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速則不達，沒有時間的積累，任何東西都是不成熟的，所以現在人急功近利，東西來得快，去得也快。誠然，時間一去不返，就在于我們的把握。

從一般意義上講，時間是物質存在的“持續”屬性，空間是物質存在的“廣延”屬性。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在時間與空間中進行和發展。例如，中國有十幾億人口，那么其中兩個人相遇的概率非常之小，幾近于零。那么，兩個人認識了，這是什么？這是緣，緣就是條件，佛家有句話是“五百年修得同船渡”，它說的是以時間贏得空間。毛澤東的《論持久戰》，也是講以時間贏取空間。吳冠中在他的《風景寫生回憶》中，對生命運程在于把握時空有一段精彩的描述，他寫道：“1972年，我第一次路過桂林，匆忙中趕公共汽車到蘆笛去看看。汽車里人擠極了，沒座位倒無所謂，但我被包圍在人堆里，看不見窗外的景色，真著急。我努力掙扎著從別人的腋下伸出腦袋去看窗外的秀麗風光，勉強在縫隙中觀賞甲天下之山色。一瞬間我看到了微雨中山色，山腳下一帶秋林，林間白屋隱現，是僻靜的小山村，賞心悅目誰家院？難忘的美好印象，我沒有愛上蘆笛巖，卻不能忘懷于這個紅葉叢中的山村。翌晨，我借了一輛自行車，背著油畫箱，一路去尋找我思戀了一夜的對象。大致的地點倒是找到了，就是不見了我的對象，于是又來回反復找，還是不見伊人！山還在，但不太像昨天的模樣了，它一夜間胖了？瘦了？村和林也并不依偎著山麓，村和林之間也并不是那樣掩映襯托得有韻味啊！是速度，是汽車的速度將本處于不同位置的山、村和林綜合起來，組成了引人入勝的畫境，速度啟示了畫家！”

我們做任何事情都要考慮到因緣，佛家有一句話：“智者畏因，愚人畏果。”對任何事物都要溯本追源，想問題、做事情要隨緣，隨緣就很順，因為條件具備，干起來才會得心應手。因此凡事應順其自然，不能攀緣。攀緣就是條件不具備，去強求硬做，盡管非常努力，三更燈火五更雞，卻很難得到結果。所以我們在工作生活中，應當秉持這樣一個理念：看破放下，一切隨緣。這樣的生活就會快樂。一粒種子要開花結果，必須要有陽光、空氣、土壤、水分，這些都是空間的條件，春華秋實講的是時間。現在大家廣泛關注的食品安全問題，就是企業片面追求利潤最大化而產生的。豬、雞、鴨，該一年出欄的，幾個月就出欄，甚至幾個星期出欄。欲速則不達，沒有時間的積累，任何東西都是不成熟的。所以現在人急功近利，東西來得快，去得也快。誠然，時間一去不返，就在于我們的把握。當年孔老夫子感嘆：“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這是精神的努力。在1958年“大躍進”的時候有一個口號“一天等于二十年”，這是忽視時間積累的極端。但是在戰略上，作為我們人類精神的追求，應當只爭朝夕。

有這樣一個故事：一位隱士住在山中，他很勤勞，每年春天，臺階上的野草剛探出頭便被他除掉了。一天，隱士決定出遠門，叫了一位朋友幫他看護庭院。這位朋友相反卻很懶，從不修剪臺階上的野草，任其自由瘋長。暮夏時，一株野草開花了，五瓣的小花氤氳著一陣陣的幽香，花形如林地里的那些蘭花一樣，不同的是花邊呈蠟黃色。這位朋友懷疑它也是蘭花中的一種，于是便請教一位研究植物的專家。專家仔細地觀察了一陣，興奮地說：“這是蘭花的一個稀有品種，許多人窮盡了一生都很難找到它，如果在城市的花市上，這種臘蘭的單株價至少是一萬元。”“臘蘭？”這位朋友驚呆了。而當那位隱士知道這個結果時，更是愕然。他感慨地說：“其實那株臘蘭每年春天都會破土而出，只不過它剛發芽就被我拔掉了。要是我能耐心地等待它開花，那么幾年前就能發現它的價值了。”

