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文學的文獻·魏晉南北朝小說研究文獻·舊題漢人小說的文獻問題

所謂“舊題漢人小說”，主要包括《神異經》《漢武洞冥記》《十洲記》《漢武內傳》《漢武故事》《趙飛燕外傳》《雜事秘辛》《西京雜記》等作品。茲就其文獻問題分別加以考察。

1.《神異經》

《神異經》1卷，舊題東方朔撰，今存。酈道元《水經注》引《神異傳》，《三國志·三少帝紀·齊王芳紀》裴松之注引《神異經》，《隋書·經籍志》地理類，均題東方朔撰。唐以降大率沿用舊說，《中興館閣書目》并說“朔周游天下，所見神異，《山海經》所不載者，列之”。高似孫《緯略》卷六亦持同樣見解。然題東方朔撰，顯系假托。因為《漢書·東方朔傳》所羅列的東方朔的十余種著述中，并無《神異經》，并特別強調：“朔之文辭……凡(劉)向所錄朔書具是矣(師古注：劉向《別錄》所載)。世所傳他事皆非也。”贊又云：“后世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語附著之朔，故詳錄焉。”師古注：“言此傳所以詳錄朔之辭語者，為俗人多以奇異妄附于朔故耳。欲明傳所不記，皆非其實也。”東方朔因其“詼諧”和“逢占射覆”之類的“浮淺”事情“行于眾庶”，成為街談巷議中托名編造奇言怪事的人物，班固有鑒于此，故在《漢書》中特意加以說明。所以南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一引《漢書》，說“史家欲祛妄惑，可為明矣”。

另一種盛行的說法，斷言《神異經》為六朝人所作。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丹鉛新錄一》說：“《神異經》《十洲記》之屬，大抵六朝贗作者。”《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小說家類：“觀其詞華縟麗，格近齊、梁，當由六朝文士影撰而成，與《洞冥》《拾遺》諸記先后并出。”魯迅《中國小說史略》第四篇說：“稱東方朔撰者有《神異經》一卷，仿《山海經》，然略于山川道里而詳于異物，間有嘲諷之辭。《山海經》稍顯于漢而盛行于晉，則此書當為晉以后人作。”這樣的推論也不準確。段玉裁《古文尚書撰異》卷一、胡玉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補正》卷四二、陶憲曾《靈華館叢稿·神異經輯校序》、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卷一八均注意到一條材料：《左傳》文公十八年孔穎達疏曰：“服虔按：《神異經》云：梼杌狀似虎，毫長二尺，人面虎足豬牙，尾長七八尺，能斗不退。”服虔是東漢末年人，已引《神異經》注釋《左傳》，可見《神異經》至遲當產生于東漢靈帝之前。李劍國《唐前志怪小說史》(南開大學出版社1984)第三章又補充了若干考證材料，推測《神異經》“出于西漢成、哀前后”。他所舉出的證據有：東漢初郭憲《洞冥記》卷二有云：“昔西王母乘靈光輦，以適東王公之舍。”此正本于《神異經》。又《漢書·東方朔傳》謂“后世好事者取奇言怪語附著之朔”，劉歆《上山海經表》云宣帝后文學大儒皆讀學《山海經》，《神異經》刻意模仿《山海經》，且托名東方朔，“看來出于成、哀前后”。李劍國的結論可備一說。

《神異經》有注，《水經注》卷一《河水注》稱“張華敘東方朔《神異經》”，《齊民要術》卷一引《神異經》并張茂先注，《隋書·經籍志》稱張華注。昔人多疑張華注亦系偽托，如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魯迅《中國小說史略》均存此議。李劍國《唐前志怪小說史》則以為：“《西荒經》‘西方山中有蛇名率然’條，張華注云：會稽常山最多此蛇。《孫子兵法》‘三軍勢如率然’者也。與《博物志》卷三‘常山之蛇名率然’云云全合。又‘鵠國’條注云：‘陳章與齊桓公論小兒。’《御覽》卷三七八引《博物志》逸文詳記此事，與注文正相吻合，皆可證注出張華之手。”

《神異經》今本1卷，與《隋志》地理類、《日本國見在書目》土地家、《文獻通考》小說家、《四庫全書總目》小說家著錄相同。《舊唐志》地理類、《新唐志》道家類、《崇文總目》地理類、《中興書目》小說家、《宋史·藝文志》小說家、《通志》傳記冥異類及地理方物類均析為2卷。通行本據其條數多寡可分為兩類，一為58則本，如何允中《廣漢魏叢書》本、陶宗儀《說郛》本、王謨《增訂漢魏叢書》本、馬俊良《龍威秘書》本、王文濡《說庫》本、掃葉山房《百子全書》本;一為47則本，如胡文煥《格致叢書》本，四庫所采即為此本。又張宗祥校明本《說郛》卷六五、民國吳曾祺《舊小說》甲集節選15則。陶憲曾《神異經輯校》輯佚文9條，清王仁俊輯有佚文1卷，載于《經籍佚文》。

