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文學的內容·盛唐詩歌·山林和塞漠

盛唐詩歌天然壯麗的風貌突出地體現在山水田園詩和邊塞詩這兩大題材中。雖然從漢魏以后逐漸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各類題材在盛唐都達到了極高水平，但山水田園詩和邊塞詩最能反映詩人們在山林廊廟、出處進退、牧歌情調和英雄氣概之間所取得的平衡，是唯有盛唐時代才具備的性格。

關于如何評價盛唐邊塞詩，在20世紀80年代初曾經發生過一些爭論。有的學者受到范文瀾批評唐玄宗設立方鎮的觀點的影響，把邊塞詩機械地理解為戰爭的頌歌。近二十年來，學界對邊塞詩的研究逐漸深入，認識到對于盛唐邊塞詩的繁榮原因，應當從多種角度去考察。大體上可以從以下幾方面來看：首先，初盛唐一百多年間，三邊形勢有過幾度反復，邊塞詩的內容和精神面貌的變化與此直接有關。武德年間，北方威脅極其嚴重，迫使唐高祖一度“稱臣于突厥”(《舊唐書·李靖傳》)。唐太宗扭轉了這種軟弱受欺的局面，確立了唐朝對四鄰的威望。以后歷高宗、則天、中宗幾朝，雖然國力在持續上升，但由于府兵制弊病多端，朝廷輕視戰功，募兵缺乏斗志，唐朝對三邊的優勢不斷減退。根據《舊唐書》諸本紀所載戰事統計，這一時期三邊戰爭計四十次左右，唐方獲勝次數僅占五分之一。所以陳子昂多次指出“漢家失中策”是“胡馬屢南驅”(《答韓使同在邊》)的重要原因。由于高宗以來，西北邊境始終不能安定，因此玄宗在開元年間重振國威的作為必然符合朝野維護安定和平、恢復貞觀之治的愿望。方鎮的設置主要在睿宗景云年到開元九年之間，不能因天寶時有擴邊戰爭而斷定其“目的是對外侵略”(范文瀾《中國通史簡編》第三卷)。而開元十五年后唐與吐蕃開始爭奪西域的戰爭，也主要是為了“保其腹心關隴，不能不固守四鎮，又不能不扼居小勃律以制吐蕃，而斷其大食通援之道，當時國際大勢如此，則唐代之所以開拓西北，遠征蔥嶺，實亦有其不容已之故，未可專咎時主之黷武開邊也”(陳寅恪《外族盛衰之連環性及外患與內政之關系》)。盛唐還對府兵制作了重大改革，張說召募長從宿衛，以騎代府兵。 募兵制的實施提高了軍隊的士氣。到開元二十六年，節度使所統鎮兵悉為長征健兒。由于這些措施，開元年間迅速奪回了唐朝對三邊的優勢，使開元年間出現了從未有過的安定局面。盛唐邊塞詩中有不少名作正反映了人們目睹邊事由衰轉興的歡欣鼓舞之情和邊境的和平寧靜。如王昌齡《代扶風主人答》、李白《塞上曲》、崔顥《雁門胡人歌》等等。

其次，盛唐對民族關系的正確處理大大提高了唐朝的國際聲望，激發了盛唐文人謳歌強大國力的自豪感和民族自強的信心。唐前期三邊形勢雖然有過幾次反復，但是朝廷處理民族關系的原則始終是在保障國家安全的基礎上，尊重各民族的獨立自主，促進各民族人民的團結和民族文化的融合。唐太宗擊敗東突厥后，“置降匈奴于塞下，全其部落，順其土俗”(《通鑒》卷一九三)，聽其自治，不但保障了西北邊境的安全，還贏得了各少數民族的尊敬和信任。太宗兩次被尊為天可汗，貞觀年間出現了“北虜久服，邊鄙無虞”(《通鑒》卷一九六)、“胡越一家，自古未之有”(《舊唐書·高祖本紀》)的現象。開元年間重新確立對三邊的優勢后，玄宗基本上遵循太宗的民族政策，正確處理了和戰關系。如開元初突厥連年入寇，玄宗多次表示“求為和好”、“計彼此百姓，各得自安”、“甲兵休息，互市交通”的誠意(《賜突厥璽書》)，促使十姓部落背離突厥，歸附唐朝，并斬默啜之首送于京師。又如開元十七年大敗吐蕃后，在赤嶺樹立界碑，希望“永息邊境，永代安人”(《舊唐書·吐蕃傳》)。并將《毛詩》《禮記》等贈送給吐蕃。對于其他部落，唐朝多實行羈縻政策，或立國封王，或授以都督，任其自治。另一方面，唐朝對于四邊鄰國，也有以中華禮樂文明使之“慕化”的自覺意識和措施。例如對內附的外族實行移民，促使其學習農耕;讓新羅、百濟、高麗、高昌、吐蕃諸國酋長子弟入朝觀看禮教，進行詩書禮樂的教育;通過公主和蕃、大臣出使，以及將帥治邊等各種渠道，傳播中土先進的生產方式、社會制度和文物典籍等等。甚至兩京流行的山亭池苑也被搬到涼州，向胡人夸耀中原士大夫的高雅文化(見高適《陪竇侍御靈云南亭宴詩得雷字》)。所以詩人們送人出使，特別是對使往新羅和日本的使者，大多贊美他們“禮樂夷風變，衣冠漢制新”(陶翰《送金卿歸新羅》)，表現了對漢文化“涵育無垠”、布化遠近的自豪感。

