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文學與社會文化·清代文學與學術文化·清代文學與學術文化互滲的兩重性

所謂文學與學術互滲的兩重性，主要是指文學創作與學術研究的關系問題。這是一個由來已久的問題，它包含兩個方面：(一)文人與學者身份的區分與一體化，(二)文學對學術的排斥與吸納。

先看第一個方面。在漫長的中國古代社會，長期存在著文人與學者身份的緊張關系。自從揚雄把文學作品比做“壯夫不為”的“童子雕蟲篆刻”之后，中國古代便形成一種視文學為雕蟲小技的傳統觀念。一些文才很高的人如范曄、劉知幾等，“常恥作文人”，“恥以文士得名，期以述者自命?！边@種鄙視文人推崇學者的觀念到清初顧炎武那里可以說達到了一個高峰。同時，自從曹丕把文章抬到“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的高度后，歷代對揚雄觀點進行批駁的也大有人在。漢唐之際文人的榮譽顯然高于學者，盛唐時，則成了“士無賢不肖，恥不以文章達”。唐以后堅持文人高出學人看法的也不乏其人^①。歷代文人的數量也高于學者，以致顧炎武在《日知錄》里不能不感嘆“文人之多”。文人與學者的身份之爭，可以說是“文苑”與“儒林”之爭，它反映出古人對職業或事業、名譽等方面價值觀的分歧。文人與學者的身份區別在清代以前是比較鮮明的，尤其是在唐代以前，文人兼學者的比較少。唐代一般有成就的詩人很少兼做學者。這種情況在宋代有所改變。

從宋代開始，文人與學者的身份出現一定程度的融合。宋代有一些人既做文人同時又做學者，比如北宋時，歐陽修、王安石、蘇軾等人，既創作了大量文學作品，也撰述了不少學術著作。這一點是李白、杜甫、白居易所不能相比的。然而，由于宋代文人專注于學術的時間和精力有限，除史學與理學外，其學術成果(如經學、小學、考據學等)的整體性成就還顯得不夠豐富^①，說明學者的學術性和身份性意識并不強。這一點宋人無法與清人相比。清代學術雖然是繼承宋代學術而發展起來的^②，但只有到了清代，一個人同時兼有文人與學者的身份才具有普遍的可能性。換句話說，文人與學者身份的一體化是在清代完成的。汪辟疆先生曾指出：宋時“作者，惜多不學。荊公《字說》，騰笑千古;東坡經學，尤甚粗疏”。至于其他文人在學術上的空疏淺陋，更無論矣。而“近代詩家，承乾嘉學術鼎盛之后，流風未泯，師承所在，學貴專門，偶出緒余，從事吟詠，莫不熔鑄經史，貫穿百家”。清詩“雖與宋殊途，要足與學相儷，則又兩宋諸詩家所未逮也”^③。汪先生這里主要是講晚清詩人與宋代詩人的區別，但卻從一個側面說明了文人與學者身份的一體化程度在宋代和清代有所不同，清代明顯高于宋代。凌廷堪批評袁枚能文不能學是“自怯空疏論轉嚴，儒林文苑豈能兼”^④。但就清代知識界身份的主導價值觀而言，清人實際上是“儒林文苑多能兼”。晚清由于西學東漸，作家的知識結構發生變化，作家的身份也出現某些轉型，如康、梁、黃遵憲等以政治家的身份而兼文人^①，但這并不影響他們同時也可以學者身份而兼文人。

清代文人與學者身份一體化程度較高，突出的表現為許多人在文學創作和學術研究兩方面都取得顯著成就。這一點僅從青年人身上就能看出，比如康熙時著名的年輕詞人納蘭性德，其詞哀婉悲傷，真摯自然，風格獨特，被況周頤推尊為“國初第一詞人”。同時，他又與徐乾學一起，搜集唐、宋、元、明以來的解經著作，?？眳R編成1781卷的《通志堂經解》，為經學研究提供了豐富的文獻資料。納蘭性德只活了31歲，如果假以時日，他在學問與文學上的成就實在未可限量。清代在文學創作和經學研究方面都具有精湛造詣的人比比皆是?？滴鯐r的朱彝尊既是重要的詩家、詞家，又是重要的經學家，他所開創的浙西詞派在清代影響深遠，而其皇皇巨著《經義考》更是清代經學考證的集大成之作。乾隆時的翁方綱、趙翼等，既是著名詩人同時又是著名的金石學家、史學家。大學問家紀昀，主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顯示了極其淵博的學識。他同時又創作了獨樹一幟的文言小說《閱微草堂筆記》，這部小說與《聊齋志異》一道，共同構筑了清代文言小說創作的高峰。晚清名流如沈曾植等，學問之博與詩文之妙也是前人難以匹敵的。