2.《十洲記》

《十洲記》，舊題東方朔撰。《隋書·經籍志》史部地理類著錄1卷，題東方朔撰。其后史志書有異。《舊唐書·經籍志》史部地理類、《新唐書·藝文志》子部道家類作《海內十洲記》，《宋史·藝文志》子部道家類作《十洲三島記》，其他如《云笈七簽》作《十洲三島》，《道藏精華錄》作《海內十洲三島記》等。此書劉向別錄不載，《漢書·東方朔傳》所列朔書中未見此作，題東方朔撰，不可信。《直齋書錄解題》云：“亦稱東方朔撰。二書(按：指《神異經》《十洲記》)詭誕不經，皆假托也。《漢書》本傳敘朔之辭，末言劉向所錄朔書具是矣，世所傳他事皆非也。贊又言朔之詼諧，其事浮淺，行于眾庶。而后世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語，附著之朔，故詳錄焉。史家欲祛妄惑，可謂明矣。”《直齋書錄解題》《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著錄于小說家類。

關于《十洲記》的產生年代，有兩種主要的說法。一、以為系六朝人偽作。《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云：“書中載武帝幸華林園射虎事。按《文選》應貞《晉武帝華林園集詩》李善注引《洛陽圖經》曰：‘華林園在城內東北隅，魏明帝起，名芳林園，齊王芳改為華林。’武帝時安有是號?蓋六朝詞人所依托。觀其引衛叔卿事，知出《神仙傳》后;引《五岳真形圖》事，知出《漢武內傳》后也。”共列舉了三條證據：魏齊王芳始改芳林園為華林園，漢武帝時怎么會有華林園之稱呢?衛叔卿是《神仙傳》中的仙人之一，《十洲記》既然引有衛叔卿事，當產生于《神仙傳》之后。《漢武內傳》中有《五岳真形圖》，《十洲記》提及此書，當產生于《漢武內傳》之后。但這三條證據都并非確鑿無疑。《十洲記》記天漢三年“武帝幸華林園射虎”，《太平御覽》卷七六六引作“帝幸上林苑射虎”，《續談助》本亦作上林苑，可證今本華林園乃上林苑之訛。上林苑本秦宮苑，武帝建元三年重修，在長安以西，不在洛陽。又衛叔卿為漢武帝時人，《十洲記》采其傳聞，不一定從《神仙傳》取材;《五岳真形圖》本神仙家編造的神仙圖經，流行很早，并不始于《漢武內傳》，不能因《漢武內傳》中有《五岳真形圖》，遂以為《十洲記》出于其后。(參見李劍國《唐前志怪小說史》第三章有關考證。)二、或疑《十洲記》出于魏晉之前。宋晁載之《十洲記·跋》云：“朔雖多怪誕詆欺，然不至于著書妄言若此之甚，疑后人借朔以求信耳。然李善注《文選》郭景純《游仙詩》，已云東方朔《十洲記》曰：‘臣故韜隱逸而赴王庭，藏養生而侍朱門矣。’則此書亦近古所傳也。”《十洲記》或為東漢人所作，亦未可知。《十洲記》，今本一卷，與前人著錄相同，主要傳本有宋張君房《云笈七簽》本及《道藏》《顧氏文房小說》《廣漢魏叢書》《龍威秘書》諸本。

《十洲記》的體例仿《山海經》，記漢武帝既聞西王母言八方巨海之中有十洲后，又向東方朔問十洲所在及所有之物名。這十洲是：祖洲、瀛洲、玄洲、炎洲、長洲、元洲、流洲、生洲、鳳麟洲、聚窟洲。東方朔詳道十洲及滄海島、方丈洲、扶桑、蓬丘、昆侖的奇珍異寶，諸如火浣布、續弦膠、反生香、火光獸、切玉刀、夜光杯等，辭藻豐蔚，別具情致。

3.《漢武故事》

《漢武故事》，《隋書·經籍志》史部舊事類著錄，作《漢武帝故事》，2卷，不題撰人。《舊唐書·經籍志》作《漢武故事》，列入故事類。《崇文總目》雜史類著錄五卷，題班固撰。晁載之《續談助》卷一《洞冥記·跋》引初唐張柬之語曰：“王儉造《漢武故事》。”同書卷三《漢武故事·跋》又云：“世所傳班固所撰《漢武故事》，其事與《漢書》時相出入而文不逮，疑非固所撰也。”其后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卷九傳記類亦云：“世言班固撰。唐張柬之《書洞冥記后》云：《漢武故事》，王儉造。”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九流緒論下》用晁氏說：“《漢武故事》，稱班固撰，諸家咸以王儉造。考其文頗衰苶，不類孟堅，是六朝人作也。”《四庫全書》列入小說家類異聞之屬，1卷，提要并列班固、王儉二說：“《漢武故事》一卷，舊本題漢班固撰。然史不云固有此書，《隋志》著錄傳記類中，亦不云固作。晁公武《讀書志》引張柬之《洞冥記跋》，謂出于王儉。唐初去齊、梁未遠，當有所考也。”《漢武故事》為班固所撰的說法缺少依據。《漢武故事》中有云：“女子長陵徐氏，號儀君，善傳朔術，至今上元延中，已百三十七歲矣，視之如童女……京中好淫亂者爭就之。翟丞相奏壞風俗，請戮尤亂甚者。今上弗聽，乃徙女子于敦煌，后遂入胡，不知所終。”元延是漢成帝年號，班固是東漢人，故司馬光《通鑒考異》卷一曰：“《漢武故事》，語多誕妄，非班固書，蓋后人為之，托固名耳。”時代遠不相及，怎么可能稱“成帝”為“今上”呢?黃廷鑒《第六弦溪文鈔》卷三《重輯漢武故事又跋》以為：“疑此書本成、哀間人所記，而孟堅修 《漢書》 時所嘗采錄者……而后人復有附益耳。”

