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文學的文獻·魏晉南北朝文學總集·《文選》

《文選》是梁朝(502—557)昭明太子蕭統編撰的一部古代文學選集，但是其中大部分選文和編纂的工作很可能出自太子門下文人之手。北宋劭思《姓解》載：張纘、張率、張緬、陸倕、劉孝綽、王筠、到洽等“并為昭明太子及蘭臺兩處十學士”。《南史·王錫傳》也記載：王錫與張纘、陸倕、張率、謝舉、王規、王筠、劉孝綽、到洽、張緬為昭明太子十學士。這10人都有可能參加過《文選》的編選。其中劉孝綽、王筠最有可能是直接的編選者。唐代時到中國的日本僧人空海法師(774—835)編輯《文鏡秘府論·南卷·集論》引述唐初學者元兢的記載說：“梁昭明太子蕭統與劉孝綽等撰集《文選》。”《梁書·劉孝綽傳》《王筠傳》等記載兩人與昭明太子的關系非同尋常。蕭統在世時，就有劉孝綽給他編文集的事，不但有蕭統本人作《答湘東王求文集及〈詩苑英華〉書》為證，而且劉孝綽所作《昭明太子集序》還在。再就《文選》所收作品來看，絕大多數為梁代天監十二年(513)沈約去世以前的人物所作，只有三位作家的6篇作品是例外，即劉孝標的《重答劉秣陵沼書》《辨命論》《廣絕交論》、徐悱《古意酬到長史溉登瑯琊城》、陸倕《石闕銘》《新漏刻銘》。這三位作者中，劉孝標卒于普通二年(521，一說三年，即522)，徐悱卒于普通五年(524)，陸倕卒于普通七年(526)，都比沈約后死，但是這六篇作品也都成于天監十二年之前。而這三位作者，與劉孝綽有相當的關系。陸倕是劉孝綽的好友，有《以詩代書別后寄贈》，劉孝綽有《酬陸長史倕》;徐悱是劉孝綽妹夫、女詩人劉令嫻的丈夫，自屬于裙帶關系; 劉孝綽與劉孝標同姓不同宗，一屬彭城，一屬平原，二人之間并無明顯的交誼，但是在攻擊到氏兄弟上則是目標一致的。從這幾方面來看，劉孝綽對于《文選》的編定確乎起到過重要的作用。宋王應麟《玉海》卷五四引用宋淳熙五年(1178)編輯的《中興館閣書目》，其中著錄《文選》并有原注：“與何遜、劉孝綽等選集。”這里提到何遜，但是現代多數學者認為，何遜似與《文選》的編選沒有多少關系，因為在《文選》開始編纂的時候，他就已經過世了，他大約卒于梁代天監末年，即公元518年或519年。

根據《郡齋讀書志》卷二○引用竇常(756—825)的說法：“竇常謂統著《文選》以何遜在世，不錄其文。蓋其人既往而后其文克定，然則所錄皆前人作也。”《文選》收錄最晚的作家應數陸倕，卒于梁普通七年(526)。據此判斷，《文選》的成書年代很可能在梁普通七年至梁大通二年間(526—528)。這已成為學術界的定論。

《文選》是中國現存最早的一部文學總集，是研究先秦到齊梁間文學發展演變的最直接、最原始的材料之一。但是，《文選》并不是中國第一部文學總集。根據《隋書·經籍志》著錄，從西晉初年到陳、隋之間(265—618)，共有總集249部，合計522卷。可惜這些總集多已失傳，《文選》 是其中極少數流傳下來的文學總集之一，因此也就成為有關中國早期文學最重要的文獻淵藪。

《文選》30卷，收錄了先秦至齊梁間130位作家，761篇作品，按文體分類編排。通行本分為37類：賦、詩、騷、七、詔、冊、令、教、策文、表、上書、啟、彈事、箋、奏記、書、檄、對問、設論、辭、序、頌、贊、符命、史論、史述贊、論、連珠、箴、銘、誄、哀、碑文、墓志、行狀、吊文、祭文。有的版本作38類，即在“書”與“檄”之間多出“移”體^①。還有的作39類，多出“難”體。如南宋陳八郎刻本及《山堂考索》所引《文選》分類細目，就增加了“難”體。