再看第二個方面。文學創作對于學問的態度，是排斥還是吸納，這也是一個長期爭論不休的問題。早在齊梁時，鐘嶸的《詩品》里就諷刺過掉書袋的詩人是“雖謝天才，且表學問”。宋代嚴羽對宋詩的批判中，也有一條罪名“以才學為詩”。嚴羽認為詩歌創作以識為主，“詩有別材，非關書也”。有學者從版本學的考察中證明，嚴羽反對以才學為詩，但并不反對“學”^②，不過，就主要思想傾向而言，嚴羽反對寫詩靠書本學問的觀點還是很明確的。嚴羽的詩論在清代不乏發揚光大者，如王士禛的“神韻說”^①，而袁枚更是旗幟鮮明地在文學作品中排斥學術。他認為詩“由天性使然，非關學問”。“人有滿腔書卷，無處張皇，當為考據之學，自成一家。其次，則駢體文盡可鋪排，何必借詩為賣弄”。總之，他反對“將詩當考據作”^②。但從清代樸學與詩學關系的總體形勢看，嚴羽一派的觀點并非主流。占主導地位的還是倡導學人之詩的各種派別。清代主張學人之詩的學者就經常批評嚴羽的觀點^③，也可以說否認嚴羽一派的看法，強調學問與詩的緊密聯系，是清代學人詩理論的邏輯起點。

清人堅持文學創作要充分吸納學問的看法體現在文學創作的各領域。詩歌無疑是反映最集中的領域。清初浙西詞派開創者朱彝尊就認為“天下豈有舍學之詩之理”。宋詩派的首領人物厲鶚也斷言“未有能詩而不讀書”者^④。以沈德潛為代表的格調派詩人，強調詩學淵源于經學，要求以學問統格調，學問與詩相輔相成。由翁方綱所提倡的“肌理說”，明確主張“以考據為詩”，把學問直接融入詩。在翁氏看來，“考訂訓詁之事與辭章之事，未可判為二途”。學問不僅成為詩歌創作的基礎和方法，而且就是詩歌創作的內容和題材，以致形成一種學問詩^⑤。晚清沈曾植是“學人、詩人合而一”的大詩人，其詩融通經學、玄學、佛學，取材于經史百家、佛道二藏、西北地理、遼金史籍、醫藥、金石篆刻等廣泛的學問內容，形成自己“奧僻奇偉、沉郁盤硬的風格”^①。清代詩歌創作持久的學術性或學問化傾向，導致現代學者認為，清詩與宋詩的重大區別之一在于“詩固未嘗與學術相離也”^②。

散文方面的學問化傾向也是很明顯的。與清代相終始的桐城派，從最初錢澄之發端一直到清季殿軍二姚(永概、永樸)、馬其昶等桐城派大家，都是經學文章并重。方苞文集中說經之文最多，四庫館臣稱其“大抵指事類情，有所闡發”。翁方綱批評姚鼐的《九經說》是以古文為經解，卻并不能否認姚氏“治群經，皆深造自得”^③。桐城派的古文義法，從方苞提出“言有物”、“言有序”、“雅潔”到姚鼐提出義理、考據、詞章三者不可偏廢，可以清楚看出學術被納入文章的要素。不僅古文的創作要與學問緊密結合，駢文的寫作也如此。有人指出，“駢文本與博學相聯系，考據學的興起，正與之相應，因而助長其發展，并為其特點的形成起了一定的作用”^④。汪中、洪亮吉等人的駢文成就，不只在于其文采情思，也在于其學問底蘊。

與詩文的學問化相比，清代小說的學術性絲毫也不遜色。魯迅先生的《中國小說史略》專門辟有一類《清之以小說見才學者》(第25篇)，來對學問化小說加以評述。這方面的代表作當然首推李汝珍之《鏡花緣》。在這部長篇小說中，學問不僅是一般敘事的點綴，而是小說構成的有機組成部分。尤其是小說的后半部，作者寫眾多才女的學術文藝生活豐富多彩，“諸子百家，人物花鳥，書畫琴棋，醫卜星相，音韻算法，無一不備”。還有燈謎酒令，斗草投壺等各種百戲之類，無不辨章源流，詳述技法，充滿著濃郁的學究氣。借小說來談學問，與作者本身的學識廣博、多才多藝有關，更與清代樸學對文學創作的大量滲透有關。本來小說創作就要求作家具備深厚和多方面的學養，而清代重視學問的時代氛圍，更強化了小說的學問化色彩。清代杰出的小說如《紅樓夢》《儒林外史》，沒有不談學問的，只不過不像《鏡花緣》那么集中罷了。

