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文學與社會文化·清代文學與科舉制度·清人對八股取士制度的批判

考試作為相對公平的人才選拔制度，至今尚無更好的方式取代。但考試是否真能測驗應試者的水平，卻很早就為人們所懷疑。宋代邱宗卿說“場屋之文如校人之魚，與濠上之得意異矣”^①，田藝蘅也說考試“言行未必其相符，而德業未必其相副也。蓋是者恒十三，而非者恒十七矣”^②，都對考試制度本身的有效性表示了懷疑。當然，在網羅人才的抽象意義上，人們對科舉制度也不無頌揚，尤其是像宋濂《庚戌帝畿鄉闈紀錄序》《會試紀錄序》這類有關考試記錄的文章。但具體到科舉對社會的影響，比如教養，明代梁潛就說：“經義論策，以為取士之一端則可也，以為天下教養之格律則不可。”^③清承明制，殷鑒不遠，人們對八股取士的流弊已看得很清楚，于是八股文就成了眾矢所集的批判目標。

八股文就其發揮經義的內容來說是一種知識形態，而就其縝密的文體結構及寫作難度來說又是一種文學形態，不幸的是八股文的寫作實踐非但沒有光耀知識和文學，反而扮演了反知識、反文學的角色。明清兩代學人對八股的批判也因此深入其反知識、反文學的各個層面。陳瑚《同學會藝序》首先指出八股取士制度對知識和才能取向的總體影響：

后世以科舉取士，則雖有賈董之策、韓范之才、程朱之德，而非由制科則不能置身通顯而有以自見。故必先磨礱其科舉之業，以為進身之羔雉。^④

陳瑚指出，明清以來仕途與前代最大的不同就是由科舉出仕的單一性，這使得士人在知識和才能的培養上只能舉業優先。他雖未進一步說明這將帶來什么后果，但舉業對進德、練識、學文的負面影響是顯而易見的，論者都有具體的指摘。關于舉業對志道的影響，王陽明在《重刊文章軌范序》中就已揭示：

夫自百家之言興，而后有六經;自舉業之習起，而后有所謂古文。古文之去六經遠矣，由古文而舉業，又加遠焉。士君子有志圣賢之學，而專求之于舉業，何啻千里?^①

陽明既論定舉業與圣賢之學背道而馳，其后學黃宗羲的門人鄭梁推導出“科舉興而圣學亡”的結論就是順理成章的了^②。顧炎武在《生員論》中論述了舉業對器識的影響：

老成之士，既以有用之歲月，銷磨于場屋之中，而少年捷得之者，又易視天下國家之事，以為人生之所以為功名者，惟此而已。^③

至于舉業對學問的影響，則錢謙益《復徐巨源書》談到古人分年讀書之法，感嘆“去古日遠，學法蕪廢。自少及壯，舉其聰明猛利、朝氣方盈之歲年，耗磨于制科帖括之中。年運而往，交臂非故。顧欲以余景殘晷，奄有古人分年程課之功力，雖上哲亦有所不能。況如仆者，流浪壯齒，泛濫俗學，侵尋四十，賃耳傭目，乃稍知古學之由來，而慨然有改轅之志，則其不逮于古人也，亦已明矣”^④。邵長蘅《贈王子重先生序》也從古今教育體制的不同，論述了舉業對學問的排斥：

進士之名猶古也。古者學成而為進士，后世成進士始可以為學。士之入于學者，春誦夏弦，秋學禮，冬讀書，而其養之之漸，必自一年歷七年，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然后論選于鄉，升于司徒司馬，而名曰進士。故古者無不學之士，士無未成之才。今世則不然，其急者科名也，其習者辭章訓詁也。兢兢守四子一經之說，童而習之，白首而浸淫焉。一切經史子集兵農天文禮樂律歷象數諸書，相戒屏斥，以為是不利于制舉。間有一二瑰奇辯博之士，稍思旁涉其源流，其父師之操之也惟恐不嚴。幸而成進士矣，然后得釋去經生家言。^①

考據家閻若璩曾舉錢謙益那段話，說：“其言之沉痛深憤，真可流涕。三百年文章學問，不能直追配古唐宋及元者，八股時文害之也!”^②在清代的文集、書信中，常見對幼年“館塾不令讀八股之外文”經歷的回顧^③，無奈中不乏解嘲的味道，就像魏象樞所深慨的：“只因八股文章，擔閣了多少學問! ”^④的確，科舉與八股取士所導致的最大惡果，就是排斥一切學問。焦袁熹答曹諤廷書說：“弟自幼不曾讀書，雖本經正文未必字字看到，無言熟也。用功稍多者惟八股耳。”^⑤在經學最盛的清代，一個著名文人竟然連本經正文也沒通讀過，多么不可思議! 八股試題雖出自經書，但八股文卻排斥經學本身，更不要說經世之學了。魏禧《送新城黃生會試序》曾感嘆：“三百余年來，以八股取士，所求非所教，所用非所苦。”^①其侄世儼《復外舅曾止山先生書》也說：

