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洞天》小說簡介|劇情介紹|鑒賞

《八洞天》 作者署名 “五色石主人”。據研究者考定，即徐述夔。徐述夔生卒年不詳。原名賡雅，字孝文。江蘇東臺縣栟茶人。乾隆三年 (1738) 舉人。他生活的年代，首尾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他是一個具有反清復明思想的知識分子，著有 《學庸講義》、《論語摘要》、《一柱樓詩》 和小說 《五色石》、《八洞天》 等。乾隆四十三年(1778) 《一柱樓詩》 案發生，在這場驚震朝野的文字獄大案中，這位死后約十五年的徐述夔以及已故的兒子，遭到剖棺戮尸的懲罰，他的孫子徐食田、徐食書等都被處死，株連許多人，他的著作也被列入禁書。所以關于《八洞天》，國內幾無流行。值得慶幸的是，早在1784年以前此書已傳入日本，日人秋水園主人編著的 《小說字匯》 附錄 《援引書目》 中已著錄此書。1931年孫楷第先生訪日時得見此書，著錄于他的 《日本東京所見中國小說書目》和 《中國通俗小說書目》 中，直到80年代才從日本內閣文庫拍攝原書照片，由陳翔華、蕭欣橋點校，書目文獻出版社1985年出版，才使海內學者一睹廬山真面目。



《八洞天》凡八卷，每卷都是獨立的短篇小說。據作者在《序言》中說，人世間事“不克如人愿者”太多，希望有一個“快人心者”的理想世界，這就是作者幻想中的“別一洞天”。作者“廣搜幽覽，取桯史之缺于紀、野乘之缺載者，集其克如人愿之逸事，凡八則，而名之曰《八洞天》云。”這就是書名的由來。

《八洞天》中八個故事，各自獨立，沒有任何人物和故事情節相關聯，而且作者聲稱是歷史故事，卻無史實可以稽考，實際是打著歷史故事為幌子，用前朝的口吻，反映當代的社會生活內容。從作者生活的時代看，這正是迫于文網密布、冤獄迭起，不得不采用的隱晦之法。八篇小說有一個共同的傾向，那就是從不同的側面，揭示清代社會的 “不克如人意”的黑暗和橫蠻，表露了作者一定的憤懣和企圖以儒家的倫理道德觀念匡正時弊的善良愿望。因而作者擺脫不了空洞的說教，他用以揭露和批判社會的武器是那樣破舊不堪，批判和揭露的力量是那樣蒼白無力。這好象是在老虎頭上撲蒼蠅一樣，無傷于老虎，卻引起了老虎的震怒。作者《一柱樓詩》 中有 《詠正德懷》詩，其中有兩句 “大明天子重相見，且把壺兒 (諧音“胡兒”)擱半邊”; 《鶴立雞群》詩又有“明朝期振翮，一舉去清都” 句。經阿桂等奏報朝廷，經乾隆皇帝弘歷欽定 “顯有欲興明朝、去本朝之意”，這就構成有名的《一柱樓詩》案。對照《八洞天》中“私題反詩” 的情節，確實可以反證作者在政治思想上與清朝廷的離異性。在這樣的政治背景下，分析這部短篇小說集，與其肯定其形象揭示當時社會的 “不克如人意”的藝術力量，不如充分肯定作為政治思想史、特別是文網迫害史的歷史佐證作用。

現在就讓我們從第七卷《勸匪躬 忠格天幻出男人乳，義感神夢賜內宮須》談起。

這篇小說描寫金代書生李真“不求聞達，隱居在家”，因為寫了《哀南人》、《悼南人》 兩首詩，被米家石誣為 “私題反詩”，被砍頭，沒收財產，其妻被迫自殺，剛剛出生兩個月的兒子生哥被男仆王保攜奔他鄉。這作為引子，為以后的故事發展奠定了基礎。

