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文學與政治·明代文學與黨爭

黨爭并不始于明代，漢代的黨錮可算黨爭的濫觴。唐代的清流，宋代的元祐黨人，也都有黨爭的事情。然而，歷代的黨爭，都沒有明代黨爭動員之廣，歷時之長，斗爭之烈，影響之大。因而明代黨爭與文學的關系也特別引人注目。

如果說明初黨爭之勢尚未形成，那么明中葉嘉靖朝的“大禮議”紛紛擾擾，已具黨爭之勢，其影響及于整個嘉靖王朝。明后期的黨爭發端于萬歷初，時張居正(1525—1582)專政，培植私黨，排斥異己，控制言路。萬歷五年(1577)，張居正丁父憂，戶部侍郎李幼孜首倡奪情，激起朝中公憤。翰林學士王錫爵、吳中行、趙用賢皆以為不可，不聽;員外郎艾穆、主事沈思孝、進士鄒元標相繼論爭，受到廷杖和貶謫處分。戶部郎中楊應宿之流趁機彈劾正直官吏，以取媚于張居正，黨爭之勢已成。萬歷十年(1582)張居正死，被壓抑了十年的言路如江河決口，一發不可收拾。言官爭礪鋒銳，搏擊當路;內閣培植黨羽，媚上固寵;皇帝沉湎酒色，不理朝政。于是內閣與言官的矛盾愈演愈烈，大事小事，吵吵嚷嚷，朝廷上下，黨同伐異，政府職能幾近癱瘓。天啟年間以魏忠賢(1568—1627)為代表的閹黨正是利用了這一形勢，操縱朝政，迫害忠良，演出了明代黨爭中最殘酷最黑暗的一幕。崇禎初，魏黨被定為逆黨受到懲處，但黨爭并沒有就此止息。整個崇禎朝都籠罩著黨爭的陰影，以致皇帝選擇內閣輔臣不相信會推，而改用枚卜。即使在清軍占領北京并進逼江南的形勢下，腐朽的南明王朝內部仍然黨爭激烈，直至垮臺。可以毫不夸張地說，黨爭就像傳染病，感染了明末的每一個王朝，這些政權被折磨得筋疲力盡，氣息奄奄，一旦受到外來攻擊，頃刻瓦解。

對于明代黨爭，史學家們給予了應有的關注，孟森的《明清史講義》第四章《議禮》有專門論述，其他的通史也都有或詳或略的說明。謝國楨則將黨爭與結社結合起來考察，寫出了《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對明末清初的黨社情況進行了細致的梳理，并闡述了自己的看法。他在《自序》中指出：“我覺得明亡雖由于黨爭，可是吾國民族不撓的精神卻表現在結社。其間又可以看到明季社會的狀況和士大夫的風氣，是在研究吾國社會史上很重要的問題。所以我寫這篇文字，就以黨爭和結社為背景，來敘述明、清之際的歷史，以喚起民族之精神。”^①該著作寫于九一八事變之后，初版于1934年，對象是研究歷史，目的是“喚起民族之精神”，故重點不在談文學。但作者的研究，對于我們了解這一時期黨社與文學的關系仍然很有啟發。

關于明代黨爭與明代文學的關系全面系統的研究，迄今還不見有專著發表。王齊洲有《明代黨爭與明代文學》一文，介紹了明代黨爭的基本情況，并從三個方面總結了明代黨爭對明代文學的主要影響。一是“黨爭刺激了文學社團的勃興”。文社是黨爭的基礎，社內不僅切磋時文、關心政治，而且雅尚文學、交流情感，文學活動是文社的主要活動之一。如復社的幾次大會都是社友創作詩文的契機，淮安望社更以創作詩歌為主，連閹黨阮大鋮(1587—1646)組織文社也以演出自己創作的《燕子箋》傳奇來吸引社友。不同文社往往有不同的文學主張，如豫章大社主張“以今日之文救今日之為文者”，復社則志在復古，要求“文必六經，詩必六朝”，從而促進了文學理論的發展和文學流派的形成。二是“黨爭對作家們的文學創作活動以至創作風格產生了直接影響”。如著名戲曲家湯顯祖(1550—1616)是東林黨領袖顧憲成(1550—1612)、鄒元標(1551—1624)和高攀龍(1562—1626)的好友，因上疏批評朝政被貶，他不僅在與東林黨人的詩文唱和中表達了與東林黨相近的立場，而且創作《牡丹亭》傳奇，高舉起“以情反理”的旗幟，體現出具有市民文化特點的新文風。三是“明代文學中的不少優秀之作是對明代黨爭的直接反映”。如馮夢龍(1574—1646)的《沈小霞相會出師表》謳歌沈煉父子與權奸嚴嵩父子的斗爭，張溥(1602—1641)的《五人墓碑記》記述蘇州市民支持東林黨人反對閹黨的斗爭，李玉(1610—1671?)等蘇州派作家創作的《清忠譜》把蘇州市民支持東林黨人反對閹黨的斗爭搬上舞臺，還有揭露閹黨、歌頌東林黨人的《玉鏡新譚》《皇明忠烈傳》，以及反映復社、幾社文學活動的《國門廣業》《壬申文選》之類黨人文學選集，都是明代黨爭所帶來的新的文學現象，值得我們重視^①。