夫八股雖明之文憲，而所習非所用。昔漢以賢良方正，孝弟力田舉士，宋以策論為科，可以敦化厚俗，而論策亦足以造識量經濟之才。若季年八股之弊，徒習為排偶借替皮膚之辭，其真至者百不獲一。儼意當日必有豪杰賢人老死于溝壑之中，必有長才而束縛于斯文，不得行其志。甲申之變，公卿束手屈膝，絕未嘗如漢、宋之斷而復續者，未必非八股取士之流弊也。^②

明代滅亡的慘痛教訓，讓人們徹底看清了八股取士的惡果及其所主導的教育的失敗，因而對八股文的批判和抨擊在清初達到了頂峰。錢謙益斥八股為“俗學”^③，鄭梁嗤之為“灰塵”^④，李雯斥之為“誤國之物，無用之具”^⑤，龐天池斷言：“今之必不能傳于后者，八股也! ”^⑥

在這股猛烈的批判浪潮中，也有為制度辯護的聲音，這不外乎是考試官員或其代言人一輩的頌辭。蔡世遠《九閩課藝序》云：

國家以制義取士，非徒使人敝精勞神，獵取詞華，組織文字以為工也。蓋以從古圣賢之言，無過于四子之書，讀者玩心力索于此，則內自家庭之間，以及于事君交友、治國平天下之道，畢具于此。而又恐人之目為平淡無奇而不加意也，于是乎標以題目，定以科名，不入彀者，雖有高才無由自見。此朝廷取士之深心，使天下畫然而出于一者也。近世之士循名者多，務實者少。師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學，皆曰此科舉之學而已，因科舉之故，始治經書，視經書之言止供科舉，負圣賢覺世之心，辜朝廷取士之意。^①

在他看來，八股取士制度本身是好的，只是士人態度不正確，急功近利，這才導致人才不盛的局面。《黃元杜文集序》說得更清楚：“人材之所以不及古而國家少可用之才者，由為士者識趣卑近，志量薄狹淺陋，株守時文一冊。”^②這是徹頭徹尾的倒果為因的議論——人心之卑豈不正是制度誘導所致? 當時有識之士都能洞悉這一點，論士風之壞都歸根于制度的誘導。如康乃心《路東山遺詩序》斷言：

世道江河日下，士風尤甚。今日匡時要務，非如晦庵所云罷科舉，返本復始，決不能為國家得真才，收實用。^③

該文作于康熙四十三年(1704)，其罷科舉的建議可以看做是清代又一輪廢科舉宣言。我們知道，清廷對八股取士制度的態度是不無矛盾的。明代的空疏學風與本朝士人對科舉的抨擊，他們不會不知道，八股取士的流弊他們也是很清楚的。所以才會有康熙二年(1663)廢八股之舉，當時士林反應很迅速，馬上就講起時務經世之學^④。可惜此舉只延續了兩科，康熙七年又恢復了首場試八股文。道理很簡單，天下尚未平定，士林尚未歸心，值此之際，科舉畢竟是最有力的籠絡士大夫階層的工具，八股更是思想控制的有效武器。后來饒廷襄說得極透徹：“明祖以梟雄陰鷙猜忌馭天下，懼天下瑰偉絕特之士起而與為難，(中略)求一途可以禁錮士人之心思材力，不能復為讀書稽古有用之學者，莫善于時文，故毅然用之。其事為孔孟明理載道之事，其術為唐宗英雄入彀之術，其心為始皇帝焚書坑儒之心。”^①所以，盡管乾隆三年(1738)兵部侍郎舒赫德一度又提出改革考試條款的動議，“但時大學士鄂爾泰當國，力持議駁，科舉制義得以不廢”^②。