這是個小小的故事，給人的啟發卻很深刻。要給每一株野草開花的時間，同時也要給每一個人成長的空間，施展才華的機會。機會也是一種緣分，一種時空轉化，一切都在時空中。如果換一個朋友，他沒有這種好奇心，也就不會找人來辨別，同樣也不會知道它的價值。

在中華文化的時空觀中，卯、午、酉、子四時又可代表東、西、南、北四方，因東、西、南、北正是上述四個時辰太陽所居方位：卯時日東升，酉時日西沉，午時日正南，子時日正北。十二地支配二十八星宿，既表示時間季節，又顯示空間方位，把時辰觀念與星宿空間觀念相對應，有深刻的道理，體現了時間和空間的統一。“無壽者相”是對時間的超越。對時間的把握是一種感覺，是一種精神。我講學幾十年，每次演講三個小時、一個小時、半個小時，只要主持人告訴我，我就能把握，我從來不看表，誤差不超過五分鐘。我們就說生活中的小事例，比如燒一壺水，燒水過程中，我們轉移注意力做其他事情，不想水開，水很快就開了；當我們來客人時，暖瓶沒有水，等著水開，那時覺得時間太漫長了，越想讓它開，它越不開。在人生當中，許多事情也像燒水一樣，都在我們的心態。所謂的運程是什么？就像燒一壺水，只要有火，你燒它到一定時間，水肯定會開。但是你燒了一會兒停了，再燒，再停，時間再長，它也不會開。至于沒有燃料了，沒有電了，這是例外，是偶然，但這也是一個運。運既有偶然也有必然，大道之行是一種必然，所以人生要選擇一種正業。什么叫正業？能利益社會、利益大家的事情叫正業。什么叫邪業、惡業？損人利己，甚至損人也不利己，這就是邪業、惡業。我們做正業的時候，時空可以改變，比如說一個人八十歲，他的精神、他的內在把握是二十歲，他精神的時間感便超越了空間感。反之，一個人二十歲，他從事的是邪業、惡業，他便會老氣橫秋，走上毀滅之途。

“恒順眾生，隨喜功德。”在市場競爭和廣告宣傳中，有些企業總是把自己的產品說得最好，而貶低對手的產品。這種手段容易激化矛盾，甚至引火燒身，對于競爭雙方都不利。聰明的做法是巧妙地回避對手，讓事實說話。美國百事可樂公司在廣告宣傳中就很注重這一點。例如，該公司經常在鬧市區拿出十幾種被遮蔽了商標的飲料，讓過往客人免費品嘗，并讓飲客指出哪一種味道好。當有人品嘗后說百事可樂好時，他們便把商標亮出來。這種特殊的示范宣傳使百事可樂成為美國僅次于可口可樂的第二大飲料品牌。

《金剛經》中講：“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三心不可得，告訴我們想問題做事情要得到最佳的結果，就要無念而念，在時空中把握生命運程。無念而念，用我們今天的話說即是直觀。直觀是一種狀態，是一種不用思考的狀態，孔子說“游于藝”，也是一種無念的狀態。所謂無念，還是我們不要分別和執著，還是我們要有一顆清凈心。運動員在比賽中，如果太執著于成績，就很難取得好成績；往往思想放得開，不把成績放在心上的運動員，才能取得好成績。無念，就是做事情要把榮辱得失之心放下。事情往往就是這樣，“有心栽花花不開，無心插柳柳成蔭”。太把一件事情當成事情來做，事情反而很難做好。還是一句老話，“凡事欲迎還拒”，迎就是有念。我在學書法、練字的時候就有體驗，給別人寫字，自己太想寫好了，越想寫好越寫不好；有時候閑來幾筆，卻寫了好字。王羲之的《蘭亭序》，就是處于無念狀態的杰作，以后再想寫這種狀態，因為他有念了，就寫不出這種狀態的字了。

我們做事情重要的是快樂，快樂就要有一種心情。我們在工作生活中，不要過分追求圓滿，人生本來就是有缺憾的。做了就做了，過去就過去了，不要總生活在過去中，要隨時關身后的門。有一個企業的領導，他始終在追求完美，做完了一件事，他不就此畫上句號，而總是在琢磨。追求完美，從理論上說是對的，但在實踐中說，它卻是錯誤的，也是一種不健康的心態，這種心態對自己來說是一種折磨。