在明代黨爭與明代文學的研究中，更多學者把眼光投向具體作家作品，揭示代表作品的政治意蘊和社會價值。

以傳奇戲曲反映明代社會政治是明代文學的一個特色，而直接取材于黨爭的著名傳奇有明中葉的《鳴鳳記》和明末的《一捧雪》《清忠譜》等。

明中葉傳奇《鳴鳳記》相傳為王世貞(1525—1590)門人所作^①，是一部反映現實政治斗爭的作品，受到了較多的關注和較高的評價。如徐扶明的《<鳴鳳記>初探》認為：“嘉靖年間無名作家的《鳴鳳記》，乃是取材于當時政治上的斗爭。在那時說來，這個戲，可算是時事劇”，“嘉靖年間忠臣義士反對嚴嵩奸黨的斗爭，深深地激動了作者的心胸，因此，作者力圖把這次事件的整個發展進程及其必然規律，用傳奇形式表現出來，藉以贊頌最突出的10個忠臣義士共同斗爭的功績，從而激勵時人和教育后代。”^②游國恩等主編的《中國文學史》第七編《明代文學》部分也指出：“作品描寫夏言、楊繼盛為首的朝臣和嚴嵩父子的斗爭，塑造了一系列忠臣的形象，同時揭露當時專制政治的腐朽和殘酷，有一定的戰斗意義。”^③應麟的《<鳴鳳記>的時代精神淺析》(《遼寧省戲劇學校學報》1981年第1期)也持基本相同的觀點。

《一捧雪》《清忠譜》的作者是李玉，兩劇皆寫于明末。《一捧雪》寫的是明嘉靖年間內閣首輔嚴嵩之子嚴世蕃為貪得一只名為“一捧雪”的玉杯而陷害玉杯主人莫懷古全家的故事。對于作品通過對嚴嵩父子貪婪兇殘的揭露，鞭撻了明代社會政治的黑暗腐朽這一主題，學者們不持異議。但對故事的本事，卻有幾種不同的說法。一般認為該劇故事情節是根據“偽畫致禍”的故事改編而成。關于“偽畫致禍”，明人沈德符(1578—1642)的《萬歷野獲編》補遺卷二有比較詳細的記載，明清筆記《浪跡續談》《廣匯》《二申野錄》《消夏閑記摘抄》《聽雨軒雜記》《投轄小志》《詞余叢話》《在園雜志》等也有類似的記載。也有學者認為是根據《虞陽叢書》所收《張漢儒疏稿》創作的，馮沅君便指出：“《一捧雪》是用嚴嵩父子謀奪《清明上河圖》枉殺王忬事，至于改《清明上河圖》為玉杯一捧雪，則似參照了錢謙益奪顧大章玉杯饋送閹黨崔呈秀事……《一捧雪》之作，很可能就是深恨錢謙益這種取媚魏黨的丑行，遂借傳說中嚴嵩枉殺王忬的內幕，加以烘托渲染，以抒憤慨。”^①還有一種意見認為是根據明末作家曹家駒《說夢》卷二所載《擲杯記》故事改編的(參見徐銘延《論李玉的<一捧雪>傳奇》)。當然，這些意見并無必然沖突，文學創作本不是對現實的照搬，作者綜合各種史實和傳說加以敷衍，也是很正常的事。

《清忠譜》直接取材于明天啟六年(1626)閹黨魏忠賢派緹騎到蘇州逮捕東林黨人周順昌而引發的蘇州市民反對閹黨的斗爭，由李玉“草創于明亡之前，入清后經同里諸君的共同編定才刊行于世”^②。在明后期，閹黨已經成為社會公害，因為“皇權的集中與皇帝的腐化，必然導致宦官的專權;宦官的專權與朝政的腐敗，又加劇了黨爭”^③，引發一系列社會問題。明末抨擊魏忠賢閹黨的戲劇很有一些，如陳開泰的《冰山記》、盛于斯的《鳴鳳記》、穆成章的《請劍記》、高汝拭的《不丈夫》、王應遴的《清涼傘》、范世彥的《磨忠記》等。這些作品大都散佚，僅《磨忠記》保存下來，不過，該劇藝術上相當粗糙，影響不大。《清忠譜》是反映明末黨爭的代表作，作品不僅從一個側面描繪了明末統治集團內部的一場激烈的政治斗爭，而且展示了明末江南一帶市民斗爭的廣闊歷史畫卷，“故事本身即很壯烈，很有戲劇意味……劇中的主角雖是被削職的吏部員外郎周順昌，但顏佩韋、周文元等五個人的性格、行動，也寫得非常出色”^①，是一部不可多得的時事政治劇。文學與政治的關系，在這一時事政治劇中得到清晰的展現^②。