《清史稿·選舉志》論本朝科舉流變，說“雍、乾年間作者輩出，律日精而法益備。陵夷至嘉、道而后，國運漸替，士習日漓，而文體亦益衰薄。至末世而剿襲庸濫，制義遂為人詬病矣”^③。其實如上文所述，清代對八股文的批判絕不是嘉道以后才開始出現的，自清初迄光緒末廢科舉，八股文一直受到持續的批判。乾隆時人們“以制義之體為極卑”者^④，稱科名為敲門磚，謂不必根柢經書，但求涂飾有司耳目，便可騙得^⑤。道光年間名學者朱九江說：“今之子弟所志者科名而已，所力者八股八韻八法而已，故今之所謂佳子弟，皆古之所謂自暴自棄之尤者也。”^⑥汪縉《合訂楊顧兩先生時文敘》更自哂道：“時文之士，士之賤焉者也。以是販夫豎子下至田間儋糞漢，皆得而笑之。”^⑦而另一位名學者胡培翚在《送程中允春海之任貴州學政序》中批評當時習舉業之士，“陋者乃徒于制義中求制義，雷同剿說，師師傳效，甚至六經子史終其身不一寓目者，所在皆有”^⑧。在《涇川書院志學堂記》里他更指出當時八股文本身的墮落，說：“今士子多敝其力于時文，株守兔園冊子，竟不知此外有何學問;其下者又或剿襲雷同，日思為竊取功名之計，即以時文論亦惡劣極矣，尚安有人才出其中哉? ”^①左宗棠也從科舉制度的弊端分析了人才不出的根由：“近來時事日壞，都由人才不佳，人才之少，由于專心做時下科名之學者多，留心本原之學者少……試看近時人才，有一從八股出身者否?八股愈做得入格，人才愈見庸下。此我閱歷有得之言，非好罵時下自命為文人學士者也。”^②置身晚清內憂外患、國運日衰的無奈之中，左宗棠的這番話是感觸最為深刻、最為沉痛的。如果說明代和清初文人對科舉的批判還多從經生方面著眼，多指責士人的學風而不敢公然指斥科舉制度本身，甚至在網羅人才的意義上還抽象地肯定八股取士的意義，那么到晚清，人們已斷然拒絕在任何意義上將八股取士制度與某種價值聯系起來。在中國社會的近代化要求迫切地擺到人們面前時，腐朽和不切實用的八股取士制度再無存在的理由，只能壽終正寢了。

注釋

① 王應麟《困學紀聞》卷一七,翁元圻注,道光刊本。② 田藝蘅《留青日札》卷三七“非文事”條第695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③ 梁潛《泊庵集》卷二《務實學四》,文淵閣四庫全書本。④ 陳瑚《確庵文稿》,康熙刊本。① 王守仁《王陽明全集》上卷第875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② 鄭梁《鄭寒村全集·見黃稿》卷一《送王文三之錢塘序》,康熙年間紫蟾山房刊本。③ 顧炎武《顧亭林詩文集》第23頁,中華書局1983年版。④ 錢謙益《牧齋有學集》下冊第1324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習,士子耳目無聞見,迂疏庸陋,不識當世之務,不知民之疾① 邵長蘅《青門旅稿》卷三,康熙年間家刊本。② 閻若璩《潛邱札記》卷一,乾隆十年家刊本。③ 黃中堅《蓄齋集》卷六《與大瓢山人書》,國家圖書館藏鈔本。④ 林昌彝《射鷹樓詩話》卷七引,第146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⑤ 焦袁熹《此木軒文集》卷一《答曹諤廷書》,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藏稿本。① 魏禧《魏叔子文集》卷一○,道光二十五年謝若庭紱園書塾重刊寧都三魏文集本。② 魏世儼《魏敬士文集》卷一,道光二十五年謝若庭紱園書塾重刊寧都三魏文集附。③ 錢謙益《初學集》卷七九《答唐訓導汝諤論文書》,下冊第1701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④ 鄭梁《鄭寒村全集·見黃稿》卷二《范國雯稿序》,康熙刊本。⑤ 李雯《冒辟疆文序》,《同人集》卷一,道光重刊本。⑥ 張潮《幽夢影》卷上評語,雍正刊本。①② 蔡世遠《二希堂文集》卷二,雍正十年刊本。③ 康乃心《莘野文續集》卷二,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藏莘野先生遺書稿抄本。④ 裘璉《橫山文集》卷二《胡澹溪淑問錄敘》,民國三年(1914)寧波旅遁軒排印本。① 馮桂芬《校邠廬抗議·改科舉議》引,光緒二十三年聚豐坊刊本。② 《清史稿》卷一○八,中華書局排印本第12冊3151頁。③ 同上,3153頁。④ 彭紹升《二林居集》卷六《蒙泉制義敘》,光緒七年刊本。⑤ 焦循《雕菰樓集》卷二三《先考事略》,道光三年刊本。⑥ 簡朝亮《讀書堂集》卷一《朱九江講學九記》,民國十九年刊本。⑦ 汪縉《汪子文錄》卷二,道光三年刊本。⑧ 胡培翚 《研六齋文集》 卷六,光緒四年世澤樓重刊本。① 胡培翚《研六齋文集》卷八,光緒四年世澤樓重刊本。② 吳慶坻《蕉廊脞筆》卷八引,第234頁,中華書局199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