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文集·文選

中國現存最早的一部詩文選集。因其主編蕭統 (501-531) 死后被謚為昭明太子，故又稱《昭明文選》。《文選》所錄，上至先秦 (托名為子夏的 《毛詩序》)，下迄當代 (南朝梁)，唯不錄生人，是當時最完備的詩文總集。古代一些作品得以流傳下來，就是借了 《文選》的光。蕭統生活的時代，是傳統文學觀念發生巨大變化的時代，人們更加注意“文章” 的藝術性，講究情思和文采，即將文學視為語言的藝術。《文選》所謂 “文”，就是指語言的藝術，用蕭統在 《文選序》 中的話說，就是 “綜輯辭采” 與“錯比文華”，就是 “事出于沉思，義歸乎翰藻”。根據這一標準，《文選》所錄為詩、賦以及富有文采而又獨立成篇的文章 (包括史書中有相對獨立性的 “論贊”)，而將經、史、子排除在外，其理由是： 六經既經孔子刪定，后人豈可再加 “芟夷剪截”; 諸子 “以立意為宗，不以能文為本”;史書“繁博”，而且旨在 “褒貶是非，紀別異同”，與所謂 “篇章” 有別。這種區分，似乎令人莫名其妙，如 《莊子》歷來以想象豐富(沉思)、詞采瑰麗 (翰藻) 著稱，即使按照蕭統的標準，也應該屬于典型的 “文”。如果說 《莊子》是“以立意為宗”，不是純文學，那么 《文選》 中所選錄的詔、冊、令、檄、表、誄、碑文、行狀等應用文，就更不是純文學了。其實，《文選》 所錄之 “文”，不但要 “事出于沉思，義歸乎翰藻”，而且要能獨立成篇，這就是 《文選》不收錄經、史、子之文的根本原因。后代有些學者認為蕭統是將經史子排除在 “文” 之外，這純屬誤解。《文選》是分類編排的，大類分為賦、詩、騷、七、詔、冊、令、教、文、表、上書、啟、 彈事、箋、奏記、 書、 檄、對問、設論、辭、序、頌、贊、符命、史論、史述贊、論、連珠、箴、銘、誄、哀、碑文、墓志、行狀、吊文、祭文等三十七種文體，賦、詩下又根據內容分為若干門，如賦下分為京都、郊祀、耕籍、畋獵、紀行、游覽、宮殿、江海、物色、鳥獸、志、哀傷、論文、音樂、情等十五門，詩下分為補亡、述德、勸勵、獻詩、公宴、祖餞、詠史、百一、游仙、招隱、反招隱、游覽、詠懷、哀傷、贈答、行旅、軍戎、郊廟、樂府、挽歌、雜歌、雜詩、雜擬等二十三門。這種分門別類今天看來也許非常繁瑣，毫無必要，但在當時，卻非常有用，因為《文選》 的目的，就是為讀者提供作文的范本，這樣細致的分類編排，無疑給讀者提供了方便。因此，它一問世，便風行開來。唐宋時代，以詩賦取士，《文選》成為士子的必讀書，甚至有 “ 《文選》 爛，秀才半” 的諺語。據《隋書·經籍志》記載，自晉代至隋，出現過二百四十九種類似的選本，如摯虞的 《文章流別集》、李充的 《翰林論》、劉義慶的 《集林》等，但只有 《文選》 流傳至今。有趣的是，研究注釋 《文選》也成為專門之學，名曰 “選學”，這在古代是絕無僅有的現象。其中最著名的 “選學” 專家是唐高宗時代的李善，這位號稱“書簏”的博學之士，引用了近一千七百部古書，來注釋 《文選》 的語源和典故。這是后代選學家津津樂道的權威注釋。如果說 《文選》曾經對傳統文學發生過深遠影響，那么李善的 《文選注》 對傳統學術所產生的影響，也是不可低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