明代中后期直接反映黨爭的作品除戲曲外，還有一些詩文作品也受到大家重視。例如，張溥的《五人墓碑記》就是記載蘇州市民反對閹黨斗爭的名作，霍松林的《反閹黨斗爭的贊歌——評<五人墓碑記> 及其他》(《人文雜志》1981年第1期)做了比較細致的分析。

在明代黨爭與明代文學研究中，著名戲曲家湯顯祖也受到人們的關注。湯顯祖不僅保持著與東林黨領袖顧憲成、鄒元標和高攀龍的友誼，他的兒子大耆、開運、開先后來都是源于東林黨的復社成員，他的不少詩文也反映出與東林黨相同的政治傾向。此外，他還在作品中表達了對異端思想家李贄(1527—1602)的尊敬，表達了與“公安派”“獨抒性靈，不拘格套”相接近的文學主張。湯顯祖的戲曲創作雖然沒有直接反映黨爭，但由于受黨爭的政治環境影響，他的作品也曲折地反映了當時社會的政治特點和自己的政治傾向。徐朔方在《湯顯祖和他的傳奇》一文中指出：“當時政治腐敗和人民苦難的深重是使湯顯祖的為人和作品充滿反抗性的契機之一……同情東林黨，和東林黨在某些政治事件上步調一致，以及他自己在仕途上屢遭波折，這是使得湯顯祖的為人和作品充滿反抗性的又一個契機。”^③他認為：“批評當代政治是《牡丹亭》的內容之一。這一個內容發展成為《邯鄲記》的主題思想。”(《元明清戲曲研究論文集》第360頁)周育德在《“臨川四夢”和明代社會》文中也指出：“‘臨川四夢’取材于傳統的故事。但是，湯顯祖在處理傳統題材時，卻能從明代的現實社會出發，根據自己的社會理想和對現實生活的認識，給古老的故事以新的解釋和大膽的改造，注入了自己政治生活的深切體會。于是，那些故事被湯顯祖染上了濃厚的時代色彩，表現了鮮明的政治傾向。”^①蔣星煜在 《湯顯祖對張居正之認識及其在劇作中的曲折反映》^②文中不僅對湯顯祖在萬歷丁丑(1577)庚辰(1580)兩科會試舞弊、張居正奪情起復、吳仕期偽造海瑞奏疏案中的態度進行了考辨，指出其有關詩文的政治意義，并且認為：“‘臨川四夢’以及《紫簫記》都較多地寫了愛情生活，但也頗多涉及科場和官場內部的斗爭，主要是暴露和抨擊了朝廷對人才的取舍和使用方面的營私舞弊……他對張居正的某些方面認識較為深刻，不滿的情緒相當強烈，則也可能反映得多一些或夸張一些。”總之，黨爭和當時的黑暗政治斷送了湯顯祖的政治前途，卻成就了他作為明代最杰出的戲曲家的崇高地位。

注釋

① 謝國楨《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第1頁,中華書局1982年新版。① 參見王齊洲《明代黨爭與明代文學》,載《古典文學知識》1992年第6期。① 王達津認為,《鳴鳳記》“疑萬歷末親近徐階的人所寫”,“出于一位不知名的蘇州文人”。參見其《評明人<鳴鳳記>兼論其作者》,載《文學評論叢刊》第30輯第319—324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版。② 載《文學遺產增刊》12輯第29頁,中華書局1963年版。③ 第67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64年版。① 馮沅君《怎樣看待<一捧雪>》,收入《馮沅君古典文學論文集》,山東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② 顏長珂、周傳家《李玉評傳》第52頁,中國戲劇出版社1985年版。③ 袁行霈主編《中國文學史》第四卷第8頁,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① 劉大杰《中國文學發展史》第1012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據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1963年版重印。② 由于李玉生活在明末清初,故有的文學史將他放在清代文學部分敘述。關于明末時事劇創作的研究,可參見郭英德《明清傳奇史》第302—308頁,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③ 載《元明清戲曲研究論文集》第337—338頁,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① 載《湯顯祖研究論文集》第86頁,中國戲劇出版社1984年版。② 載《湯顯祖研究論文集》第147—14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