天寶年間，由于政治日趨腐敗，玄宗走向窮兵黷武，安祿山在范陽，哥舒翰在隴右，楊國忠在南詔，各處競圖勛伐。少數邊塞詩也確有頌揚不義戰爭的傾向和反對和親的民族主義情緒，但是大多數詩人都敏銳地把握住時代的脈搏，指責開邊的怨嘆代替了開元時的高唱。這時只有岑參以與眾不同的熱情發展了開元邊塞詩的特色。其原因主要是他處身于安西北庭的特殊環境里。西域雖然也發生過高仙芝欺侮石國導致怛邏斯戰役慘敗之事，但總的說來，還是堅持了玄宗在開元初處理西域問題“務于綏懷得所，不欲征討示威”(玄宗《賜郭虔瓘書》)的正確原則，保持著強大的軍事優勢和融洽的民族關系，這正是岑參得以滿懷自豪、充分描繪邊塞奇異風光和胡漢人民友好往來及文化交流的現實基礎。因而可以說，岑參的邊塞詩是開元精神扎根在天寶后期安西北庭這塊特殊土壤中所開出的一朵奇葩。

再次，從邊塞詩的藝術傳統來看：邊塞題材與樂府的發展有密切關系，向來有擬古和擬樂府的傳統。曹植的《白馬篇》最早奠定了邊塞詩借游俠奔赴邊塞寄托建功立業理想的傳統; 鮑照的《擬行路難》則在復活建安文人少年豪俠意氣和建功立業精神的基礎上，用擬樂府和擬古詩的形式，開拓了邊塞詩的題材范圍，借戰士功成不賞抒寫寒士不遇之嘆，將游子思婦的傳統題材引進邊塞詩，表現征人戍邊之苦以及思婦傷春感秋之情，確立了邊塞詩的基本主題和表現方式。盛唐邊塞詩承南北朝傳統，樂府古題占邊塞詩的一半以上，很大程度上是沿襲傳統主題和藝術表現，并不是現實生活的精確描繪。盛唐文人借邊塞題材歌頌建立不朽功名的理想，成為盛唐風骨的一個重要特色。殷璠《河岳英靈集》對高適、陶翰、崔顥、儲光羲、王昌齡、薛據等詩人的評語中，特別強調他們的“風骨”，而從這些詩人的選詩來看，邊塞詩占有相當大的比重，或表現了渴望到邊塞立功的雄心壯志，或借不得勛賞的戰士寄托自己光陰蹉跎、功業無成的悲憤之情。可見盛唐邊塞詩只是英雄主義精神的贊歌，而不是開邊戰爭的實錄。

盛唐邊塞詩之所以成為邊塞題材發展中的最高峰，還在于它在繼承樂府傳統的基礎上對前人的超越。盛唐邊塞形勢的改觀、國力的空前強大，給人們造成了開拓眼界、振奮精神的時代條件，促使一代詩人的精神面貌發生了重大變化。不少詩人有機會親臨前線，進入軍幕。如王維、崔顥、高適、岑參等，也有一些詩人自己到邊塞去游歷考察，如王昌齡、祖詠、王之渙等。他們在親游邊塞時所作，或針對當時邊事有感而發的詩歌，反映了邊塞和平寧靜的現狀，渲染了漢軍強大的陣容與赫赫的聲威，同時也揭露出軍中賞罰不明、久戍不得功勛的深層原因。對游俠邊塞立功的歌頌、對大漠風光的出色描繪，以及對邊塞生活情調的向往，是盛唐邊塞詩最熱情浪漫的部分; 而將邊塞問題和政治理想聯系起來思考，又使盛唐邊塞詩具備了前所未有的理性精神。少數詩篇觸及戰爭的根本目的，指出邊事處理的隱患，雖然不是盛唐邊塞詩的主調，但也是盛唐才出現的新鮮內容。

