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代文人的涉宋創作·金代文人對南宋的態度

一提到金代文人的涉宋創作，我們很容易想到金代文人對南宋的態度。這正是金代文人涉宋創作獨特的認識價值。

與敵對政權相關的是一種敵對的態度，尤其是在戰爭歲月，這一點更為突出。簡單的例子是對同一場戰爭會有著性質不同的稱謂，如南宋所謂“開禧北伐”，金人稱之為“泰和南征”，雙方從各自立場出發，都自稱是正義的。不管雙方如何偏頗，但兼聽總比偏聽偏信要全面。南宋文人痛罵丑詆金人的文字比比皆是，如“壯志饑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長庚光怒，群盜縱橫，逆胡猖獗。欲挽銀河，一洗中原膏血”之類的詩詞，“妖孽”、“丑虜”、“逆胡”、“逆賊”、“犬羊”、“豹虎”等等狠毒的字眼更是陸游等人筆下的常用語言，其中有愛國感情，也有民族歧視。與南宋文人異口同聲的詆罵相比，金代文人的聲音和規模都小得多，畢竟南宋王朝是漢民族政權，所謂正統所在。在民族文化方面，金人不占優勢，因而對南宋不可能有種族血統方面的歧視。但作為敵對政權，詆毀宋朝的文字也不時可見。金天會五年(1127)，宋欽宗趙桓被俘，完顏宗翰、完顏宗望上《賀俘宋主表》，指責宋人，并自我標榜，曰：“稔惡弗悛，自難逃于天網;得道多助，孰敢抗于王師。”(《金文最》卷一二)言外之意就是說宋人失道寡助。同年，劉彥宗在《賀宋畫河請和表》中措辭更加嚴厲，攻擊更加充分：

竊惟有宋，昔謂殊鄰。始馳一介而來，講請兩朝之好。推誠以待，背德不恭，乃父陰結于平山;既渝海上之約，厥子不割我三鎮，又愆城下之盟。迨惡貫之既盈，蹈覆車而不戒。圣算先定，天兵載揚。以蟻蟲蚊蚋之屯，戰䝙虎熊羆之士。 且天助者順，人助者信，既弗履行，雖城非不高，池非不深，詎能固守?彼眾狼狽而失據，我軍奮躍以登陴。夷門之火始然，汴河之水皆沸。臣主無捐軀之所，社稷有累卵之危。

——《金文最》卷一二^①

劉彥宗，字魯開，先世仕遼，相繼為相。遼亡入金，位居三公，積極參與金人侵宋的戰爭，所以他貶斥宋人惡貫滿盈、蟻蟲蚊蚋之類，可謂不遺余力。金正隆六年(1161)金主完顏亮頒布《諭宋國詔》，罵宋人是“狼子野心”(《金文最》卷四)。宋開禧二年(1206)宋臣韓侂胄發動北伐，于宋是抗敵報國之舉，李壁撰寫詔文，指斥金人“蠢茲丑虜，猶托要盟，朘生靈之資，奉溪壑之欲”，預言 “聲罪致討，屬胡運之將傾”。但這場戰爭于金卻是對幾十年和平的挑釁，金人隨即應戰，與之針鋒相對，在《討宋韓侂胄詔》中以牙還牙：“蠢爾殘昏巨迷，輒鼓兵端，首開邊隙，敗三朝七十年之盟好，驅兩國百萬眾之生靈。彼既逆謀，此宜順動。尚期決戰，同享升平。”(《金文最》卷六)似乎更加理直氣壯。著名文人趙秉文參加了這場戰爭。五月，金帥納蘭邦烈、史扢搭俘虜宋將田俊邁，受到金章宗的嘉獎，趙秉文為之作《謝宣諭生擒賊將田俊邁表》，稱宋人“丑虜望風而奔”，在《謝宣諭破壽蔡州賊賜玉靶劍玉荷蓮盞一只金一百兩內府段子十疋表》中又稱宋人“蠢爾蠻荒，干茲天討”(《滏水文集》卷一○)。可見這是金人的一致立場。金興定年間，金宋又多次交戰，有位名叫紇石烈牙吾塔的金將，為人暴橫跋扈，好以鼓椎擊人，人稱盧鼓椎，臭名昭著，據說他的惡名“可以怖兒啼”(《金史》卷一一一《紇石烈牙吾塔傳》)。在他鎮守宿州、泗州期間，曾多次擊敗宋軍。興定五年(1221)，他向宋人下一挑戰書，極盡譏諷羞辱之能事，全文如下：