《文選》中賦和詩兩類所占比例最大。每大類下又按其內容分成小類，例如在賦類之下又分為京都、郊祀、耕藉、畋獵、紀行、游覽、宮殿、江海、物色、鳥獸、志、哀傷、論文、音樂、情等15門;在詩類之下又分成23小類：補亡、述德、勸勵、獻詩、公宴、祖餞、詠史、百一、游仙、招隱、反招隱、游覽、詠懷、哀傷、贈答、行旅、軍戎、郊廟、樂府、挽歌、雜歌、雜詩、雜擬等。各類的作品是按照時代的先后編排的。這種細密的文體分類，較之曹丕《典論·論文》將文體分為四科八目、陸機《文賦》將文體分為十類，顯然精確合理得多。文體的辨析與文學的繁榮，兩者的關系是中國中古文學研究的重要課題。同時，對于文體如此深入細密的辨析及其所反映的文體觀念的發展與演變，又是整個中國文學發展史上一個獨特的現象。《文選》的重要價值不僅提供了極為豐富的文學作品，而且通過這種分類，為世人提供了文體方面的范本。大約稍前于此的《文心雕龍》，則又提供了理論上的說明。如果能把《文選》與《文心雕龍》結合起來閱讀，就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國文學從先秦到齊梁間文體發展與演變的軌跡。

在《文選序》中，蕭統明確地提出編選宗旨及選錄標準。他主張有四類作品不能入選：第一，相傳為周公、孔子的著作，即大體相當于中國傳統目錄學中經、史、子、集的經部;第二，老子、莊子、管子、孟子的著作，大體相當于子部;第三，賢人、忠臣、謀夫、辯士的辭令，即《國語》《戰國策》以及散見于史籍中的這一類著作;第四，記事、系年之書。后兩類相當于史部。這樣看來，蕭統通過這種編選，是要為“文”與“非文”劃一疆界。他所要編選的是“文”，要求具有“綜輯辭采”、“錯比文華”、“事出于沉思，義歸乎翰藻”的特點，而經、史、子三部匯集的作品一般而言較為質樸，以實用為主。但是不可否認，在這些作品中，也有相當一部分帶有文采，具有文學的價值。因此是否具有文采不一定就是選文的唯一標準。現代國學大師章太炎在他的《文學總略》一書中說：“總集者，本括囊別集為書，故不取六藝、史傳、諸子，非曰別集為文，其他非文也。”章太炎的這段話很有啟發意義，《文選》并不只是以蕭統認為具有文采或有文學價值的作品作為選文的標準。然而，從清代阮元《書梁昭明太子〈文選序〉后》到現在的研究者，多把“事出于沉思，義歸乎翰藻”作為《文選》選錄的唯一標準，認為《文選》的編選者有意識地把文學作品與學術著作區別開來，豁然劃定了文學與非文學的界限，表明了當時人們文學觀念的明確和進步。這樣的認識未免偏頗而失之準確。因為少數經、史、子三部中的重要篇章也包括在《文選》中，例如偽托孔安國撰《尚書序》和杜預《春秋左氏傳序》等，就違反了通常認為是蕭統倡導的選文標準。另外，再看《文選序》的前半段，主要沿襲《詩大序》中言志抒情的基本觀點，注意到了作品的社會功能，要求它們具有真實的思想感情。在此基礎上講究文采。蕭統在《答湘東王求文集及〈詩苑英華〉書》中說：“夫文典則累野，麗亦傷浮。能麗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質彬彬，有君子之致，吾嘗欲為之，但恨未逮耳。”看來，這是編者心目中的最完美的文學標準。在具體的選錄中，他更重視陸機、謝靈運、江淹、顏延之等典雅一類的作品，所以他不選錄風格輕艷的艷情詩和精美細微的詠物詩，也不選樂府民歌中的情詩。由此來看，蕭統的選錄標準實際是涂飾了齊梁色彩的儒家思想體系。這一點也容易理解。梁武帝蕭衍代齊建梁不久就發布了《置五經博士詔》《定選格詔》，規定“年未三十，不通一經，不得解褐”。后來又作《令皇太子王侯之子入學詔》等，并將持續修撰達二十余年的五禮最終完成。在文學創作方面，倡導典雅古樸之風，比如他后來對于沈約所撰郊廟歌辭就很不滿，下令蕭子云重修“郊廟歌辭，應須典誥大語，不得雜用子史文章淺言”。正因為如此，他對“為文典而速，不尚麗靡之詞，其制作多法古，與今文異”的裴子野等褒獎有加。《梁書·裴子野傳》載普通七年(426)裴子野奉詔為喻魏文，蕭衍以為“其文甚壯”，“自是凡諸符檄皆令草創”。當時以裴子野為代表的古體派在梁代中期影響甚大，劉之遴、劉顯、阮孝緒、顧協、韋棱以及昭明太子門下的殷蕓、張纘等與裴子野“深相賞好”，“每討論墳籍，咸折衷于子野焉”。“當時或有詆訶者，及其末皆翕然重之”。其風流所及，直至梁代中后期。蕭綱被立為皇太子后作《與湘東王書》還專門談到了這一點。這正從一個方面反映了梁代中期文學復古思潮的興盛。蕭統自幼就生長在這樣一個時代背景下，特別是他的青少年時期，身邊圍繞著的多是當時的名儒碩學。這當然都是蕭衍的有意安排。蕭統的生活作風、思想性格、文學創作等方面以自然古樸為宗，不尚綺麗，傾心典雅。因此，似不能簡單地把《文選》看作是為學士“肴核墳史、漁獵詞林”而編的一部文學總集，而應當視之為一定政治文化背景下的必然產物。換句話說，梁代中期文學復古思潮的形成，是皇太子蕭統具體貫徹乃父文化政策的必然結果。

