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書編輯出版·淵鑒類涵

是一部綜合性類書。成書于康熙四十九年(1710)。由清朝張英、王士禎等人奉皇帝之命編撰的。該書是以明代俞安期的《唐類涵》作為底本擴編的。《唐類涵》原是采唐人類書《藝文類聚》、《初學記》、《白帖》、《歲華紀麗》等及《通典》中的材料，刪除重復編成的。《淵鑒類涵》則博采廣收，又補充了自唐以后到嘉靖年間的《太平御覽》、《玉海》、《山堂考索》、《天中記》等17種類書的內容，并且采錄了二十一史和子集、雜纂、稗編材料匯編而成。全書分為：天、歲時、地、帝王、后妃、儲宮、帝戚、設官、封爵、政術、禮儀、樂、文學、武功、邊塞、人、釋教、道、靈異、方術、巧藝、京邑、州郡、居處、產業、火、珍寶、布帛、儀飾、服飾、器物、舟、車、食物、五谷、藥、菜疏、果、花、草、木、鳥、獸、鱗介、蟲豸等45部(俞書的43部)。部下再分小類，共2536個小類。每類的內容都各分五項，全是以釋名、總論、沿革為第一，典故為第二，對偶為第三，摘句為第四，詩文為第五。凡《唐類涵》中原有的引證，都標明一個“原”字，續增的部分則標明一個“增”字，以示區別。《淵鑒類涵》也是一部綜合性類書。卷數雖不到《太平御覽》的一半，但篇幅實際比《太平御覽》還多一倍，內容相當充實，查閱唐宋以至明嘉靖時的典故、辭藻，都可以利用這部書。

政府刻書 即我們通常所說的官刻，古代刻書出版事業三大系統之一。分中央刻和地方刻兩種。中央政府刻書始于五代馮道奏請刻印“九經”。《五代會要》卷八記載：“后唐長興三年(932)二月，中書門下奏請依《石經》文字刻《九經》印版，敕會國子監集博士儒徒，將西京石經本各以所業本經句度抄寫注出，仔細看讀，然后顧召能雕字匠人，各部隨帙刻印，廣頒天下，如諸色人等要寫經書，并須依所印敕本，不得更使雜本交錯。”所謂中書門下奏請，是指馮道、李愚等人的奏請。所謂“九經”是指當時計劃刻印的九種經書，即《易》、《詩》、《書》、“三禮”、“三傳”。由此可見，政府受了民間印刷書籍流行的影響，為標榜自己崇儒尊經，維持自己統治而采用印刷術刻印圖書，從此便產生了政府刻書事業即官刻。

五代政府雕印《九經》是書史上一個重大的事件。它標志著我國書籍流通和文字傳播方式開始進入一個新階段，即將由印刷方式代替過去的手抄、刻石等笨拙方式。同時，它開辟了雕印儒家經典的先河。這樣，一方面提高了印刷術當時的地位，同時也更有利于它的發展。因為印刷術用以刻經，又有政府支持，在寫、刻、校、印等技術上要求更精了。宋代官刻分中央和地方兩個系統，中央政府刻書主要集中于國子監。國子監是中國封建社會的最高學府和教育、出版管理機關，也是中央刻書的主要機構，書版也藏在國子監，所以其刻本稱為“監本”。宋朝國子監除了翻刻五代監本十二經外，又遍刻九經的唐人舊疏和宋人新疏。除國子監從事官刻之外，崇文院、秘書監、司天監和校正醫書局等中央機構也都有刻印。宋朝官府刻書在北宋時期以中央為多，到了南宋則以地方為多。南宋的地方官刻機構有許多不同名稱。用地方政府公使庫錢刻印的圖書總稱“公使庫本”。所謂公使庫，類似現在的招待所，本職是接待來往的官吏。公使庫內往往設有印書局，專門刻印書籍。南宋地方各類官署如茶鹽司、漕司、轉運司、計臺司、提刑司，以及各州學、軍學、郡學、縣學和書院也都有刻書。宋代的刻書對中國和世界文化的發展有著深刻的影響。直到今天，我們的書籍形態上仍可找到宋版書的痕跡。宋版書的字體是后世各種印刷字體的源始。北宋畢昇發明的活字印刷術，對全世界的出版事業有著極大的影響。北宋初年雕印的《開寶藏》，曾多次贈送遼、西夏、朝鮮、日本、越南，在這部印本大藏經的影響下，契丹、朝鮮都分別刻了《大藏經》。

元朝的官府刻書機構，中央有秘書監的興文署，藝文監的廣成局，太史院的印歷局及太醫院的廣惠局或醫學提舉司。其中興文署的刻本最為著名。其中最早、最好的刻本是至元二十七年刻的《胡三省注資治通鑒》。地方官刻以大德至元間九路所刻十七史最為著名。在元朝的地方刻書中，書院刻書更有影響。書院有豐富的收入作為刻書的資本，而主持書院的“山長”又大都是有學問的人。他們刻書認真，刻本往往優于宋版。杭州西湖書院泰定元年所刻馬端臨《文獻通考》348卷。刻印精良，字體優美，為元代刻本中的代表作。

明朝是我國圖書事業大發展的時期，出現了內府本。明代內府刻書由司禮監的宦官掌管，這是明代的特點。司禮監經廠庫設提督總其事，下有掌司四員或六員，在經廠居住，專管經書及《佛藏》、《道藏》的刻印。所以司禮監刻印的書稱“經廠本”。明代也設國子監，并事刻書。明朝國子監分南北兩個，南京國子監多就其所藏的宋元舊版修補印行，其中“十七史”最為有名，稱“三朝本”。明代的中央政府各部門如欽天監、太醫院都有刻書。地方官刻本有各省布政司、按察司所刻書，很多府縣都刊刻本地地方志，各地書院、監運司等也間或刊印書籍。明代的地方官刻中藩刻是一大特色。朱元璋曾把他的24個兒子和一個重孫分封到全國各地，除給以封地和厚贈外，還送給他們許多書，借以訓誡他們自守，陶冶其性情，消除其野心。這樣便使得一些藩王對學問產生了興趣，對藏書、刻書也傾心樂為。各藩王府所刻書籍稱為“藩府本”或“藩刻本”。明代的官刻有三個特點：一是官刻單位多，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官府幾乎都刻書，內府刻書在歷史上為第一次。二是官刻本數量大，涉及內容廣，除儒家經典外，也有不少史書、子書和文集。三是刻書質量相差懸殊，藩刻本為明代官刻本中的上品，經廠本次之，書帕本則為下品。

清前期的圖書官刻業主要集中在內府。順治年間的刻書風格與明經廠本大同小異，到了康熙十二年，改變了明代由司禮監經管官刻的制度，在武英殿設立了專門的刻書機構，改派翰林院詞臣管理。此后的御制詩文、御纂經典等，統由武英殿刊版印行，故有“殿版”之名。除武英殿外，曹寅主持的揚州詩局也校刻圖書，900卷的《全唐詩》就是揚州詩局刊刻的。清內府刻書的印刷形式也是多種多樣的，有雕版、銅版、銅活字、木活字、彩色套印等。綜上所述，清前期的官刻，以內府所刻為最多、最精。而地方官刻主要是印地方志等，善本并不多見，所以在清代刻書業中并不占主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