高爾基說過：“最難的是開始，就是第一句話，如同在音樂上一樣，全曲的音調都是它給予的，平常得好久的去尋找它。”(見《蘇聯作家談創作經驗》)既然作者有感于當時的人們，把“忠義的念頭都放冷了”，抓住“忠肝義膽、感格天神”這個音符，那么，我們就有必要首先辨析一下作者所說的 “忠義”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我們認為任何政治倫理道德的觀念，不能孤立地、抽象地討論，一定要放在具體的歷史環境中才能明白它的真實含義。《勸匪躬》中的李真的所謂“反詩”，不過是對過去朝代的依戀，對過去朝廷中的奸臣發泄一些痛恨，所謂“恨殺奸回誤人國”而已。以往人們談起“反詩”，首先，常常把政治思想上的念舊和對現實的不滿，和政治上、軍事上的顛覆行動混為一談。作者于此也不例外。其次，忽略了對前朝淪亡的社會原因分析，特別是把末代帝王統治的腐朽性置于一旁，一味強調正統王位繼承，因而充滿愚忠愚義的迂論。第三，更忽視新興朝代在緩解社會矛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上的積極作用。這樣，“反詩”所“反”的社會基礎是什么，“反”的方向對不對，就成為問題了。這樣的問題不解決，第一個音符就會失去力度。《勸匪躬》就是屬于這樣的情況。

在 “忠義”概念很模糊的情況下，作者為編織故事，不得不采用荒唐的“奇奇怪怪的報應” 的手法。

王保和生哥都改扮成女裝，變名換姓，以母女相稱。白天乞討村頭，夜間避宿破廟，在仙人幫助之下，不但沒有破綻，而且堅持十七年。小說還描寫了另兩位改名換姓的變性人，一個是諫議大夫廉國光的女兒冶娘，因其父“直言忤旨，身被刑戮，家產籍沒”，十三歲的姑娘為逃避入宮為奴，不得不改扮男裝;太監顏權心地慈善，“矯旨將眾女給還民間”，“微服遁走”，也在仙人幫助之下，嘴上長出三綹須髯。這種男扮女、女扮男的荒唐事，正是乾坤顛倒的反映，是對封建專制制度下黑暗而嚴酷的非人的統治的血淚控訴。從小說對這四個非人生活的描繪看，似乎帶有一些滑稽的喜劇色彩。魯迅曾經深刻地指出：“喜劇將那無價值的撕破給人看” ( 《再論雷峰塔的倒掉》)。《勸匪躬》中的改性的人無獨有偶，鼎足而三，表面上可以贏得讀者的笑聲，實際上正是通過這樣的笑聲，把非人的面紗揭去，將封建專制的黑暗殘酷暴露無遺。

推進這篇小說故事情節發展的關節有兩個，一個是 “皂袍麻屐，手持羽扇”的道人，他“徐步而來”，飄然而去，以 “超人”的仙法解救非人的現實中的人。這近乎神話故事。是的，這誠如毛澤東所指出的那樣： “神話中所說的矛盾的互相變化，乃是無數復雜的現實矛盾的互相變化對于人們所引起的一種幼稚的、想象的、主觀幻想的變化。”(《矛盾論》)這篇小說中出現的道人也可以這樣看。這是作者“幼稚的、想象的、主觀幻想”，是一種超越現實的抗爭和獲勝的象征。這是我國傳統小說和戲劇的慣用手法。以這樣的手法來推動故事情節的發展，力量當然是不足的。如果說這篇的開頭，即全曲的第一個音符，力度并不很高，那么，小說情節的發展即樂曲的第一、第二樂章，音域也不廣寬，旋律又不齊整，滑音過多，這就使讀者產生一種浮滑的感覺。

推進小說情節發展的另一個關節，是作者采用時空突轉，象樂曲中的跳音一樣，彈指之間，物換星移，變成了另一個世界： “正嘆詫間，家人傳稟說：‘報人在外，報老爺原官起用了。’ 原來此時海陵王因御駕南征，中途遇害。丞相業厄虎護駕在彼，亦為亂軍所殺。朝中更立世宗為帝。這朝人主極是賢明，凡前日觸忤了海陵王、業厄虎被殺的官員，盡皆恤贈，錄其后人; 其余被黜被逐的，都起復原官。”這樣，變性的人就順理成章地再變過來，成了正常的人。

