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代詩歌總集· 唐詩鏡》新詩鑒賞

唐詩選本，五十四卷，明陸時雍選編。時雍有《古詩鏡》已著錄。

陸氏論詩推崇漢魏六朝，認為唐詩勝過六朝的只在“七古之縱，七律之整，七絕之調”。并且認為這些勝六朝也只在“氣局聲調之

間”，至于“精神材力”則是不能超過六朝的。七言如此，則五言更不必說了。他舉唐代很發達的五律與六朝尚處濫觴階段的五律相比較說“相去遠矣”(指唐詩比起六朝詩是差得太多了)，“聲不逮韻，色不逮麗，神不逮晬，情不逮深，雖沈宋綺思，僅當梁陳之中駟耳”。并進一步說：“至五言古詩，其道在神情之妙，不可以力雄，不可以材騁，不可以思得，不可以意致。雖李杜挽古風而李病于浮，杜苦于刻，以追陶謝之未能，況漢魏乎?”由此可知陸氏標榜“興象”、“神韻”而流于神秘，希望詩歌中的格律聲色，神理氣味都以極簡約的形式表現出來，所以他對唐代詩歌中描寫、鋪敘手法的進步就看不順眼。雖然，在此書中唐代的名篇佳作多已入選，但在評價這些作品時往往不夠公正。如評杜甫《石壕吏》時，他用以和王粲《七哀》相比，言王粲之悲不減于杜，但王詩“聲色不動，吐納自如”，而杜諸作則“椎胸頓足，唾涕俱來，此古今人所不相及也”。他不懂得抒情的深刻往往借助對現實生活的深入描寫來實現，五言詩初產生時經驗少，描寫手段也較缺乏，鋪敘技巧尚不發達;如果把此時的五言詩看做是五言詩的最高標準，以后五言詩的水平高低都要以此來衡量，這顯然是不妥當的。如唐代詩人杜甫把“賦”的手法運用到五言詩中，使得五言詩無事不可寫，無情不可抒。像《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北征》《壯游》“三吏”“三別”等作品，一空古今，不要說王粲，就是曹植、陶潛、蔡文姬也無法望其項背。當然抬高魏晉、六朝五言詩，貶低唐代和唐代以后五言詩不止陸時雍一個人持此意見，稍后的王夫之、清末王闿運都持此觀點，在評論界有一定的影響。有的文體在其產生時期就興盛起來并達到了最高水平，以后的作者如何努力都很難達到這個水平，例如四言詩(《詩經》)、楚辭(屈原的《離騷》)、西方的希臘神話等等，但這些仍屬于少數，大多數文體是有個發展成熟過程的。此書與《古詩鏡》是充分表現陸氏詩學觀點的選本。

有明刻本，常見者有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