宋與我國通好，百年于此。頃歲以來，納我叛亡，絕我貢幣，又遣紅襖賊乘間竊出，跳梁邊疆，使吾民不得休息。彼國若以此曹為足恃，請悉眾而來，一決勝負。果能當吾之鋒，沿邊城邑，當以相奉。度不能，即宜安分保境。何必狐號鼠竊、乘間伺夜以為此態耶?且彼之將帥亦是受鉞總戎，而臨敵則望風遠遁，被攻則閉壘深藏，逮吾兵還，然后現形耀影以示武。夫小民尚氣，女子有志者猶不爾也。竊為彼國羞之。

——《金文最》卷五三《遺宋人書》

觀此戰書，這位將軍幾如小民罵街，潑婦叫陣，視宋人不如小民女子，倒能擊中宋人要害，逞一時口舌之快，盡顯金人蠻橫張狂之態。料想宋兵視后，難免氣咽不平。

這類口誅筆伐不僅出現于上述官方文書中，有時還出現在少數普通文人的文學創作之中。如可恭是一位不知名的文人，他的生平我們一無所知，從其名字來推測，可能是位有一定漢文化水平的女真人。他在《宋俘記》前言中稱頌“大金應天順人，鞭撻四方，汴宋一役，振古鑠今”，指責宋朝“彼昏闇昧，寡信輕諾”，說宋太宗“居心刻毒，歷古所無。天鑒不遠，禍延后嗣。授人以柄，使括其囊。盡室偕行，實相為報”。在北宋滅亡之初，褒金抑宋的態度即如此分明，似不是一般漢族文人的心態，倒是與金源侵略者如出一轍。另一位漢族文人劉昂(字次霄)在泰和南征期間寫下了一首《上平西》詞，更具文學色彩：

蠆鋒搖，螳臂振，舊盟寒。恃洞庭、彭蠡狂瀾。天兵小試，百蹄一飲楚江干。捷書飛上九重天，春滿長安。

舜山川，周禮樂，唐日月，漢衣冠。洗五州，妖氣關山。已平全蜀，風行何用一泥丸。有人傳喜，日邊路，都護先還。

據“已平全蜀”四字，該詞當作于泰和六年十二月宋將吳曦降金之后，當時金兵已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在詞中，劉昂對南宋兵力極端蔑視，視之為不堪一擊的蠆鋒、螳臂，對金兵的實力以及初戰告捷無比自豪，對戰爭的前途充滿信心。這與宋人自詡的“堂上謀臣帷幄，邊頭猛將干戈。天時地利與人和，燕可伐與曰可”、“維師尚父鷹揚，熊羆百萬堂堂”等言論形成鮮明的對比。

但是，大多普通文人在非官方文書中對南宋的態度則比較平和。自宋入金的蔡松年后來跟隨金兵南侵，被海陵王“亟擢顯位以聳南人觀聽”(《金史》卷一二五《蔡松年傳》)，也許他免不了寫下一些攻擊南宋的官方文書，但他在詩詞創作中不但沒有流露出絲毫興奮和喜悅，沒有任何攻擊南宋的言論，相反在南侵途中還痛感“桔槔聽俯仰，隨人欲何為”^①的苦惱。泰和六年十月，金帥仆散揆分兵九路，大舉南伐，仆散揆率兵三萬經潁州、壽州南下，時任兵部郎中的趙秉文也隨軍南征，途中除了寫作《謝宣諭破壽蔡州賊賜玉靶劍玉荷蓮盞一只金一百兩內府段子十疋表》之類公文外，還先后寫下了《通許道中》《廬州城下》《轅門不寐》等詩。與公文相比，詩中的語氣要緩和得多。如《轅門不寐》(《滏水文集》卷七)：

