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詞曲論·詞論· 介存齋論詞雜著》新詩鑒賞

詞論，一卷，清周濟撰。濟見《宋四家詞選》。

周氏論詞主張凡三變，但始終以發揮常州詞派論詞宗旨為己任。此書系作者中年所作，與其晚年在《宋四家詞選》之中所揭舉的論詞主張略有差異。

全書共三十一條。前四條為總論，意在劃清兩宋界限，批評浙派詞人所尊奉的姜夔、張炎及其“清空說”。他認為南宋詞不如北宋詞，即在南宋詞中，姜、張二人也非“巨擘”。從這些評論和所尊奉對象的區別，表現出周氏論詞與浙派的不同、甚至對立。

五至七條論詞之創作。周氏主張：“初學詞求有寄托，有寄托，則表里相宣、斐然成章。”也就是說，初學填詞，起點要高，要重視“詞”這種體制的獨特性，不要泛泛而作。第二步才是考慮篇章結構、色澤音節，待到有了一定的水平，能成格調，然后“求無寄托，無寄托、則指事類情，仁者見仁，智者見智”。這種“無寄托”本質上是“有寄托”，但因不執著于某事某物某情，似乎是“無寄托”，這樣才能達到意境的“渾化”。所謂“寄托”，周氏主張應與時事相關。他說：“感慨所寄，不過盛衰;或未雨綢繆，或太息厝薪，或己溺己饑，或獨清獨醒，隨其人之性情學問境地，莫不有由衷之言。見事多，識理透，可為后人論世之資。詩有史，詞亦有史。庶幾自樹一幟矣。”周氏強調詞應該寄托與家國興亡、社會盛衰息息相關的感慨。而且這種感慨是寫作者“見事多，識理透”的產物，是作者對社會人生反復體驗和深入分析的結果。這樣的作品才具備“詞史”的資格。可見周氏所說的寄托不是簡單地對現實的“比附”，更非直接的抒寫。

本書第八條之后，泛評從唐末至南宋末年的諸家詞。他從意境創造的角度把南北宋詞的高下做了比較：“北宋詞，多就景敘情，故珠圓玉潤，四照玲瓏。”其總的風格傾向就是“言淺而意深”，詞中的景色只是隨手寫來，而深摯之情，潛動于內，所以才能“珠圓玉潤，四照玲瓏”，能夠引發讀者多方面的聯想，使得作品的意蘊非常豐富。而南宋詞，多“即事敘景”，這樣乃是挑選了與其所寫之“事”有關的景物，進行拼合編排，借以陪襯“事”和烘托“情”，這樣盡管可能做得天衣無縫，但是人工痕跡也不能完全泯滅。因此，南宋詞易于效法，因為它已經成為一種程式，只要學會了這種程式，照章去做就可以了。周濟說：“南宋有門徑，有門徑，故似深而轉淺;北宋無門徑，無門徑，故似易而實難。”

周從自己的論詞主張出發，對溫庭筠、周邦彥、辛棄疾、吳文英、王沂孫等五人評價最高。

他認為溫庭筠詞“醞釀最深，故其言不怒不懾，備剛柔之氣”。在渾厚之中又有脈絡可尋。

對于周邦彥詞，他認為周雖好用工筆勾勒，但不顯露人工的痕跡，而且是“愈鉤勒，愈渾厚”。

對于辛棄疾詞，他說：“稼軒不平之鳴，隨處輒發，有英雄語，無學問語，故往往鋒穎太露;然其才情富艷，思力果銳，南北兩朝，實無其匹。無怪流傳之廣且久也。”周氏還指出：“稼軒郁勃，故情深。”

這些評論都有一定的道理，也符合這些詞人的創作實際，這說明周濟有較高的藝術鑒賞能力，其論對于研究詞史與詞的創作都有借鑒意義。

此書本附《詞辨》而行，有清光緒間刻本傳世。

人民文學出版社于1959年由今人顧學頡校點，從《詞辨》中抽出，單獨排印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