王儉的著作權也一再受到質疑。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云：“按此書為葛稚川家所傳，而諸家著錄皆不考其所始。六朝人每喜抄合古書，而王儉有《古今集記》。疑儉抄入《集記》中，故張柬之以為王儉造，殆亦不探其本意為之說歟? ”游國恩《居學偶記》云潘岳《西征賦》已用漢武帝微行析谷事，遠在王儉之前，“則《漢武故事》即不出于班氏，至晚當亦建安、正始間人所作無疑也”(《文史》第五輯)。游氏將《漢武故事》定為東漢作品，這是較為穩妥的。

《漢武故事》撰人還有葛洪一說。孫詒讓《札迻》卷一一據《西京雜記》序，考為葛洪依托。其說云：“《西京雜記》葛洪序：‘洪家復有《漢武帝禁中起居注》一卷，《漢武故事》一卷，世人希有之者。今并五卷為一秩，庶免淪沒焉。’按此書(指《西京雜記》)確為稚川所假托。《漢武帝禁中起居注》《漢武故事》蓋亦同，故序并及之。《抱樸子·論仙》篇引《漢禁中起居注》說李少君事，與今本《漢武帝內傳》末附《李少君傳》略同(自注云：《道藏》本作外傳，此從晁載之《續談助》校)。張柬之《洞冥記·跋》云：‘昔葛洪造《漢武內傳》、《西京雜記》。’(自注云：今本《洞冥記》無，此跋亦見《續談助》)疑《內傳》即《起居注》，后改題今名。《漢武故事》似亦即今所傳本。蓋諸書皆出稚川手，故文亦互相出入也。”此說無堅實的證據，存疑待考。《漢武故事》本2卷，后散佚甚多。今存《古今說海》本、《歷代小史》本、《古今逸史》本、《說庫》本均為1卷;《粵雅堂叢書》本、《十萬卷樓叢書》本、《叢書集成初編》本無卷數。《問經堂叢書》作2卷。另有魯迅《古小說鉤沉》輯本等。

《漢武故事》雜記漢武帝一生的遺聞軼事，尤以求仙事跡為多。在求仙過程中，他與西王母、東方朔之間的糾葛最富情趣。另穿插有若干瑣聞軼事。

4.《漢武內傳》

《漢武內傳》，《隋書·經籍志》雜傳類著錄，3卷，不著撰人。《舊唐書·經籍志》作《漢武帝傳》2卷。《新唐書·藝文志》同，列入道家類神仙之屬。皆不署撰人。《郡齋讀書志》卷九云“不題撰人”，《宋志》云“不知作者”，《續談助》《類說》亦不著名氏。然明清諸本大都題班固撰，也許是因誤傳班固作《漢武故事》，連類而及《內傳》。故《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曰：“舊本題漢班固撰……不知何據。”明道士白云霽《道藏目錄詳注》卷一作“東方朔述”，亦不知何據。另外還有葛洪撰一說。《續談助》本晁載之跋引張柬之《洞冥記跋》，謂晉葛洪撰。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云：“案唐張柬之跋《洞冥記》云：‘昔葛洪造《漢武內傳》《西京雜記》。’案葛稚川《西京雜記序》末云：‘洪家復有《漢武帝禁中起居注》一卷，《漢武故事》二卷，世人希有之者。’柬之云云，殆因是而誤記歟?”孫詒讓《札迻》卷一一則謂《漢武內傳》即《漢武帝禁中起居注》，出葛洪依托。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亦從其說，并提供了另一例證：“愚謂張柬之語必非無據，證以《抱樸子》所言，與此書相出入，尤覺信而有征，當從柬之定為葛洪所依托。”“日本人藤原佐世《見在書目》雜傳內，有《漢武內傳》二卷，注云‘葛洪撰’。佐世書著于中唐昭宗時，是必唐以前目錄書有題葛洪撰者，乃得據以著錄。是則張柬之之言，不為單文孤證矣(佐氏于《洞冥記》仍題郭子橫撰，不用柬之之說，故知其于此書題葛洪，必別有所據也)。”