盛唐詩人打破前人寫邊塞多襲樂府古題古意的格套，即事名篇，自出己意，繼承漢魏詩“志深筆長”、慷慨多氣的風骨，又吸取南朝詩善寫離愁別怨的長處，形成健康開朗的審美觀念，以新鮮的生活和充沛的激情為傳統的題材罩上了時代的光輪。典型的盛唐邊塞詩沒有傳統語匯和習見意象的疊加和羅列，而是善于從邊塞粗獷豪放的生活情調和壯麗新奇的異域風光中尋找創作的靈感，著力于表現英雄俠士的意氣風貌和塞外軍營中的生活風習。王維的《使至塞上》以他善于構圖的畫筆，為大漠風光勾出了最遼闊壯麗的景觀，《出塞作》《隴西行》《觀獵》則從不同角度攝取飛騎的動勢，或寫軍情的緊急，或寫射獵的豪興，都充滿了熱烈飽滿的情緒。崔顥詩里的戰場總是生機蓬勃，春意盎然，軍中諸將和少年游俠個個豪氣橫溢，顧盼生姿。岑參在西域從軍六年的獨特經歷給他提供了取之不竭的奇事異聞，而他那豪爽開朗的英雄性格又使他對生活中不平凡的事物尤其敏感。初唐長篇歌行籠統鋪敘的方式已不足以表現他豐富的生活體驗，于是詩人將各種見聞和經歷分成一組組畫面，加以深入細致的描繪，如《走馬川行》《輪臺歌》《白雪歌》《天山雪歌》《火山云歌》《熱海行》等等，熱情洋溢地抒寫了出師、征戰、宴樂、射獵、送別等軍營生活中的各種感受，展現了西域的各種生活習俗和風土人情，以及軍民共同娛樂、友好往來的融洽關系。羌兒胡雛歌舞佐宴的熱鬧場面、使君美人快如旋風的婀娜舞姿、胡漢將軍縱博暢飲、撾鼓同歌的豪放情興，與絢麗的色彩、新鮮的膻味、濃烈的酒香、急促的弦管，交織成一片濃烈的異鄉情調。而花門城頭月色照見幕府文人歡醉中深藏的愁情，八月飛雪引起千樹萬樹梨花開的幻覺，沙磧黎明前的夜色中掠過的飛鳥般的身影，都使好奇的詩人發現了邊塞日常生活中蘊藏的美感。正是這種英雄主義的氣概和豪邁樂觀的精神使盛唐詩人一掃南北朝邊塞詩中悲涼蕭瑟的氣氛，為唐詩增添了無限新鮮壯麗的光彩。

如果說盛唐邊塞詩中的奇情異彩是詩人們將建安時代的英雄氣概結合于盛唐廣闊多樣的邊塞生活的產物，那么它那悲壯動人的聲情則是合理地吸取了南北朝邊塞詩中蒼涼哀怨之氣的結果。盛唐詩人的功名抱負與他們經邦濟世的政治理想是一致的，因此他們贊美廣大將士許身報國的精神，往往是與表達廣大人民要求和平安定的愿望聯系在一起的。盛唐邊塞詩中雜糅著渴求立功和思鄉厭戰的復雜情緒，卻仍能保持其雄渾開朗的意境，也是它的重要的藝術特征之一。合乎人之常情的離愁別怨和英雄氣概相結合，苦難和崇高相對照，激發和加強了悲壯激昂的復雜情感。因而盛唐邊塞詩的樂觀浪漫不同于魏晉邊塞詩那種極度夸張的英雄主義，其鄉思離情也不同于南北朝邊塞詩那種缺乏英雄氣魄的邊愁閨怨。高適《燕歌行》概括了軍中將士的苦樂不均，征人少婦的離別痛苦，緊張艱苦的生活環境以及戰士們奮不顧身的浴血苦戰，在這樣惡劣的自然和人事條件下，戰士們那種“死節從來豈顧勛”的精神才更顯得難能可貴，而全詩也在這些復雜情緒的交織中產生了雄厚深廣的藝術力量。李頎《古從軍行》揭示出統治者發動戰爭的目的在于掠奪，是盛唐邊塞詩思想最深刻的一篇。詩里雖然集中了刁斗琵琶、雁鳴人哭等邊塞最哀怨的聲音和風沙雨雪、野云大漠等最典型的荒涼景象，但境界仍然極其壯偉。王之渙的《涼州詞》寓春風不度的哀怨于黃河白云的遼闊空間之中，王翰的《涼州詞》在醉臥沙場的頹放中仍然透出直面美好人生的豪爽神情，無不滲透著這個時代審美理想的特色。王昌齡《從軍行》中的玉關羌笛、長城明月固然引起了征人的繚亂邊愁，但在大漠紅旗、青海孤城下鏖戰的場面更加熱烈激奮。著名的《出塞》詩以千年不變的明月和關塞作為歷史的見證，從秦漢以來無數將士從軍未還的悲劇中，提煉出多少代人民的和平愿望和愛國熱情，為盛唐邊塞詩奏出了雄渾壯美的主旋律。

