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學·學說·中體西用

近代洋務派富國強兵的基本理論。原文是： “中學為體，西學為用。” 又作： “舊學為體，新學為用。” 體用是中國傳統的哲學范疇，體指主體、本體或實體，是形而上之道; 用指作用、功用或效用，是形而下之器。在這一具體命題中，“中學” (舊學) 指中國固有的傳統文化，就是儒教 (綱常名教) 及其文化價值系統，“體” 則指基本原則;“西學” (新學) 指西方的聲光電化等實用的科學技術以及政治法律、商務知識等，“用” 則指具體功用。早在1861年，具有改良思想的儒家學者馮桂芬就提出 “以中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 的主張，他所謂 “諸國富強之術”，不僅指西方的科學技術，也包括西方的經濟、法律、政治、文化、教育等。這是 “中體西用” 思想最早的表述，在早期改良派中產生了相當影響，逐漸形成一種思潮。1895年，即中日甲午戰爭的翌年，沈毓桂以沈壽康之名，在 《萬國公報》 (基督教會在上海創辦的報紙) 上發表《匡時策》一文，其中有言： “中西學問，本自互有得失。為華人計，宜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這是 “中體西用” 一語的最早出處。次年8月，大學士孫家鼐在開辦京師大學堂 (北京大學前身)的奏折中也說： “今中國創立京師大學堂，自應以中學為主，西學為輔; 中學為體，西學為用。”1898年，光緒皇帝宣布變法，在其 《定國是詔》 中稱： 各大小官員，務必以中國圣賢之學作為根本，兼而博采西學中切時務的東西，以成為通達濟變之才。將“中體西用” 的思想路線昭示全國。同年，洋務派首領張之洞發表《勸學篇》，以 “舊學為體，新學為用” 為基調，系統闡發了“中體西用” 的思想路線及其具體措施，被視為 “中體西用” 思想的集大成，以致一般人甚至誤以為張之洞是 “中體西用” 一語的發明者。到了世紀之交，“中體西用”事實上已經成為時代思潮，甚至成為清政府推行 “新政” 的基本方針。“中體西用” 是中國近代政治精英所設計的強國圖存之路，這實際上是當時的儒家知識分子面對西方文化挑戰所能作出的最佳選擇。西方科學技術、政治文化先進，這是中國人親眼目睹的事實; 但中華民族的命脈寄于華夏固有的文化價值系統 (儒教)，這又是中國數千年歷史所昭示的真理。中國文化既要圖延續，又要謀發展，找不到比這更適合中國國情的方案。而且，華夏民族數千年的發展史，就是以固有的價值觀念為本，不斷融合吸收其它文化的歷史。有人以 “中體西用” 為排斥西方文化，但事實上，任何非西方的國家民族都不可能全盤接受西方的價值觀念( “全盤西化” 只是少數學者的空想)。堅持 “中學為體”，更多的是民族主義的表現，而民族主義不能簡單地歸為先進或落后、革新與保守。但由于種種原因，這一路線卻并未能使滿清王朝起死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