關于《漢武內傳》的產生時代，有四種推測：一、齊梁年間。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四部正訛下》：“《漢武內傳》，不著名氏，詳其文體，是六朝人作，蓋齊、梁間好事者為之也。”據文字風格立論，與從事考據的人思路不同。二、魏晉年間。《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其文排偶華麗，與王嘉《拾遺記》、陶弘景《真誥》，體各相同。考徐陵《玉臺新詠序》，有‘靈飛六甲，高擅玉函’之句，實用此傳‘六甲靈飛十二事，封以白玉函’語，則其偽在齊、梁以前。又考郭璞《游仙詩》，有‘漢武非仙才’句，與傳中王母所云‘殆恐非仙才’語相合。葛洪《神仙傳》所載孔元方告馮遇語，與傳中稱‘受之者四十年傳一人，無其人，八十年可頓受二人;非其人謂之泄天道，得其人不傳是謂蔽天寶’云云相合。張華《博物志》載‘漢武帝好道，西王母七月七日漏七刻，乘紫云車來’云云，與此傳亦合。今本《博物志》雖真偽相參，不足為證，而李善注《文選·洛神賦》已引《博物志》此語，足信為張華之舊文。其殆魏、晉間文士所為乎?”三、東晉以后。錢熙祚《〈漢武帝內傳〉校勘記》：“書中年月日名，依附本紀，其論神仙服食及《五岳真形圖》，四十年一傳，與《抱樸子》《仙藥》《遐覽》諸篇相涉，首記景帝夢赤彘事，即《洞冥記》之文，若欲與《漢武故事》‘景帝夢高祖曰：王美人得子當名為彘’互證者。又《御覽》引漸臺、神屋等五條，亦絕似《洞冥記》。大約東晉以后，浮華之士，造作誕妄，轉相祖述，其誰氏所作，不足深究也。”四、東漢末年。李劍國《唐前志怪小說史》第三章：“漢時，武帝、西王母傳說十分盛行，《漢武故事》《洞冥記》《十洲記》都以此為主要內容。《內傳》全書系敷衍、增飾《漢武故事》中武帝會王母諸事，其景帝夢赤彘事，又抄《洞冥》文而稍作改易，文中又用《十洲記》上元夫人及十洲之說，是則在《故事》《洞冥》《十洲》后。《博物志》卷八記武帝會王母事，兼采《故事》和《內傳》，中若‘武帝好仙道，祭祀名山大澤以求神仙之道’，‘此桃三千年一生實’，‘東方朔從殿南廂朱鳥牖中窺母’，‘嘗三來盜吾此桃’諸語，皆出《漢武內傳》，惟文字小異。《博物志》皆取古書舊說，是則《內傳》極可能出于東漢末。”

《漢武內傳》，或稱《武帝內傳》《漢武帝傳》《漢武帝內傳》《漢孝武內傳》。其版本凡二種：一為《道藏》本，一為《廣漢魏叢書》本。《道藏》本題作《漢武帝內傳》，較為完備，《道藏舉要》載此本，錢熙祚《守山閣叢書》，亦出此本，并附校勘記及佚文8則。《廣漢魏叢書》本系從《太平廣記》卷三錄出，《五朝小說》《說郛》《增訂漢魏叢書》《龍威秘書》《墨海金壺》等皆收此本。又《續談助》卷四抄《漢孝武內傳》6則，情事多為今本所不載，可補闕佚。

《漢武內傳》的材料多出自《洞冥記》《十洲記》《漢武故事》，但運之以絢爛奪目的辭藻，錯彩鏤金，典型地體現了融雜傳、“博物”、藻飾等因素為一體的風格，別有一種吸引讀者的魅力。