《文選》對于中國文學的傳統和發展影響至深，后來有專門從事《文選》的研究，稱為“選學”或“文選學”。關于《文選》早期的流傳情況，我們今天所能看到的材料主要有兩條：其一是《隋書·儒林傳》記載的蕭該所著《文選音義》。蕭該是蕭統族侄，生活在6世紀下半葉。從史傳的記載來看，他是從荊州過江，將《文選》帶到北方的。過江以后，他與當時諸多學士交往頻繁。比如在開皇初年與陸法言、劉臻、顏之推、魏澹、盧思道、李若、辛德源、薛道衡等八人共同商定編撰《切韻》(見陸法言《切韻序》)。熟悉中國文化史的讀者大多知道，《切韻》 的問世，是中國文化史上的重要事件。這大約與隋文帝在位時(581—604)開始科舉考試有重要關系。選篇定音，為士子提供可以研循的選本，自然是時代的需要。《切韻》的編定當是為此目的。蕭該于開皇年間(581—600)撰寫的《文選音義》大約也出于同樣的目的。《大唐新語》載，隋煬帝在位時(605—618)置明經、進士二科。而當時進士科的考試內容，從《北史·杜正玄傳》可以考知，主要就是《文選》中的作品。說明《文選》在當時至少是準官方確認的科舉教材。另外一條重要材料見于《舊唐書·曹憲傳》。與西部的蕭該相輝映，曹憲在東部也撰著一部《文選音義》，影響極為久遠。《舊唐書》本傳記載說：“初，江淮間為《文選》學者，本之于憲，又有許淹、李善、公孫羅復相繼以《文選》教授，由是其學大興于代。”據阮元《揚州隋文選樓記》考證：“憲于貞觀中(627—649)年百五歲，度生于梁大同(535—546)時。”由此來看，《文選》問世不久，曹憲就來到了人世，與蕭該一道成為“文選學”的第一代傳人。唐代以詩賦取士，士亦以詩賦名家，所以《文選》日益風行。受學于曹憲的門人有許淹、李善、公孫羅等相繼以《文選》教授。李善(卒于689年)乃集其大成，將《文選》30卷析為60卷，詳為注釋，用力甚勤，引書多達一千七百多種。唐高宗顯慶三年(658)完成呈上。其注解體例近于裴松之注《三國志》、劉孝標注《世說新語》，偏重詞源和典故，引證賅博，校勘精審，體例嚴謹，凡有舊注而義又有可取者就采用舊注。據《資暇集》記載，李善注釋《文選》有初注、二注乃至三注、四注，當時旋被傳寫。足見其用力之勤、影響之大。這一學派，自從李善注本出現以后，涓涓細流終于匯為長江大河。盛唐時，“選學”更受重視，杜甫就曾告誡兒子要“精熟《文選》理”。根據《朝野僉載》的記載，盛唐時，鄉學亦立有《文選》專科。李善注《文選》詳于典章制度和名物訓詁，字句的疏通可能有所不及。甚至有人說他“釋事忘義”。因此唐代學術界又興起為《文選》重新作注的風氣。開元六年(718)，呂延祚將《進五臣集注文選表》獻給唐玄宗。五臣即呂向、呂延濟、劉良、張銑和李周翰。此后一直到11、12世紀期間，五臣注頗受世俗青睞，較之李善注本更為流行。此外唐代注本在日本也保留了一些殘卷，其中最重要的有金澤文庫的《文選集注》，原有120卷，保留了除李善注、五臣注之外的《文選鈔》《文選音決》及陸善經注等。這些舊注不僅有助于對《文選》的理解，而且通過這些舊注，可以解決“文選學”史上許多懸而未決的學術問題。著名學者羅振玉在清朝末年東渡日本時，發現此書，嘆為觀止，于是請人摹寫，加上自己收藏的兩卷，成《唐寫文選集注殘本》16卷。中國學者得以據此考見《文選集注》之一斑。但是羅氏本多為摹寫本，且收錄頗多缺失，不無遺憾。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由周勛初先生組織的《唐代文選集注匯存》則彌補了這些缺憾。該書據日本京都帝國大學文學部影印本加以復制，并根據《文選》原來的次序重新編定，對于影印本前后重出或顛倒之處時有訂正。更有意義的是，該書在京都大學影印本基礎上又增補了一些新的資料，如海鹽張氏所藏2卷、楚中楊氏所藏1卷、周叔弢所藏1卷等，就是新增補的部分。至此，流傳至今的《文選集注》，已經發現達24卷之多。