蕭蕭傳柝月三更，欹枕轅門聽鼓聲。戰馬不肥淮甸草，征人愁望歷陽城。兵戈荏苒音書絕，行李蕭條蟣虱生。早晚樓船下楊子，滿天風雨洗蠻荊。

其中雖然也還有“蠻荊”這樣仇視南宋的字眼，但不是很強烈，遠沒有劉昂《上平西》詞中的那種慷慨激昂，反而有些厭戰情緒。這至少可以說明趙秉文對這種戰爭并不是很積極。《通許道中》(《滏水文集》卷六)的語氣更加平和：

曉逐三軍發，清寒苦不禁。征驂過野店，寒月出疏林。宿火留行客，霜枝滑凍禽。據鞍覓閑句，愁些不成吟。

通許在今河南境內。題下原有自注“南征”二字，但詩中卻沒有涉及南征對象，除了“三軍”、“征驂”等詞語之外，幾乎看不出戰爭的跡象，只是一味地抒寫途中清寒愁苦之狀，可見其從軍的無奈之情。對自稱為正義的泰和南征尚且如此被動，說明金源文人們并不是積極支持女真統治者的軍事行為。

此外，在文人雜著中，文人的感情還有復雜的一面。金兵消滅北宋之后，俘虜大量嬪妃姬妾，大多數侵略者將她們視為戰利品，肆意蹂躪。《南征錄匯》等書記載了她們的不幸命運，其中有多名女子抗命不從，慘遭屠害，“一女以箭鏃喉死”，“烈女張氏、陸氏、曹氏抗二太子命，刺以鐵竿，肆帳前，流血七日”。就是在這種殘酷的威逼下，仍有人繼續反抗。下面是一位被折抵千金的王妃與金國二太子完顏宗望的對話：

二太子曰：“汝是千錠金買來，敢不從! ”婦曰：“誰所賣，誰得金?”曰：“汝家太上(指宋徽宗)有手敕，皇帝有手約，準犒軍金。”婦曰：“誰須犒軍，誰令抵準，我身豈能受辱?”二太子曰：“汝家太上宮女數千，取諸民間，尚非抵準，今既失國，汝即民婦，循例入貢，亦是本分。況屬抵準，不愈汝家徒取?”婦語塞氣恧，隨侍小奄屢喚娘娘自重，婦不自主，小奄遂自刎。^①。

完顏宗望居然說得頭頭是道，將強迫婦女說成是女子應盡的本分，還認為這種抵押作價比宋廷征召民女入宮要寬厚優越，弄得這位婦女有口難辯，氣塞語咽。這非常真實地反映了當時雙方的心理。類似沖突還發生在宋徽宗與金帥完顏宗望、完顏宗翰之間。完顏宗翰的長子設也馬看中宋徽宗的女兒富金帝姬，在一次宴會上，完顏宗望要宋徽宗將富金帝姬嫁給設也馬，宋徽宗不同意，因為富金帝姬已是蔡京的兒媳，不能不顧廉恥，再嫁二夫。完顏宗翰聽后大怒，嚴厲斥責道：“昨奉朝旨分虜，汝何能抗令?堂上客各挈二人。”宋徽宗沒有示弱，抗顏申辯：“上有天，下有帝，人各有女媳。”^②結果被完顏宗翰呵斥出去。盡管宋徽宗及宮女的反抗無法改變他們的命運，但正是這種反抗，保留了那最后一點人格尊嚴，或許還能贏得金人的尊敬。金人這種記載本身就說明了他們的理解，客觀上為我們了解入金宋人的生活提供了很有價值的參照。王成棣《青宮譯語》在如實記載金兵押解宋室嬪妃北歸的過程中，還不時地流露出同情之心。如記載天會五年(1127)三月二十九日，“邢、朱二妃、二帝姬以墜馬損胎，不能騎行”^①。邢妃是康王趙構之妻，朱妃是鄆王趙楷之妻。五月初七、初八途經魚兒渦、梁魚渦，“此兩日如在水中行，妃姬輩雖臥兜子中，駝馬背亦濕透重裳。地獄之苦，無加于此”^②。對姬妃們的不幸，頗為關注。該書還記載這些姬妃痛苦的心靈。在途中一次宴會上，金國千戶韶合強迫朱妃和宋欽宗妾朱慎妃“唱新歌”，以佐歡助興。不得已，朱妃作歌曰：“昔居天上兮，珠宮玉闕;今居草莽兮，青衫淚濕。屈身辱志兮，恨難雪，歸泉下兮，愁絕。”朱慎妃作歌曰：“幼富貴兮綺羅裳，長入宮兮侍當陽。今委頓兮異鄉，命不辰兮志不強。”據載二人“皆作而不唱”^③。她們當時凄苦的心聲、悲愁的感情，一定令作者為之動容。當然，作者如同許多金人一樣，對宋朝后宮生活不免有些獵奇心理，他們向嬪妃們打探帝王們的私生活，記載了宋徽宗“五七日必御一處女”、宋欽宗“不邇聲色”、康王趙構“好色如父”^④之類的隱私，這反映了金人的心理。