5.《漢武洞冥記》

《漢武洞冥記》，《隋書·經籍志》雜傳類著錄，1卷，題郭氏撰。《舊唐書·經籍志》傳記類作郭憲《洞冥記》4卷。《新唐書·藝文志》道家類作郭憲《漢武帝別國洞冥記》4卷。《直齋書錄解題》著錄《洞冥記》4卷，拾遺1卷，云：“東漢光祿大夫郭憲子橫撰。題《漢武別國洞冥記》，其別錄又于《御覽》中抄出。然則四卷亦非全書也。凡若是者，藏書之家，備名數而已，無之不足為損，有之不足為益，況于詳略，尤非所計也。《唐志》入神仙家。”《崇文總目》《通志》作1卷，晁公武《郡齋讀書志》作5卷。《四庫全書》列入小說家類異聞之屬，云：“《漢武洞冥記》四卷，舊本題后漢郭憲撰。”前人多疑《漢武洞冥記》非郭憲作。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四部正訛下》：“《洞冥記》四卷，題郭憲子橫，亦恐贗也。憲事世祖，以直諫聞。忍描飾漢武、東方事，以導后世人君之欲?且子橫生西京末，其文字未應遽爾，蓋六朝假托，若《漢武故事》之類耳(《后漢書》憲列方技類，后人蓋緣是托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考范史載，憲初以不臣王莽，至焚其所賜之衣，逃匿海濱。后以直諫忤光武帝，時有‘關東觥觥郭子橫’之語，蓋亦剛正忠直之士，徒以潠酒救火一事，遂抑之方術之中。其事之有無，已不可定;至于此書所載，皆怪誕不根之談，未必真出憲手。又詞句縟艷，亦迥異東京，或六朝人依托為之。”魯迅《中國小說史略》亦曰：“《洞冥記》稱憲作，實始于劉昫，《唐書》，《隋志》但云郭氏，無名。六朝人虛造神仙家言，每好稱郭氏，殆以影射郭璞，故有《郭氏玄中記》，有《郭氏洞冥記》。”唯李劍國《唐前志怪小說史》以為郭憲作《洞冥記》不應有疑。其言曰：“《隋志》雖僅題郭氏，未言名號，但唐時普遍以為《洞冥記》撰人系郭憲，劉知幾《史通·雜述篇》、徐堅《初學記》《日本國見在書目》、顧況《戴氏廣異記序》皆云郭子橫撰《洞冥記》，段公路《北戶錄》引郭子橫語三則，均出《洞冥記》。看他的自序，言之鑿鑿，并無紕漏，不似偽作。郭氏好方術，與《洞冥》主旨正合。”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考《洞冥記》實為梁元帝所作。其言曰：“宋晁載之《續談助》卷一，錄《洞冥記》廿余條，載之跋云：張柬之言隨其父在江南拜父友孫義強、李知續，二公言似非子橫所錄。其父乃言后梁尚書蔡天寶《與岳陽王啟》，稱湘東昔造《洞冥記》一卷，則《洞冥記》梁元帝所作。其后上官儀《應詔詩》中用影娥池，學士時無知者。祭酒彭陽公令狐德棻召柬之等十余人，問此出何書。柬之對在江南見《洞冥記》云：漢武穿影娥池于望鶴臺西。于是天下學徒無不繕寫。而尋劉歆(案郭憲后漢人，即令此書真出于憲，安得著錄于劉歆《七略》，此語殊誤)、阮籍(案‘籍’字誤，當做‘阮孝緒’)《七錄》，了無題目。貞觀中，撰《文思博要》《藝文類聚》，紫臺丹笥之秘，罔不咸集，亦無采掇。則此書偽起江左，行于永禎，明矣。昔葛洪造《漢武內傳》《西京雜記》，虞義造《王子年拾遺錄》(王嘉著《拾遺錄》，見于《晉書·藝術傳》及《隋書·經籍志》。此云虞義造，未知何據)，王儉造《漢武故事》，并操觚鑿空，恣情迂誕。而學者耽閱，以廣聞見，亦各有志，庸何傷乎? 案柬之所稱湘東所造《洞冥記》一卷，而此分為四。然則此書亦未知定何人所撰也，據其所考，則此書出于六朝人依托，非郭憲所撰，唐人已言之矣。其所引蔡天寶《與岳陽王啟》，唐去六朝不遠，必無舛誤。唯蔡天寶應作蔡大寶，《周書》《北史》均附見《蕭詧傳》，嘗為詧使江陵見元帝，令注所制《玄覽賦》。岳陽王即詧也。大寶敘其耳目所聞見，其言最可征信，然則此書實梁元帝作也(頃見蘇時學《爻山筆話》卷七云：后梁尚書蔡天寶《上岳陽王啟》言湘東昔造《洞冥》一卷。按天寶與湘東同時，而所言若此，必非妄談。然則今之《洞冥記》實出梁元帝手，而藉名郭憲云)。載之乃以卷數不合為疑。不知《隋志》著錄原止一卷，今分為四者，后人所析耳。元帝《金樓子·著書篇》，備載平生著作，無此書之名，則以既托名郭憲，不可復自名以實其偽也。”所考較為可信。李劍國《唐前志怪小說史》則以為：“梁陳間人顧野王曾作《續洞冥記》一卷，我懷疑蔡大寶所云湘東王造《洞冥記》一卷，蓋野王之續作，野王曾仕梁，與湘東王同時，時人或誤傳為湘東王作耳。”《洞冥記》，又稱《漢武洞冥記》《漢武帝別國洞冥記》《別國洞冥記》《漢武帝列國洞冥記》等。通行的版本有《顧氏文房小說》《古今逸史》《漢魏叢書》《龍威秘書》《道藏精華錄》《說庫》等本。凡60條，分4卷。明陳繼儒《寶顏堂秘籍》本，條目與上述諸本相同，但合為一卷。《續談助》本亦為一卷，條目分合及文句多異于通行本。《類說》《五朝小說》《舊小說》等節抄此書而條目多寡不等。

從體例看，《洞冥記》顯示出“博物”與雜傳融合的跡象。舊題郭憲《洞冥記·序》云：“漢武帝明俊特異之主，東方朔因滑稽浮誕以匡諫，洞心于道教，使冥跡之奧，昭然顯著。今籍舊史之所不載者，聊以聞見，撰《洞冥記》四卷，成一家之書，庶明博君子，該而異焉。武帝以欲窮神仙之事。故絕域遐方，貢其珍異奇物及道術之人，故于漢世盛于群主也。故編次之云爾。”該書以漢武為中心人物，將種種“異物”加以集中排比，故《中興書目》概述此書為“載武帝神怪事”(《玉海》卷五八引)。以武帝為中心，這是雜傳體的特征;而排比“異物”，則是“博物”體的標志;二者融合，《洞冥記》的寫法與《拾遺記》相近。《洞冥記》的主體內容是“絕域遐方”的“珍奇異物及道術之人”。其描寫辭藻豐縟，迥異于《山海經》《神異經》的簡古樸質。《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云：“所言影娥池事，唐上官以入詩，時稱博洽。后代文人詞賦，引用尤多，蓋以字句妍華，足供采摭，至今不廢，良以是耳。”衣被詞人，這是一個志怪作家引為自豪的事。

6.《西京雜記》

《西京雜記》，《隋書·經籍志》史部舊事類著錄，2卷，不題撰人。《舊唐書·經籍志》作1卷，《新唐書·藝文志》作2卷，均列入故事類，《新唐書》又互見地理類，題葛洪撰。《郡齋讀書志》雜史類著錄，云：“江左人或以為吳均依托為之。”《直齋書錄解題》傳記類著錄作6卷。《宋史·藝文志》入故事類，6卷。《四庫全書》始列入小說家類雜事之屬，因六卷本葛洪跋稱此書系抄輯劉歆《漢書》而成，故總目提要兼題劉歆、葛洪姓名，“以存其舊”。