到了宋朝，有人將李善注與五臣注合刻，統稱“六臣注《文選》”。但是，六臣注合刻本有許多缺點，其中最大的缺點就是忽視了五臣注與李善注在體例及質量方面的不同，混同一體，致使李善原有的注文亦無從分辨。李善精通文字、訓詁、音韻之學，博覽群書，詳密精研，史稱“淹貫該洽，號為精詳”。但是五臣的學術素養遠遠不及李善，注解頗多疏漏。兩種注本的學術成就是不可同日而語的。但是自從六臣注盛以后，李善注本反倒淹沒無聞。到了宋淳熙八年(1181)，宋代著名文學家尤袤刻李善注本問世。李善注本的巨大價值重新得到了世人重視。清代胡克家翻刻尤袤刻本并加詳細校勘考異，現已成為流傳最為廣泛的李善注釋的標準本。

陸游《老學庵筆記》記載了當時盛行的一句話：“《文選》爛，秀才半。”由此可見《文選》在當時流行的一般情況。但是根據王應麟《困學記聞》的說法，“熙豐之后，士以穿鑿談經，而選學廢矣”。這正說明，宋、元、明三代，在注釋考證方面沒有做出特別突出的成績。一直到了清朝，樸學大興，學者在經史之外，傾其余力研究《文選》，專著甚多，既博且精。其中最重要的有汪師韓《文選理學權輿》、張云璈《選學膠言》、梁章鉅《文選旁證》、朱珔《文選集釋》、胡紹瑛《文選箋證》等。民國以來，《文選》研究力著要以高步瀛的《文選李注義疏》、駱鴻凱的《文選學》最為博洽和著稱。

現存最早的《文選》寫本是敦煌石室所藏及吐魯番發現的若干唐抄《文選》殘卷。饒宗頤先生已將散見各處的抄本匯為《敦煌吐魯番本文選》，由中華書局2000年影印出版。現存最早的木刻本則是北宋天圣、明道年間(1023—1032)刊刻的李善注本，可惜僅殘存19卷，現藏于國家圖書館。另外，至少還有四種完整的宋版《文選》流傳至今：一、淳熙八年(1181)尤袤刻李善注本，現藏國家圖書館。中華書局1974年據原本影印，4函20冊。二、紹興三十一年(1161)陳八郎宅刻五臣注本，現藏中國臺灣“中央圖書館”。該館1981年據原本影印發行。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有長洲蔣氏心矩齋影寫本。三、紹興年間(1131—1162)贛州刻《文選》六臣注本，現藏于國家圖書館。四、明州刻《文選》六臣注本，現藏于日本足利學校，汲古書院1975年據原本影印發行。目前流傳最廣的《文選》版本是清代胡克家翻刻尤袤刻本。這個本子經過顧千里的詳細校勘，寫成《文選考異》10卷。臺灣藝文印書館1955年和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據以影印。198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據胡克家刻本重新排印的校點本。這是目前較為通行的讀本。

近年來，《文選》學研究日益深入。長春師范學院成立了“《文選》研究所”，并主辦了兩屆國際學術研討會，鄭州大學目前正在組織編修《文選研究集成》。在中國臺灣省，彰化師范大學也建立“《文選》研究中心”。在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康達維(David R.Knechtges)教授已將《文選》譯成英文，附有詳細校注，前三冊已由普林斯頓大學出版。在日本，《文選》一向深受重視，早在奈良時代(710—793)，《文選》成為朝廷進士會考必備的科目之一。到了20世紀的20年代，日本學者如鈴木虎雄、斯波六郎和吉川幸次郎等以《文選》作為學術上的特別研究范圍。此外，由小尾郊一和花房英樹合譯的日譯本《文選》全套七冊也在1974年到1976年間由集英社出版。另外還值得提及的是斯波六郎編輯的《文選索引》于1955年由京都大學研究所出版，這本索引對《文選》在檢字釋詞方面極有助益，書中還附錄了一篇有關《文選》校注史的長篇論文。該書已由李慶翻譯成中文，由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出版。

注釋

① 見胡克家刻本《文選》后附《〈文選〉考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