總之，盛唐邊塞詩作為這一題材的典范，絕大多數詩歌都以健康的審美觀念反映了人們為盛世所激發起來的民族自豪感，以及積極進取、蓬勃向上的精神面貌，形成了壯麗豪放和一往情深相結合的藝術特色。因此成為文學史上一個永不復返的階段而值得我們珍視。

山水田園雖然是中國古代詩歌的一種永不衰竭的題材，與整個封建社會相始終，但是像盛唐山水田園詩這樣盛極一時的局面卻是空前絕后的。其繁榮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幾個方面。首先，繁榮的經濟和安定的社會為大多數文人提供了寄傲林泉的物質條件和安逸的環境。盛唐的隱居有多種形式，不同于傳統意義上高蹈避世的隱居。有的隱居是為入仕做準備;有的是在得第后等待選官，或者罷官以后暫時賦閑，等待再選;有的隱居只是假日的“休沐”，因為朝廷經常鼓勵百官假日尋找風景優美的地方游樂，并供給食宿。這在當時稱為“朝隱”，也就是亦官亦隱。而所有這些隱居生活的前提是莊園別業在官僚地主階層中的普及。從初唐到盛唐，均田法逐漸廢棄，莊田又成為主要的土地占有形式。在朝的官員多有郊館山池以享受邊官邊隱的雅趣;在外郡的官員也常在任所或附近州縣置有“寄莊”，作為在任時或賦閑時的棲息之所;連一般地主也有別業山莊，作為他們求仕之前或失意之后獨善其身的居處。這些別業山莊的構筑崇尚自然野趣，不加穿鑿，山林田園風光融成一片。從而促使晉宋以來分道而行的山水和田園兩大題材相互滲透，合為一體。

其次，盛唐科舉取士的路徑較多，除了科舉以外，征召辟舉也是一種輔助的辦法。君主為了粉飾太平，熱衷于征隱士，舉逸人，一些文人懷著起于屠釣、風云際會的幻想，把隱居山林、求道學仙當作求官的一條終南捷徑^①。唐代皇帝信奉道教。特別是在南朝形成的茅山道派，由于在頻繁的朝代更替中，能適應政權易主的需要，為新君解釋天命，在政治變革中發揮儒教和佛教所無法代替的作用，故而在初盛唐成為最受統治者尊崇的教派^②。這對好作“方外之游”的盛唐部分文人有直接的影響。因此學道求仙對于隱逸之風的興盛也有一定的促進作用。

再次，唐代南北統一，水陸交通方便，唐人游學觀覽的風氣十分流行。當時幾乎沒有一個著名的詩人不曾做過長途旅行。各地州縣官又大都愛好文學，所到之處，總有文人聚會迎送，賦詩留別。從初唐以來就興起的游覽觀光、贈答留別的宴會和文會，到盛唐更加普及。大量的山水詩和送別詩就是在這樣的環境里產生的。因此山水田園詩的興盛正是盛世氣象最突出的表征。