關于此書作者，主要有三說，即劉歆說、葛洪說、吳均說。劉歆說的依據是葛洪《西京雜記·跋》：“洪家世有劉子駿《漢書》一百卷，無首尾題目，但以甲乙丙丁紀其卷數。先公傳之。歆欲撰《漢書》，編錄漢事，未得締構而亡，故書無宗本，止雜記而已，失前后之次，無事類之辨。后好事者以意次第之，始甲終癸為十帙，帙十卷，合為百卷。洪家具有其書，試以此記考校班固所作，殆是全取劉氏，有小異同耳。并固所不取，不過二萬許言，今抄出為二卷，名曰《西京雜記》。”但劉歆的著作權自宋以來受到了強有力的質疑。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說：“向、歆父子亦不聞其嘗作史傳于世。使班固有所因述，亦不應全沒不著也。”《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說：“歆始終臣莽，而此書載吳章被誅事，乃云章后為王莽所殺，尤不類歆語。又《漢書·匡衡傳》‘匡鼎來’句，服虔訓鼎為當，應劭訓鼎為方。此書亦載是語，而以鼎為匡衡小名。使歆先有此說，服虔、應劭皆后漢人，不容不見，至葛洪乃傳。是以陳振孫等皆深以為疑。”清人孫志祖《讀書脞錄》卷四說：“《西京雜記》，舊題晉葛洪撰。盧抱經學士校刊，改為漢劉歆。志祖按：此書固本子駿，然出自稚川甄錄，間亦參附己說。楊子云好事常懷鉛提槧一條末云‘亦洪意也’，直著其名，似當仍舊標題之為安。”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說：“《漢書》者，固所自名。斷代為書，亦固所自創。今洪序乃謂劉歆所作，已名《漢書》，是并《敘傳》所言，亦出于劉歆之意，而固竊取之矣。此必無之事也。況文帝以代王即位，明見《史記》，此何等大事，豈有傳訛之理?劉歆博極群書，以漢人敘漢事，何至誤以文帝為太子(見卷三)?故葛洪序中所言，劉歆《漢書》之事，必不可信，蓋依托古人以自取重耳。至其中間所敘之事，與《漢書》錯互不合，有不僅如《提要》所云者。明焦竑《筆乘》續集卷三云：‘《西京雜記》，是后人假托為之。其言高帝為太上皇，思樂故豐，放寫豐之街巷屋舍，作之櫟陽，冀太上皇見之如豐然，故曰新豐。然《史記》漢十年，太上皇崩，諸侯來送葬，命酈邑曰新豐。是改酈邑為新豐，在太上皇既葬之后，與《雜記》所言不同。’此事與《史》《漢》顯相刺謬，不僅小有異同矣。”考證詳密，結論是可信的。

葛洪說在三種說法中占主導地位。此說始于唐代。宋晁載之《續談助》卷一《洞冥記跋》引張柬之言云：“昔葛洪造《漢武內傳》《西京雜記》。”劉知幾《史通·雜述篇》云：“國史之任，記事記言，視聽不該，必有遺逸。于是好奇之士，補其所亡，若和嶠《汲冢紀年》、葛洪《西京雜記》、顧協《瑣語》、謝綽《拾遺》，此之謂逸事者也。”段成式《酉陽雜俎·動植篇》載葛洪(稚川)就上林令魚泉問草木名，今在此書第一卷中。張彥遠《歷代名畫記》載毛延壽畫王昭君事，亦引為葛洪《西京雜記》。但葛洪的著作權也一再受到質疑。理由有三：一、宋黃伯思《跋西京雜記后》說：“按《晉史》，葛未嘗至長安，而晉官但有華林令，而無上林令，其非稚川決也。”二、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說：“按洪博聞深學，江左絕倫，所著書幾五百卷，本傳具載其目，不聞有此書。”《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也說：“今考《晉書·葛洪傳》，載洪所著有《抱樸子》《神仙》《良吏》《集異》等傳，《金匱要方》《肘后備急方》并諸雜文，共五百余卷，并無《西京雜記》之名，則作洪撰者自屬舛誤。”對這兩點質疑，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曾予以反駁：“此書蓋即抄自百家短書，洪又以己意附會增益之，托言家藏劉歆漢史，聊作狡獪，以矜奇炫博耳。”故葛洪雖未嘗至長安，卻并不妨礙他從“東晉以前古書”中抄入種種與長安有關的掌故。且葛洪著書，“多至三百余卷，其書當有數十種，既非切要，而必臚列不遺，史家亦無此體。未可遽執本傳所無，遂謂非洪所作也”。三、清盧文弨《新雕西京雜記緣起》提出：“書中稱‘成帝好蹴鞠，群臣以為非至尊所宜，家君作彈棋以獻。’此歆謂向家君也。洪奈何以一小書之故，至不憚父人之父，求以取信于世也邪?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認為盧文弨所說不能構成否定葛洪著作權的理由，因為“既托名于歆，則摹擬歆語，固亦理勢所必至矣”。余嘉錫和魯迅的意見可以作為定論。

吳均說的依據是段成式 《酉陽雜俎·語資篇》：“庾信作詩用《西京雜記》事，旋自追改曰：‘此吳均語，恐不足用也。’”吳均的著作權已為多數學者否認。魯迅《中國小說史略》：“所謂吳均語者，恐指文句而言，非謂《西京雜記》也，梁武帝敕殷蕓撰《小說》，皆抄撮故書，已引《西京雜記》甚多，則梁初已流行世間，固以葛洪所造為近是。”李慈銘《孟學齋日記》乙集，考明吳均精通史學，而《西京雜記》中卻多有與《史記》《漢書》記載不合的情形，足見此書非吳均作，得到余嘉錫等學者的贊同。另外，《南史·竟陵文宣王子良傳》載：“(蕭)賁，字文奐，子良子，好著述，嘗著《西京雜記》六十卷。”或以為即今本《西京雜記》六卷之訛，或以為蕭賁所著系另一本同名書。美國學者倪豪士認為《西京雜記》為蕭賁所作。其論文摘要見《文學遺產》1994年第5期。