金人對待南宋還有友好的記錄，這一般出現在和平歲月。金大定九年(1169)，一位宋朝賀正旦使得了傷寒，金世宗有《賜宋使銀合湯藥詔》，稱：“會朝歲旦，蒙犯寒威。眷惟將命之恭，有加勞勚;宜錫衛生之物，迎致沖和。今差入內內侍御直郎虞友益賜卿湯藥一銀合，往當祗受。故茲詔諭，想宜知悉。冬寒，卿可平好否? ”(《金文最》卷五)雖是詔書，卻充滿著人情味，洋溢著關護之情。大定十七年，金世宗又有《賜宋賀生辰使副銀合湯藥詔》。只是這類文字并不多見。其他如粘割沒雅《諫毀宋故都丘陵疏》、胥鼎《言伐宋六不可疏》、許古《諫伐宋疏》、楊云翼《諫南伐疏》等等，客觀上存在友好的一面，但主觀上更多的是從金國自身利益出發，不能視為友好的表現。

最值得注意的是金亡之后元好問等人對南宋的態度。元好問在《續夷堅志》卷四中記載了一則《泗州題壁詞》：

興定末，四都尉南征。軍士掠淮上良家女北歸。有題《木蘭花》詞逆旅間云：“淮山隱隱，千里云峰千里恨;淮水悠悠，萬頃煙波萬頃愁。山長水遠，遮斷行人東望眼。恨舊愁新，有淚無言對晚春。”

《全宋詞》據此收錄，題作淮上女《減字木蘭花》。元好問將它記錄下來，本身就說明他已經擺脫了民族與政權的偏見，對這位淮上女寄予理解和同情。《續夷堅志》吳繼寬抄本在這段文字的結尾還有“情溢空外，良可憫焉”^①等語，很可能就是元好問的評價。《中州集》卷九在王或《禪頌》“烈日初心不敢謾”句下特意詳細記載了南宋李申之被俘之后的感人事跡：

貞祐末，行臺都尉南征，獲武經進士李申之于盱眙。左右司郎中劉光謙達卿、潤文官李獻能欽叔，愛其才辯，欲活之，以避嫌不敢也，乃托以問事機，令軍中羈管之。申之作詩贈主囚者云：“一飯感君無地報，寸心許國只天知。明朝定作長淮鬼，馬革仍煩為裹尸。”又云：“胸中萬古橫鐘阜，一死鴻毛斷不移。”又獻書都尉云：“金國歲歲南侵，計所得不能一二州，而軍力折耗殆盡。今歲此舉，亦曾慮人有議其后，何以御之乎?為公計者，不若此南軍大舉斂兵而退，雖屢出無功，得全師而返，猶可自救。不然，師老食殫，困頓于堅城之下。讒間一行，則公受禍不久矣。某軍敗而死，固其所也，乞于盱眙城下，責以不降之罪，以一死見處，使人人知之，則都尉亦于名教有功。”書上之明日，申之謀遁歸，不果，乃殺之。欽叔說其臨刑，回面南向，欣然就戮，甚嗟惜之。予謂申之 “胸中萬古橫鐘阜” 與王知非 “烈日初心不敢謾”，皆烈丈夫語，故附見于此。