《金剛經》中有一理念，叫“無有定法”。它告訴我們，面對大千世界，人的思想是千變萬化的，所以我們做事情，要制定一項政策，設計一種方法，也沒有固定不變的模式，主要在于一種時空的把握。日本的資本主義就是一個獨特的模式，就像一位日本學者所說的那樣：

今天，人們一致認為，日本經濟屬于整個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具有最顯著的變化能力，但卻很難承認，日本工業機器的這種十分巨大的靈活性不是由于“市場法則”的放任作用。實際上，正是因為它是以獨特的方式組織起來的，日本資本主義才能部分地補救市場經濟的那種缺點，即根本沒有辦法確定一個復雜經濟在變動的環境中運轉所不可缺少的了解情況和作決定的方法。這種組織的積極性在于匯集情報和作出指揮日本工業發展決定的一整套“中間結構”的龐大規模。這些中間結構一方面包括嚴格意義上的中間人，他們構成六大財團的中心，另一方面它包括這些財團中的幾十家特大的工業企業，這些企業在市場與屬于這些財團的加工企業網之間充當中間人。這是機構的作用，目前同中央政府的作用聯系在一起，中央政府通過干預、迫使非集中的單位考慮那些，它們不能有別的看法的連貫性或了解情況的限制。

研究會從建會至今走過了幾十年，隊伍一步步壯大。這么多年，其實也造就了一批人。研究會也是一個學校，在這里，有很多經驗值得總結。我常說的一句話是，干任何事業，一年容易，十年八年容易，幾十年堅持下來就不容易了。研究會能夠堅持下來，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重效率重結果，就是會長總能迅速地作出決斷。研究會的經營和管理不需要研究，它需要高度集中。其實研究會是社會團體，會長也不是什么權力的象征，他只是行使大家所信賴的一種職責，效率在于馬上決斷，這個決斷也集中了大家的智慧。同時還有很重要的一點，就是決斷者本人沒有私心雜念，這樣他的決斷才是客觀正確的。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西方思想潮水般涌入。作為中華文化的傳承者，我們對西方文化必須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注重將中西文化進行合理整合，與時俱進。比如說，謙虛，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是一種優良的品德，而在西方看來，只有真實地表達自己、坦誠相待才是美德。我們現在說的謙虛，就融入了西方的坦誠，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沒有隱晦，只有真實。德國哲學家、社會學家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強調“冒險、開拓、創新”，它既是西方的國家精神，也是西方的企業精神，更是西方的個人精神，這種觀念融入我的工作生活中，讓我受益無窮。西方價值觀中有好的，當然也有不好的，比如說征服自然，就是一種自取滅亡之道。再比如說，它那種瘋狂消費的價值觀，被金融危機擊得粉碎，這些都給“西方的月亮比東方的圓”的論調打了一記響亮的耳光。因此這一切都需要我們辨別，不能一成不變。在我們的現實中，比如說對孩子的教育，是自由開放好，還是講規矩講秩序好，這又是一個不能一概而論的問題，它需要現實結果來證明。自由主義泛濫，導致打爹罵娘，目無師長，此類行為屢見不鮮，西方的所謂民主自由，是一切以自己利益至上，不惜損害他人利益的自由，對于這一點，就連西方的有識之士也看到它是社會亂象之源。當年美國總統卡特在電視演講中曾大聲疾呼：“美國正走到歷史的十字路口。一條路是我今晚所警告的路：走向支離破碎和自私。在這條路上有一塊錯誤的路牌說，‘自由’就是有權損人利己。這是一條為蠅頭私利而紛爭不已，終至大亂而無法前進的道路。這注定是失敗之途。”而東方社會的講規矩講秩序，過于制度化，又使孩子缺乏冒險與創新精神。因此，法無定法，一切在于適當取舍。中國的國情決定了我們不能照搬西方的價值觀，民主的一個基礎前提是人民素質的提高，如果沒有這個基礎和前提，一切都會適得其反。

所以，任何事情在時空中都是特定的。丁肇中的事例也能給我們啟發。那是20世紀60年代，他在研究室做實驗，連續進行了一個月，這段時間工作十分緊張，除了吃飯、睡覺，就是不停地工作再工作。星期日是從來不放假的，因為在加速器上做實驗，是一刻也不能中斷的，只能在某一特定的時間內去完成。正如用一臺巨大的天文望遠鏡去觀測星空，某一小塊星空只能在某一特定的時間才能觀測到，時機稍縱即逝，不可復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