斷章取義的用詩提供了方便的條件;《詩》是在周人禮樂文化的背景下創(chuàng)作的，《詩》中存在許多對周人禮樂觀念的精辟概括，周人自然會“引《詩》為證”說明事理。當然，更多的 “真理性”是在周人用詩的過程中逐漸附加上去的，直至漢人奉之為政治經(jīng)典; 詩為當時官方的標準話——“雅言”，各國通行，且語言精煉優(yōu)美，節(jié)奏鮮明，又可入樂歌唱，較之散文的《易》、《書》更容易記憶，更容易流傳。詩中一些名言警句被反復引用，漸漸成為人們表情達意的“成語”“恒言”。

其二，社會的需要。詩要用于祭祀宴享，不僅樂工要熟悉詩的歌詞內(nèi)容、用途分類、樂調(diào)和演奏技巧，參加祭祀宴享的人也要熟悉詩的歌詞內(nèi)容才可能領悟詩中所蘊含的莊重虔誠或恩好親善;運用他人之詩于諷諫政教，不僅獻詩人要懂得用詩之法，主文譎諫，微言相感，聽詩的人也要懂得用詩之法，才可能感發(fā)領悟溫文爾雅、委婉含蓄外層之下的言外之意。

其三，借用他人之詩于諷諫政教的“獻詩陳志”直接影響“賦詩言志”現(xiàn)象的發(fā)生，二者之間從形式到方法并沒有什么本質(zhì)的區(qū)別，都已不是創(chuàng)作，而是應用已有的詩。詩用于賦詩、言語正是從它本身固有的典禮、諷諫之用自然而然地引申出來的。

其四，禮樂文化的產(chǎn)物。春秋時期，雖然周天子大權旁落，禮樂文化也漸失當日的輝煌，但天子與禮樂的余威仍存，中原五霸仍在“挾天子以令諸侯”，諸侯之間一方面爾虞我詐，角逐爭斗; 一方面又要借助同姓兄弟的力量，故在頻繁外交的朝會宴享中仍蒙有一層“禮義”的薄紗。從這個意義上說，用詩言志也是一種歷史文化現(xiàn)象，周人的禮樂文化觀為它提供了滋長繁衍的溫床。

用詩言志在春秋時代已形成一種社會風尚，人人習詩，人人用詩。詩已成為人們表情達意的共同語言，是否能夠恰切地用詩已成為衡量人的道德倫理、文化修養(yǎng)的重要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