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研究· 魏晉南北朝:《詩經》 家學之爭,《詩經》 文學研究興起·《詩經》文學研究的興起
魏晉南北朝時期,儒家獨尊的地位發生動搖,思想界極為解放。由于擺脫了儒家正統思想的禁錮,文學思想發生重大變化,出現了 “詩緣情而綺靡”的純文學理論,文學得以脫離政治而獨立。隨著文學創作的繁榮,文學理論也得到了高度的發展,兩漢時期雖已出現對《詩經》創作藝術的評論,如漢代經師鄭玄、鄭眾對賦、比、興的解釋,王充《論衡·藝增篇》對《詩經》夸張手法的評說,但這些都是零星的片斷的,甚至帶有更多的經學味道,真正從文學角度評價《詩經》的創作藝術則始于魏晉南北朝時期。如晉代的摯虞在《文章流別論》中論及《詩經》文體及對后世影響時,解釋賦、比、興說:“賦者,敷陳之稱也。比者,喻類之言也。興者,有感之辭也。”摯虞釋興雖仍是受春秋賦詩、漢儒說詩的影響,雖仍視之為體用相兼的概念,但他已能從詩人情感感發的角度認識興,認為客觀外物觸發了詩人的情思,詩人主觀情感有感于客觀外物,這就是“興”,詩人把這種感發寫成“辭”,便是興體詩。摯虞認為興不在于是否在結構形式上的發端,也不在于是否含有喻義,而強調興“觸物感發”的特征,他把“詩緣情”的文學觀念融進了賦、比、興中,重視了情感在詩歌創作中的作用,并已涉及到詩歌創作的藝術構思。摯虞對興的解釋對后世的影響很大,興為 “觸景生情”說便源于此。
劉勰《文心雕龍》論述了 《詩經》與時代、政治的關系及對后世文學的影響,并在創作論中專章論述比、興,明確地把比、興當作表現方法來論述,劉勰說:“比者,附也; 興者,起也。附理者切類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擬議。起情故興體以立,附理故比例以生。比則畜憤以斥言,興則環譬以托諷。”( 《比興篇》) 劉勰一方面繼承儒家的正統觀念,以為比、興同是諷刺政教的方法,區別僅在于“比顯而興隱”; 一方面又注意到詩歌創作的自身規律,注意到比、興 “附理”與 “起情”的作用,能夠情志結合,把比、興借物言情的方法和政教內容聯系起來,這也許就是中國古代詩歌批評史針鋒相對的“言志”,“緣情”兩派都推崇比、興的原因。“緣情”派重視比興托物言情、委婉含蓄的藝術特征; “言志”派重視比興美刺諷諭的政教功能。劉勰在《比興篇》的贊詞中說:“詩人比興,觸物圓覽,物雖胡越,合則肝膽,擬容取心,斷辭必敢。”在《神思篇》中又說: “物以貌求,心以理應,刻鏤聲律,萌芽比興。”劉勰將比、興提高到藝術創作規律的高度來認識,豐富了比興的內涵,比、興已不僅僅是修辭方法,而是對藝術創作全過程的概括,突出了藝術反映現實、表現生活的藝術思維的特征,道出了比興方法的藝術本質。這是比興理論能為歷代詩人、文學理論家所推崇的根本原因。后世提出的形神、虛實、神韻、意境等新的概念,都是圍繞著“觸物圓覽”、“擬容取心”即主觀之情與客觀之物的關系作出的闡發,都與比興理論息息相關。從這個角度說,劉勰大大發展了比興理論,但他對賦的認識仍舊是體用不分,將表現方法與詩歌體裁,與漢大賦的藝術特征混淆一處。
鐘嶸針對“理過其辭。淡乎寡味”的形式主義文風提出了 “滋味說”,并認為賦、比、興是使作品具“滋味”的重要手段。他在《詩品序》中說:“五言居文詞之要,是眾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會于流俗,豈不以指事造形,窮情寫物,最為詳切耶!故詩有三義焉:一曰興,二曰比,三曰賦。文已盡而意有余,興也;因物喻志,比也;直書其事,寓言寫物,賦也。宏斯三義,酌而用之,干之以風力,潤之以丹彩,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是詩之至也。”鐘嶸的貢獻主要表現在:其一,擺脫儒家詩教的藩籬,側重從藝術的角度論述賦、比、興。其二,將風、雅、頌與賦、比、興區分開,單稱賦、比、興為“三義”,開創孔穎達“三體三用”說的先聲。其三,三者并重,在一定程度上糾正了重興,輕比、賦的傾向。其四,進一步豐富了興的藝術特征。他認為興是“文已盡而意有余”,是通過有限的“文”來表現無限的“意”,是將詩人的審美感受與自然客體的審美特征融為一體,通過塑造飽含詩人情感的含蓄蘊藉的藝術形象去充分調動鑒賞者的各種心理功能,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使鑒賞者在審美活動中,根據各自不同的審美趣味再度創造間接的形象來品味詩中無窮的意蘊,通過想象補充、豐富詩中的空白,從而獲得精神上的愉悅。鐘嶸所說的“興”,已不是什么具體的表現方法,而是藝術效果的審美標準;鐘嶸所說的“興”,已不單純從作者一方著眼,而且涉及到鑒賞者,注意到了審美活動中鑒賞者的主觀能動作用,這已不單純是創作論的問題,而且涉及到批評鑒賞的美學范疇。
魏晉南北朝時期對《詩經》文學的研究,將賦、比、興引入更廣泛的文學領域,使賦、比、興不再局限于對《詩經》表現方法的解釋,而是根據各自的美學理想,不斷豐富發展,運用它們闡發詩歌創作的普遍規律,促進了后世詩人、文學理論家對比、興藝術特征的研究,促進了后世詩詞曲賦的作者以及畫家自覺地運用比興方法進行創作,促進了具有民族特色的比興理論體系的形成與完成,奠定了比興理論在中國古代詩論中的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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