作為尾聲，生哥又建立功勛，“升為中書右丞兼樞密副使”，成為一個貴人。

小說的情節發展脈絡是從變性人到正常人到貴人; 音樂的旋律是從變調到滑音，到跳音，再轉入正常。也可以說是從荒誕的喜劇轉入正劇的喜劇。

這篇小說中的反面人物，作者未做過多的描寫，但下場一一都有交代。所以，能夠環環相扣，吸引讀者一口氣讀下去。讀到最后，作者寫道：

“看官聽說： 人若存了一片忠心，一團義氣，不愁天不佐助，神不效靈。試看奴仆、宦豎尚然如此，何況士大夫?《易》曰： ‘王臣蹇蹇，匪躬之故。”所以這段話文，名曰《勸匪躬》。”

小說所引《易》上的這兩句話，出自《易經》蹇卦。“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譯為現代漢語，大意是“王室和臣子都遇到艱險，不要以身之故，而不去援助皇帝。”作者以《勸匪躬》為題，顯然是為了宣揚封建忠義。作者將這篇小說的主題思想全部納入儒家的經典之中。

《八洞天》中的其他七篇小說也都是以儒家經典為主題思想并命名的。第一篇 《補陔缺》，是作者有感于《詩經·南陔》失傳，而據《詩序》說“《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就編撰了孝子魯惠的故事，題目也就叫 《補陔缺》; 第二篇是作者據“莫教兒女衣蘆花”，描述繼母與前妻之子關系，故名 《反蘆花》; 第三篇宣揚 “自古糟糠合到頭”，寫夫妻關系，名為《培連理》; 第四篇又據《詩經·小雅·常棣》中的詩句“鹡鸰在原，兄弟急難”，描寫兄弟關系，名為《續在原》;第五篇寫朋友關系，“奉勸世人切莫以富欺貧，以貴欺賤”，名為《正交情》;第六篇宣揚“孝子自當有良嗣”，“奉勸世人，為仁人孝子，便是做樣與兒孫看，即所以教訓子孫也。”名為《明家訓》;第八篇是“笑殺貪人夢未醒”，因果報應一一展現，名為《醉敗類》。可以看出，作者是以明理為創作指導思想和歸宿的。每一篇小說的開頭有一篇道理，結束又有一篇道理，似乎小說只是為說理服務的。小說創作不以人物為核心，更不以人物性格為核心，必然影響人物的塑造。這是小說創作中的一大忌。早于作者的小說批評家金圣嘆，早就指出： 小說創作“無非為他把一百八人性格都寫出來”(《讀第五才子書法》)。外國經典文藝批評家也曾經指出過，要寫 “這一個”，要寫“熟悉的陌生”，反對“作者先從理論上研究某個時代，為自己總結出這個時代的某些原則，……然后設計與此相適應的人物……并將他們當作這些原則的體現者。”外國作品是這樣，中國古代作品也是這樣。象《八洞天》這樣的作品，是缺乏藝術的感人的魅力的。

但是，我們不得不佩服作者編織故事的本領，他在故事情節的復雜性上可謂是苦心經營，造詣獨異。大概作者明白，他的作品是他的倫理道德觀念的體現，為避免空洞無味的說教，又未能把握塑造藝術形象個性化的高超技藝，要使讀者讀下去，他不能不借助情節，制造一個接一個波浪，一波未平，又起一浪，波浪起伏，連綿不斷，從而產生了吸引讀者的力量。這在《補南陔》這篇小說中體現最為鮮明。

《補南陔》一開始就假托宋仁宗時代，河北貝州城魯翔二十九歲中進士，娶妾楚娘，懷孕在身; 原配石氏，生子魯惠，已十二歲。朝廷授魯翔廣西賓州上林縣知縣。他辭別妻妾，只帶兩個家人去上任。不料途中遇賊兵，主仆失散，誤傳魯翔被賊兵殺死。這個簡單的開頭，生出兩個枝叉，為故事情節的發展提供曲折復雜的土壤。

第一個枝叉是妻妾不睦，原配石氏欺逼楚娘，楚娘所生的兒子魯意，襁褓中生痘死去，卻未見劉二埋葬，又丟下一穴，為未來故事發展埋下伏筆。楚娘在極為悲痛的情況下，在魯惠的解勸下，出家為尼。這是故事情節發展的第二個波浪。