《西京雜記》的通行本為6卷。現存明刻本以嘉靖壬午野竹齋刊本為最早，嘉靖壬子孔天胤刊本次之，明清諸叢書中，以清乾隆間抱經堂本最精審。中華書局1985年出版程毅中點校本，附錄《版本序跋》《書目著錄》，頗便閱讀。

《西京雜記》斷代取材(以西漢為限)，開了后世專題性軼事小說的先河。懷古是人類根深蒂固的感情之一，《西京雜記》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這種感情需要。明孔天胤《西京雜記序》說：“今關中固漢西京也，鴻人達士，慕漢之盛，吊古登高，往往嘆陵谷之變遷，傷文獻之闕絕。或得斷碑殘礎，片簡只字，云是漢者，即欣睹健羨，如獲珙璧，方且亟為表識，恐復湮滅，好古之信也。乃若此書所存，言宮室苑囿、輿服典章、高文奇技、瑰行偉才以及幽鄙，而不涉淫怪，爛然如漢之所極觀，實盛稱長安之舊制矣。故未央、昆明、上林之記，詳于郡史;卿云辭賦之心，閎于本傳;《文木》等八賦，雅麗獨陳;《雨雹對》一篇，天人茂著。余如此類，遍難悉數，然以之考古，豈不炯覽巨麗哉? ”孔序最后還設問道：“不知好古者視之果如何也? ”確實，對于仰慕西京之盛的讀者來說，《西京雜記》不失為出色的導游。

《西京雜記》多記瑣事，意緒秀異，與正史的區別較為明顯。明黃省曾《西京雜記序》曾指出其題材選擇的四個特點：“猥瑣可略、閑漫無歸，與天杳昧而難憑、觸忌而須諱。”“其猥瑣者，則霍妻遺衍之類是也。其閑漫者，則上林異植之類是也。其杳昧者，則宣獄佩鏡、秦庫玉燈之類是也。而其觸忌者，則慶郎、趙后之類是也。”《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對之評價頗高：“其中所述，雖多為小說家言，而摭采繁富，取材不竭。李善注《文選》，徐堅作《初學記》，已引其文，杜甫詩用事謹嚴，亦多采其語，詞人沿用數百年，久成故實，固有不可遽廢者焉。”《西京雜記》被后世引為典實的傳說確乎不少，如匡衡好學、秋胡戲妻、五侯鯖，等等。

7.《趙飛燕外傳》

《趙飛燕外傳》，《隋書·經籍志》《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皆不著錄。《郡齋讀書志》傳記類著錄，1卷：“漢伶玄子于撰。茂陵卞理藏之于金縢漆柜。王莽之亂，劉恭得之，傳于世。晉荀勖校上。”《直齋書錄解題》傳記類著錄，作《飛燕外傳》，稱“漢河東都尉伶玄子于撰。自言與揚雄同時，而史無所見，或云偽書也。然通德擁髻等事，文士多用之，而‘禍水滅火’一語，司馬公載之《通鑒》矣。”《宋史·藝文志》史部傳記類著錄一卷，題伶玄撰。《四庫全書》列入子部小說家類存目一，作《飛燕外傳》，1卷：“舊本題漢伶玄撰。”一般認為，此書及伶玄自敘并桓譚、荀勖題語，大抵皆出于假托。洪邁《容齋五筆》卷七《盛衰不可常》云：“《飛燕別傳》以為伶玄所作，又有玄自敘及桓譚跋語，予竊有疑焉。不惟其書媟，至云揚雄獨知之，雄貪名矯激，謝不與交;為河東都尉，捽辱決曹班躅，躅從兄子彪續司馬《史記》，絀子于無所敘錄。皆恐不然。而自云：‘成哀之世，為淮南相。’案是時淮南國絕久矣，可昭其妄也。”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四部正訛下》：“《趙飛燕外傳》，稱河東都尉伶玄撰。宋人或謂為偽書，以史無所見也。”《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考辨甚詳，足以成為定論：“其文纖靡，不類西漢人語。序末又稱‘玄為河東都尉時，辱班彪之從父躅，故彪《續史記》不見收錄’。其文不相屬，亦不類玄所自言。后又載桓譚語一則，言更始二年劉恭得其書于茂陵卞理，建武二年賈子詡以示譚。所稱埋藏之金縢漆柜者，似不應如此之珍貴。又載荀勖《校書奏》1篇，《中經簿》所錄，今不可考，然所校他書，無載勖奏者，何獨此書有之?又首尾僅六十字，亦無此體。大抵皆出于依托。且閨幃媟褻之狀，嫕雖親狎，無目擊理。即萬一竊得之，亦無娓娓為通德縷陳理。其偽妄殆不疑也。晁公武頗信之。陳振孫雖有‘或云偽書’之說，而又云‘通德擁髻等事，文士多用;而“禍水滅火”之語，司馬公載之《通鑒》’。夫文士引用，不為典據;采淖方成語以入史，自是《通鑒》之失。乃援以證實是書，紕繆殊甚。且禍水滅火，其語亦有可疑。”下引王懋竑《白田雜著·漢火德考》中“前漢自王莽、劉歆以前，未有以漢為火德者”等語，推論道：“淖方成在莽、歆之前，安得預有滅火之說，其為后人依托，即此二語，亦可以見。安得以《通鑒》誤引，遂指為真古書哉!”關于《趙飛燕外傳》的產生時代，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四部正訛下》說：“文體頗渾樸，不類六朝。”似乎承認這是漢代作品。但僅從風格著眼，不一定能說服他人，程毅中 《古小說簡目》就說：“本篇不似漢人文筆。”魯迅《中國小說史略》推測“是唐宋人所為”。而周中孚《鄭堂讀書記》以為“當出于北宋之世”，這可能是錯誤的。因為，如果是宋人所為，司馬光不會信而不疑;且唐人李商隱《可嘆》詩有云：“梁家宅里秦宮入，趙后樓中赤鳳來。”“赤鳳”指趙飛燕私通的宮奴燕赤鳳，足見唐人已熟知這個故事，《趙飛燕外傳》的撰寫最晚也在唐代。估計是六朝至唐初的作品。