第四，山水詩和田園詩在晉宋之交同時出現，經過南朝到初唐的發展，已經積累了豐富的藝術經驗。特別是山水詩在神龍元年到開元十五年前經歷了繼承齊梁體和效仿晉宋體的交替變革，在南方出現了山水詩創作的幾個地帶，如宋之問和沈佺期在南貶嶺表途中所寫的大量山水詩，神龍年間名聞于上京的吳越詩人群的山水詩，張說在開元初貶到岳州時與一些貶謫詩人同寫的山水詩，以及張九齡在外放至洪州期間所寫的大量感遇體山水詩等等。這些詩不但形成了風骨與詞采相結合的風貌，而且在藝術表現上也逐步解決了許多重要問題。如古今體格調的區別漸次清楚，情景關系的處理愈趨豐富多變，取景的視野不斷拓寬，詩境的概括力不斷提高，構思的復雜化和“興象”的個性化取代了刻板的模山范水和靜態觀照的模式等等，這就為盛唐山水詩的繁榮做好了充分準備，但是也留下了不少課題有待于盛唐解決。

山水田園是盛唐詩人普遍使用的題材。以前的文學史把盛唐詩分為山水田園和邊塞兩大派。這主要是按題材劃分的，此說已經受到許多學者的質疑。現在看來，邊塞詩派成立的根據還不夠充足。而山水田園詩派則可以王維、孟浩然為代表的盛唐部分詩人的基本旨趣、審美觀照方式、藝術表現的傳承關系和人事交游關系得到界定。

盛唐山水田園詩派，主要指以王孟為代表，包括儲光羲、常建、祖詠、綦毋潛等在內的一批風格近似的詩人，他們大都與王維有較密切的交游關系。此外，王昌齡的山水詩也較接近這一詩派。我們可以從以下幾方面來看這派詩人的共同特征。

首先，他們都繼承了在東晉玄言山水詩中確立的觀照自然的精神旨趣和審美方式，即在大自然中追求任情適意、怡然自足、逍遙自在的樂趣，領會老莊超然物外、與萬化冥合為一的境界;在深沉靜默的觀照中“坐忘”，遺落一切，忘卻自我，使心靈像一面瑩澈的鏡子，從虛明處照出完整的自然。陶淵明的田園詩和謝靈運的山水詩對自然的理解雖然有差異，但其體合自然、適己為樂的精神旨趣，以及澄懷觀道、靜照忘求的審美觀照方式，都是在東晉玄言詩的影響下形成的。以王孟為代表的山水田園詩派從當時的文化理想出發，在田園中尋求“任天和”、“忘形同化初”的境界，在現實生活中采取“身心相離，理事俱如”的態度，以達到“何往而不適”的內心調和;深刻領會陶謝詩中的沉照忘言之境和“獨往”之趣，在天地之間得大自在的境界中悟出自然無名之道。這就通過對陶謝的兼收并蓄，把順應化遷、領悟自然的意趣和靜照忘求的審美觀照方式結合起來，形成了這一詩派的共同特征。

其次，這派詩人將陶謝詩的旨趣和審美觀照方式與方外之情結合起來，形成了愛好幽寂空靜之境的共同特色。所謂方外之情，主要指佛境和仙境。游仙和隱逸在東晉時已有密切關系，不少玄言詩人篤信道教，也創作了一些將游仙、山水、玄言相結合的山水詩賦。但晉宋之交，玄言詩轉向研討佛理。東晉后期山水詩幾乎全出于佛門。游仙詩在東晉茅山道派楊羲的手里，變成了純粹的道教詩。而山水詩在走出理窟以后，便由證道變為緣情，與羈旅行役、宦游送別等題材相融合，離仙境佛界漸遠。直到初唐后期，以陳子昂、宋之問、司馬承禎為代表的“方外十友”，造成了文人與道士交游的風氣，才促使游仙詩和山水詩初步結合，為盛唐山水詩增辟了一種新的境界。盛唐詩人大都與佛教道教中人保持著密切聯系，都好寫方外之情。但有的在山水詩中夾雜許多佛道的專用名詞和典故，宗教氣息很濃，如王漁洋就嫌李白的山水詩有“龍虎鉛汞之氣”。王孟詩派表現方外之情大多沒有縱誕的宗教色彩，而是將仙境和佛境化入靜照忘求的審美觀照，創造出清靜空靈的藝術意境，因而與其他詩人有明顯的區別。王維和常建、綦毋潛等又吸取了禪宗頓悟性空之理，運用于朗鑒澄照的審美方式，使心性之空在空寂之境中得到印證，徹悟萬籟皆空的自然之道。常建還在游仙詩中融會了自悟心空的感受，在照見天地的詩心中映出仙山云霞之氣，以及心入化境、目無煩累的靜趣。這就使他們的詩篇消解了佛寺梵境的靈光寶氣，以及煉丹采藥的鉛汞之氣，著重表現了逍遙方外、適意自在的興致。