第二個枝叉是得悉魯翔客死他鄉，魯惠去奔喪，被團練使昌期收養并招贅為婿，這是故事性發展的第三個波浪。

五年后，魯翔復出，原來當日所傳“噩耗”，是家人為了魯翔的安全而改換衣裝，被賊兵殺死的。魯惠認出父親魯翔，父子團聚，回家省親。這是故事情節發展的第五個波浪。

不料河北貝州城又遭賊兵滋擾，石氏避難，為削發為尼的楚娘所收養。這是第六個波浪。

魯翔、魯惠和月仙與石氏、楚娘團聚。楚娘思念襁褓中死去的魯意，取出“半條鳳裙”，睹物思兒，傷心落淚。魯惠的妻子月仙說她也有“半條鳳裙”，這又引出魯意未死的一節補敘。這構成第七個波浪。

魯意未死，被劉二買給昌期收養，是月仙的弟弟。“嫂子就是姐姐，親外加親; 姊丈竟是哥哥，戚上添戚。”這是第八個波浪。

魯昌二家，各攜家赴任，皆大歡喜。這是尾聲，是第九個波浪。

從以上情節的剖析中，我們可以發現作者編織故事的本領確實是很高強的，雖然其中不乏故意雕鑿的痕跡，但作者為吸引讀者的這種努力，不能不引起研究者的注意。

然而對照題目 《補南陔》，我們不能不實事求是地指出，故事情節的設置，并未突出魯惠、魯意的主線，有關描寫并不有力，這是我國古代話本情節結構的一個通病，《補南陔》也未能例外。

在欣賞《八洞天》時，從歷史的角度加以考察，還有兩點認識值得探索和思考：

一是作者為各篇小說的命名，頗異于傳統。如《補南陔 收父骨千里遇生父，裹兒尸七年逢活兒》。可以看出，前三字是作者的創造，有一些儒學的味道;后兩句則保留了章回體的痕跡。這說明作者有一定的創作嘗試的勇氣。僅管這種嘗試不算成功，但作為歷史現象來考察，作者希望通過點滴的努力來推進小說創作的意圖，還是值得肯定的。

二是插入“詩贊”的旁白文字，作者沒有擯棄，而是稍加改良，既有舊體詩詞，如“眸凝秋水，黛點春山。湘裙下覆一雙小小金蓮，羅袖邊露對纖纖玉筍。端詳舉止，素稟郝法鐘儀; 伶俐心情，兼具林風閨秀。若教玩月，仿佛見嫦娥有雙;試使凌波，真個是洛神再世。”典雅古奧;又有“起他一個號，刻他一部稿，坐他一乘轎，討他一個小。”(俱見《補南陔》)俚詞俗語，格調很不統一。這些旁白詩贊，既中斷了故事情節的發展，又降低了作品的思想價值，是很不足取的，是創作上的敗筆。這些旁白詩贊，和前代小說《三言二拍》比較，是一個退步，和稍早十多年的蒲松齡的 《聊齋志異》 比較，也是一個退步。這說明小說發展歷史的迂回曲折。和任何事物的發展規律一樣，沒有迂回就沒有前進，事物總是在曲折中前進的;結構的變革是事物內部變化的一個重要部分，作為小說結構模式的改變，這個時候條件還不成熟。

總之，我們對于《八洞天》 的評價不是很高。這幾篇小說不是出類拔萃的作品。

問題正在這里，這樣一般化的作品為什么受到查禁呢?這就和乾隆時代的文字獄有密切的關系了。《一柱樓詩》案震驚朝野，作者已經死了十五年，還要掘墳剖棺，把已經腐爛掉的尸體拖出來，戮尸受刑。這在18世紀中葉的人類文明史上是罕見的。戮尸是做給活人看的。這樣慘絕人寰的野蠻暴舉的目的，是要震懾活著的知識分子，要他們老老實實，不準有一星半點有礙大清帝業的思想，否則就會像徐述夔一樣被戮尸示眾。由人及書，徐述夔的著作也就被禁了。被禁的東西拿出來曝光，絲毫不能證明乾隆弘歷的皇恩浩蕩，卻反而使一部并不高明的著作占據一定的歷史席位。所以，從中國政治思想史的角度說，通過《八洞天》的閱讀，可以進一步證實封建專制制度的野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