清代文學的學術性還表現在文論方面。清代的文論可以說是對文學的學術研究。比如詩話，在清代發展到一個高峰，其“數量之多，遠遠超過前代，即質量也比前代為高”^①。清代詩話多為專門名家之學，因此具有一定的學術性。清代詞論之發達，也遠遠超過前代，僅詞韻、詞律、詞譜、詞源方面的著作就不勝枚舉。至于各種風格宗尚理論更是異彩紛呈，如浙派之醇雅之說、常州派之意內言外說、比興說等等^②。清代的戲曲理論也有很高的成就，清初李漁的名著《閑情偶記》自不待多言，其他如姚燮的《今樂考證》，考證戲曲的源流、角色、音樂等，也相當詳實?！八浀膭∧渴钱敃r乃至 ‘五四’ 前收集最豐富、最完備的一種”^③。至于晚清，由于西學的介紹和融入，中國傳統的文論又打上了西方學術的印記。

清代文學與學術文化的相互滲透，使得義理、考據、詞章三者的結合成為可能^④，由此形成的具有一定普遍性的寫作范式和文字生涯，也使得清代的文學和學術形成前所未有的時代品格和個性。沒有義理、考據、詞章的互滲或融會，也就沒有清代文學和學術文化的集大成。

注釋

① 參見錢鍾書《談藝錄》第五三條“學人之詩”,中華書局1984年版;張三夕《文人與學者的分野》,載《程千帆先生八十壽辰紀念文集》,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① 宋代史學很特別,其成就受到現代學者的充分肯定,如陳寅恪《陳垣元西域人華化考序》云:“有清一代經學號稱極盛,而史學則遠不逮宋人?！币姟督鹈黟^叢稿二編》第238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張舜徽《宋代學術之廣博成就》亦云:“宋代史學成就,至為巨大,為歷代所不逮?！币姟稅弁韽]隨筆》第161頁,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② 張舜徽《清代學術的流派和趨向》指出:“乾嘉考證之學,都是由宋代學者開辟途徑、啟示方法、為之先導的……清代乾嘉學者們在樸學方面所做的各項工作,都是沿著宋代學者已開辟的途徑向前發展推進的?！币姟蹲氣謱W術講論集》第73頁,岳麓書社1992年版。錢穆也認為清代學術導源于宋,參見《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第一章引論,中華書局1986年版。③ 汪辟疆《近代詩派與地域》,見《汪辟疆文集》第287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④ 陳居淵《清代樸學與中國文學》第220頁,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00年版。① 參見袁行霈主編《中國文學史》第四卷第九編第二節,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② 郭紹虞《〈滄浪詩話〉的本來面貌》,見《隅照室古典文學論集》(下編)第131—132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① 參見蔣寅《王漁洋與康熙詩壇》第58—61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年版。② 參見《隨園詩話》第326、146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版。③ 如沈德潛就認為作詩可廢學之說是對嚴羽“詩有別才,非關書”的誤用,參見陳居淵《清代樸學與中國文學》第156頁,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00年版。又“同光體”首領陳衍就針鋒相對地提出詩關學問的觀點:“詩有別才而又關學者也?！眳⒁婂X仲聯《論“同光體”》,載《夢苕庵清代文學論集》第117—118頁,齊魯書社1983年版。④ 參見錢仲聯《夢苕庵清代文學論集》第33頁,齊魯書社1983年版。⑤ 參見陳居淵《清代樸學與中國文學》第168—170頁,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00年版。① 參見錢仲聯《沈曾植集校注·前言》第4—5頁,中華書局2001年版。② 汪辟疆《近代詩派與地域》,見《汪辟疆文集》第287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③ 參見張舜徽《清人文集別錄》第18—20、95—96、105—106、206—207、634—637頁,中華書局1963年版。④ 參見段啟明、汪龍麟《清代文學研究》第230—231頁,北京出版社2001年版。① 郭紹虞《淺談清代詩話的學術性》,見《隅照室古典文學論集》(下編)第535—538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②參見錢仲聯《全清詞序》,載《南京大學學報》1989年第1期。③郭延禮《中國近代文學發展史》第203頁,山東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④義理、考據、詞章三者的關系或主次,漢學家的看法與桐城派的看法有所不同,桐城派認為“兼長為貴”,漢學家認為“必考證尊于詞章,而后能使詞章體尊?！贝髡鹕踔琳J為“義理者,文章、考核之源?！眳⒁娛茖O《義理·考據·詞章》,載《桐城派研究論文選》,黃山書社1986年版;錢鍾書《談藝錄》第178頁,中華書局1984年版。但是,這并不妨礙三者在某種程度的結合成為清代的文化思潮或精神時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