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詞曲論·詩論· 詩辯坻》新詩鑒賞

詩論，四卷，清毛先舒撰。先舒(1620～1688)字稚黃，后改名骙，字馳黃，浙江錢塘(今浙江杭州)人。明諸生，明亡后，絕意仕進。才名聞一時，與毛奇齡、毛際可并稱“浙中三毛，文中三豪”。

毛氏論詩本諸明代前、后“七子”，反對性靈，標舉格調，其言曰：“標格聲調，古人以寫性靈之具也。由之斯中隱必達，廢之則理辭自乖。”但毛所云“性靈”是借“男女以寓忠愛、怨誹無妨貞正”，這是受到封建道德規范的“性靈”。因此，他主張對“憂喜悲愉，宜縱懷吐辭”的公安派，對攄寫“幽情單緒”的竟陵派大加撻伐：“借如萬歷以來，文凡幾變，詩復幾更，哆口高談，皆欲呵佛。然而文尚雋韻者，則黃、蘇小品;談真率者，近施、羅演義。詩之佻褻者，仿吳歌之昵昵;齷齪者，拾學究之余瀋。嗤笑軒冕，甘側輿臺，未餐霞露，已飫糞壤。旁蹊躑躅，曾何出奇;呫呫喋喋，伎倆頗見。”對吳中的通俗詩歌，公安、竟陵直抒胸臆的作品一概采取否定態度。

其實宋代以后作為正統文學的詩文已走到窮途末路，代之而起的是通俗文學———戲曲、小說，仍然運用正統文學形式進行創作，而又具有時代感的作家無不向通俗文學靠攏，或襲取其題材(如楊維楨之樂府)，或采取其語言形式(如唐寅之通俗詩歌)。

也有一些不甘沒落的詩文作家便高唱復古。毛氏對于效法通俗文學的詩文作者的抨擊，表明他也是復古派的代表。他明確地說作詩要“思古訓以自淑，求高曾之規矩”。不僅要取法于古，更重要的是要學習古人把詩看成“溫柔敦厚之善物”，要做到“美多顯頌，刺多微文”，使詩成為“上既足以彰知貞淫，而下亦和婉寓怨譏”的工具。進一步使詩歌創作能夠“宣德冶、竭忠孝”，從而使“天下稱郅理焉”(見《詩辯坻序》)。對于歷代詩歌之評價是尊漢魏、盛唐，貶抑宋元。

全書分總論、經、逸、漢、魏、六朝、唐后、雜論、學詩徑錄、竟陵詩解駁議、詞曲，于宋元無專節論述。

此書名曰“坻”則取義于揚雄《方言》“如鼠坻與牛場，用則實五稼、飽邦民”，不用“遂為糞壤”，用以自謙與自負。

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排印《清詩話續編》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