《趙飛燕外傳》的明清傳本頗多。《顧氏文房小說》《漢魏叢書》作《趙飛燕外傳》，《古今逸史》作《趙后外傳》。《廣漢魏叢書》《龍威秘書》作《飛燕外傳》。小說描敘漢成帝皇后趙飛燕、昭儀趙合德的荒淫故事，旨在表達盛衰無常的感慨。《外傳》所附伶玄自敘，就趙飛燕姊妹百計爭寵而終歸黃土壟中的事實發表感慨說：“斯人俱灰滅矣，當時疲精力馳騖嗜欲蠱惑之事，寧知終歸荒田野草乎?”又轉述其妾通德的話說：“夫淫于色，非慧男女不至也。慧則通，通則流，流而不得其防，則百物變態，為溝為壑，無所不往焉。禮義成敗之說，不能止其流，惟感之以盛衰奄忽之變，可以防其壞。今婢子所道趙后姊弟事，盛之至也;主君悵然有荒田野草之悲，衰之至也。婢子附形屬影，識夫盛之不可留，衰之不可推，俄然相緣奄忽，雖婕妤聞此，不少遣乎?幸主君著其傳，使婢子執研，削道所記。”《伶玄自敘》所包含的見解相當復雜：一、作者對于“馳騖嗜欲蠱惑之事”持欣賞態度，以為“非慧男子不至也”。所以，他在《趙飛燕外傳》中敘及飛燕與射鳥者私通，宮奴燕赤鳳通飛燕、兼通昭儀等事，無不興高采烈。二、作者亦明白“馳騖嗜欲蠱惑之事”的流弊，故提倡“感之以盛衰奄忽之變”，流而后返，以“防其壞”。南宋洪邁《容齋五筆》卷七《盛衰不可常》曾發揮這一命題：“東坡謂廢興成毀不可得而知。予每讀書史，追悼古昔，未嘗不掩卷而嘆。伶子于敘《趙飛燕傳》，極道其姊弟一時之盛，而終之以荒田野草之悲，言盛之不可留，衰之不可推，正此意也。”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曾就《趙飛燕外傳》的文體歸屬發表意見說：“此書記飛燕姊妹始末，實傳記之類，然純為小說家言，不可入之于史部，與《漢武內傳》諸書，同一例也。”明代的胡應麟在《少室山房筆叢·九流緒論下》中更明確地說：“《飛燕》，傳奇之首也。”《趙飛燕外傳》是否算得最早的傳奇小說，因年代無法確定，還難于下結論;但這篇小說故事完整、情節跌宕、描寫細膩，無疑達到了相當高的水準。

8.《雜事秘辛》

《雜事秘辛》1卷，不著撰人姓氏。末有楊慎跋，稱“得于安寧州土知州董氏，前有義烏王子充印，蓋子充使云南時篋中書也”。明沈德符《野獲編》卷二三云：“此書本楊用修偽撰，托名王忠文得之土酋家者，楊不過一時游戲，后人信書太過，遂為所惑耳。”胡震亨、姚士粦二跋，辨其與史實舛謬之處甚詳，然未斷為贗作。《四庫全書》著錄1卷，不著撰人姓氏，稱“其文淫艷，亦類傳奇，漢人無是體裁也”。李慈銘《越縵堂讀書記》“謂描寫吳姁審視一段，自是六朝佳致，唐人小說，高者間有及之。升庵深于六朝，故能最其雋永，不足致疑”。周中孚《鄭堂讀書記》“謂此書即升庵謫居云南時所偽作”。楊慎(1488—1559)，字用修，號升庵。新都(今屬四川)人。正德進士，授翰林修撰。嘉靖甲申，因議大禮謫戍云南永昌，投荒三十余年。憤激自放，曾醉后胡粉傅面，綰髻插花扮丫環，游行城市。其詩少見知于李東陽，得其指授頗多。與何景明等友善。所作以六朝、晚唐為宗，淵博靡麗，不滿于前七子專主盛唐的主張。又能文、詞及散曲。其論古考證之作，范圍極廣，舛錯亦多。著作多達一百余種，當推明代之首。后人輯有《升庵集》。散曲集有《陶情樂府》。《雜事秘辛》亦出其手，有《廣漢魏叢書》《增訂漢魏叢書》《龍威秘書》《綠窗女史》《說郛》《五朝小說》諸本，“秘辛”二字不可解，當是卷帙甲乙名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