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漢魏晉南北朝散文·兩漢散文·王充與《論衡》

王充(27-97?) 字仲任，會稽上虞(今浙江上虞)人。出身“細族孤門”，少游洛陽太學，曾師事東漢大史學家班彪。由于出身卑微，又好“諫諍”，不合時宜，一生只做過幾次州郡掾、功曹、治中等官吏，后罷官居家，教授生徒和從事著書。流傳下來的著作，只有經三十年撰成的《論衡》一書，共三十卷、八十五篇(內缺《招致》)、實存八十四篇，計二十余萬字。其他所著《譏俗節(jié)義》十二篇和《養(yǎng)性書》、《政務》等，均已不存。

東漢是由妖化了的今文經學占主導地位、讖緯迷信盛行的社會，也是“一個學術思想界烏煙瘴氣的黑暗時代”(劉大杰語)。章帝時，曾在洛陽白虎觀舉行了一個經學討論會，宣揚“君權神授”、“天人感應”和“三綱五常”等神化了的封建倫理觀念。會后，由班固編寫了一部《白虎通德論》，作為官方觀點，通令天下信奉。王充《論衡》的若干文章均是為揭露、批判這些邪說的虛妄性和欺騙性而撰作的。范文瀾曾贊揚說：“王充跳出古文經學派的圈子，單身和朝廷支持的虛妄思想作堅決斗爭;這種豪杰氣概，不僅在東漢是唯一的，就是在整個封建時代也是稀有的。”(見《中國通史簡編(二)》)王充的勇氣來自哪里?來自他自己的理論體系。因其理論基礎，是建立在唯物論和人民智慧之上的，所以，它具有巨大威力。了解他的一生，就知道他確是一個清貧自守，富有反抗性、獨創(chuàng)性的大學者，是我國古代一位杰出的思想家。

在自然觀上，他認為“天地合氣，萬物自生”，天是沒有意志和欲望的;自然界的“災異”現象，是“氣”的變化結果，與人事無關。這就否定了“天”主宰一切的“天命”妄說。他還認為生命與精神也以“精氣”作為物質基礎，“死而精氣滅”(《論死》)，根本不存在脫離了形體之所謂“靈魂”和鬼神。這從根本上批判了“君權神授”、“天人感應”等等謬論邪說。

在認識論上，他承認感官經驗是知識的來源，否定“生而知之”的先驗論，也不同意圣人能“前知千歲，后知萬歲”的唯心觀點;但他看重理性思維的作用，重視“考論實虛”并“引物事以驗其言行”。

至于他的歷史觀，認為歷史是發(fā)展的，漢代勝于古代，反對今不如古的“尊古卑今”言行。這正巧有力地批判了董仲舒的“天不變，道亦不變”的舊觀念。但當王充運用自然規(guī)律去解釋社會治亂貧富現象時，往往會出現一般封建文人那樣的通病——抹煞人類社會(階級出現之后)的階級差別和社會制度的階級性。

在文藝觀點上，王充時代，文學觀念還不是十分明確。但是，王充卻提出了不少與文學有關的論點，主要有：作文立論，重實用功能。“為世用者，百篇無害;不為用者，一章無補”(《自紀》)。他又注重真實，強調“處內表里，自相副稱”(《超奇》)，內容與形式緊密結合。他反對模擬，主張獨創(chuàng)。對當時的模擬因襲學風和文風很是不滿。在文辭上，他倡導通俗，反對虛美。王充用當時近口語撰寫自己的《論衡》，正是這個觀點的體現。他還曾經對當時的主導文體——賦，表示不滿，指出大堆缺點，什么不切實用、內容貧乏、模擬因襲和辭藻虛美等等。王充上述這些觀點，不僅在東漢時是進步的，而對后世的文學創(chuàng)作和批評，也有不小的影響。

今注釋本有：近人黃暉《論衡校釋》、劉盼遂《論衡集解》等行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