第三，王孟詩派在繼承陶謝詩歌藝術的基礎上，形成了融興寄于觀賞、寄情興于鮮明畫面之中的表現方式，以及通過虛實關系的處理創造意境，具有韻外之致、象外之趣的共同特色。陶淵明的田園詩主要繼承了魏晉詩歌詠懷興寄的傳統，與東晉士人的審美觀照方式相結合，基本表現方式是以情體物，融興寄于自然美。謝靈運的山水詩運用玄言詩仰觀周覽的觀照方式，又吸取了漢魏招隱詩和行役詩移步換形、以行蹤作為主線的結構方式，使之與大全景式的構圖融為一體，因而詩中的山水描繪，主要是以客觀觀賞為主，容易造成山水描寫和抒情說理分為兩截的問題。經過謝靈運到何遜、陰鏗的努力，山水詩逐漸解決了融情入景的問題。初唐時期，田園詩數量極少，而且脫離了陶詩重興寄的傳統，向重觀賞的方向轉化。山水詩則經歷了兩次輪番學習大謝體和小謝體的復變，促使原來缺乏興寄的山水詩向著陶詩的表現方式轉化。尤其是張九齡把山水詩和感遇詩結合起來，使山水詩在探求人生意義的深層次上與陶淵明的田園詩趨同。王孟詩派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將興寄融入觀賞。孟浩然的近體山水詩使比興的思理在景物描繪中無跡可求，是他對山水詩的重要貢獻之一。王維的各體山水詩都工于刻畫而深于寄托。儲光羲在田家生活的描繪中感遇寄興，創造了獨特的感遇體田園詩。這就使情中見景和景中見情這兩種表現方式融為一體，形成了興會深長的特色。

王孟詩派對陶謝的繼承，還體現在意象、語言、結構等許多具體的藝術表現手段上，例如通過創造類似的隱居環境，表現與陶淵明類似的心境;吸取謝詩形象鮮明、容量較大、語言典雅的特點，在登臨游覽中展開山水長卷等等。但他們沒有停留在單純繼承和融合陶謝的水平上，而是在融合的基礎上，把意象提煉到具有最高概括力的程度。他們處理虛實關系的手法主要有三類。一是淡化和疏化景物形貌的刻畫，注重傳神。如孟浩然的山水詩很少用繁富的描寫正面刻畫景色，而是采用空中傳神的手法，從不同角度烘托主景。使不少名篇達到“不著一字，盡得風流”的境界。二是以靈活巧妙的構思改變大謝平鋪直敘、面面俱到的章法，突出主線，詳略得宜，形成曲折有致的多種結構方式。甚至使一向以意象密實為特色的古體游覽詩也創造出空靈的意境，王維的《藍田山石門精舍》《青溪》等名篇即是例證。三是通過意象的取舍和精心組織，使最精簡的色相能提供最大的想象余地，這主要以王維的五言絕句為代表。總之，王孟詩派以體合自然、適意自足為旨歸，愛好清新閑雅、空靈淡泊的意境，藝術取向和創作傾向大致相同，可以稱為一個詩派。盡管盛唐諸家詩人如高適、岑參、李頎等都有不同特色的山水詩作，但其風格、韻致、旨趣與王孟詩派有較大差異，不能歸入一派。

王孟一派解決了開元前期山水詩留下的許多課題，如開元前期，山水詩主要出自南方，京洛山水詩僅見于別業和應制詩，到王維手里，北方雄偉的山川風貌才得以充分的展現。在藝術表現上，他們重視妙悟，直尋興會，注重構思;善于通過提煉典型意境體現自己的個人風格;融化禪境和仙境以豐富山水詩的內涵;運用動靜虛實相生之理以簡化意象，追求象外之趣;特別是在通過寫境和造境的結合創造靜美的意境和處理空間的方法等方面，為后代的文人詩和文人畫樹立了極高的標準。因而能夠代表盛唐山水田園詩的精神旨趣和最高成就。

注釋

① 參見陳貽焮《唐代某些知識分子求仙隱逸的政治目的》,收入《唐詩論叢》,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② 參見葛曉音《從“方外十友”看道教對初唐山水詩的影響》,收入《詩國高潮與盛唐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