劉祁《歸潛志》卷八也記載了此事，但文字較簡單。據《金史·宣宗本紀中》，此事發生在金興定三年(1219)二月，當時金兵統帥是仆散安貞，李申之為宋軍統制官。李申之被俘后，以其才辯博得金人的贊賞和愛惜，面對死亡和誘惑，他堅貞不屈，視死如歸，還反過來分析金兵形勢，勸金帥撤軍。他的事跡，《宋史》失載。出于敵方的這一記載不僅彌補了南宋文獻的不足，而且比南宋人的記載更加可信。更重要的是，李獻能、元好問等人的由衷贊嘆，說明他們超越了金源單一政權的立場，泯滅了敵對政權的界限，能夠客觀全面地看待宋金雙方的政治軍事。

持類似立場的還有劉祁。《歸潛志》卷七檢討金末的頻繁南征，有下面一段文字：

南渡后，屢興師伐宋，蓋其意以河南、陜西狹隘，將取地南中。夫己所有不能保，而奪人所有，豈有是理?然連年征伐，亦未嘗大有功，雖能破蘄、黃，殺虜良多，較論其士馬物故，且屢為水陷溺，亦相當也。最后，盱眙軍改為鎮淮府，以軍戍之，費糧數萬，未幾亦棄去。又師還，乘夏，多刈熟麥，以歸助軍儲。故宋人邊檄有云：“暴卒邸張，率作如林之旅;饑氓烏合，驅帥得罪之人。”

其中主要觀點與上引李申之之論基本一致。有趣的是，劉祁居然征引措辭尖銳的宋人檄文為證，表明他對這篇檄文的認同，體現出較開闊的視野。更可貴的是，劉祁還能稱贊堅持抗金的南宋著名愛國詞人辛棄疾，說“辛一旦率數千騎南渡，顯于宋”，與他的同學黨懷英“雖所趨不同，皆有功業，寵榮視前朝李榖、韓熙載，亦相況也”(《歸潛志》卷八)。他所說的“功業”應該包括辛棄疾念念不忘的抗金事業，這無異于承認了辛棄疾抗金言行的合理性。元好問對辛棄疾的評價也很高，認為“樂府以來，東坡為第一，以后便到辛稼軒”^①。這雖然主要是就其詞而言，但也沒有排除其詞抗敵復國的主題。

元好問等人之所以能夠平等客觀地看待宋金雙方，是因為金朝滅亡結束了宋金對峙的政治局面。這時，文人們可以不必顧慮金朝統治者的忌諱，可以坦然地談論有關南宋的方方面面，如南宋的抗金問題。否則，劉祁就不可能公然稱引辛棄疾“壯歲旌旗擁萬夫”之類詞作。比較而言，南宋文人直到南宋滅亡以后也缺少這種寬廣的視野，始終未能正視金源政權存在的合理性。

總的來看，金人對南宋的態度基本上隨著政局的變化而變化，與南宋文人對金的態度恰好形成了對照。

注釋

① 《中州集》卷八載王競《奉使江左讀同官蕭顯之〈西湖行記〉因題其后》一詩,可見蕭氏著有《西湖行記》。② 《中州集》卷八說宋楫于泰和三年使宋,誤。參見胡傳志《金代文學研究》第146頁,安徽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① 本文所引《金文最》,據中華書局1990年版。① 蔡松年《淮南道中》,《中州集》卷一。①② 崔文印《靖康稗史箋證》第174-175頁,中華書局1988年版。①②③④ 崔文印《靖康稗史箋證》第177頁、第185頁、第179頁、第177頁,中華書局1998年版。① 轉引自《元好問全集》卷四九。《續夷堅志》吳繼寬抄本今藏上海圖書館。① 《元好問全集》卷四十五《遺山自題樂府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