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文學的文獻·魏晉南北朝詩文研究文獻·北朝三書·酈道元和《水經注》

《水經注》是北魏時期著名地理學家酈道元為《水經》所作的詳細注釋。作為一代學術名著，《水經》的作者，在唐以前的著錄中沒有記載。劉宋范曄《后漢書》稱《水志》，酈道元序《水經注》時亦未著撰者姓名。唐初編《隋書》，劉知幾《史通》等亦未著錄作者姓氏。玄宗時編《唐六典》始題漢桑欽著。杜佑《通典》根據《水經》所載地名，有的是東漢順帝時更改的，所以推斷這部書作于東漢順帝之后。王應麟《困學紀聞》考察《水經》中的地名，有的是魏晉時才有，因而相信《舊唐書》的記載，推測這部書是郭璞的著作。不過，這兩種說法均有不少問題。第一，酈道元注中屢稱引桑欽的話而不言是經，可以斷定《水經》非漢桑欽所著。此說見姚寬《西溪叢話》。第二，郭璞注《山海經》引《水經》，可以斷定《水經》非晉郭璞所著。此說見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清代以來的多數學者認為，桑欽所著書為《地理志》，沒有《水經》之名，從而證明《水經》創自東漢，晉人陸續有所增刪，似非成于一時一人之手。戴震、趙一清、楊守敬等著名酈學專家一致認為，《水經》大概為三國時人所作，其下限不過晉代。《水經》內容簡略，文字也較枯淡。魏晉以來，注釋《水經》的學者有兩人，一是郭璞，注為3卷，《隋書·經籍志》著錄，唐代杜佑猶見之。另一注本為酈道元所作，以近二十倍于原書的篇幅作了補充發揮。全書40卷，三十余萬字。酈道元字善長。其籍貫，《魏書》作范陽人，《北史》作“涿鹿人”。按《魏書·地形志》范陽郡有涿縣而無涿鹿縣。北魏涿鹿屬廣寧郡。《北史》顯誤。《水經注·巨馬河》：“巨馬河又東，酈亭溝水……于迺縣東，東南流，歷紫淵東。余六世祖樂浪府君，自涿之先賢鄉，爰宅其陰。”據此推測，酈道元當為涿縣酈亭人，而非涿鹿人^①。曾祖紹，任濮陽太守;祖嵩，任天水太守;父范，為青州刺史。酈道元初爵永寧侯，例降為伯。御史中尉李彪以其執法清勤，引為治書侍御史。遷輔國將軍、東荊州刺史、河南尹、安南將軍、御史中尉。生卒年史無明文。《巨洋水注》：“余總角之年，侍節東川。”這里可能用《三國志·周瑜傳》裴注引《江表傳》的典故，謂16歲左右。酈范于孝文帝太和八年(484)曾再度任平東將軍、青州刺史，其時道元十六歲，則生于皇興三年(469)。也有的學者認為，“總角”典出《禮記·內則》“拂發總角”，比喻童年。酈范第一次出任青州刺史約在拓跋宏延興年間(471—476)，這時酈道元系童年，“假設延興的最后一年酈道元為五歲，則他可能出生于公元472年”。趙貞信《酈道元卒年考》以為生于和平六年(465)或皇興元年(467)左右^②。關于其卒年，趙文考訂在孝昌三年(527)。這一點，已為學術界所認可。酈道元作《水經注序》稱：“昔《大禹記》著山海，周而不偏;《地理志》其所錄，簡而不周;《尚書》《本紀》與《職方》俱略;都賦所述，裁不宣意;《水經》雖粗綴津緒，又闕旁通，所謂各言其志而罕能備其宣導者矣。”故“訪瀆搜渠，緝而綴之”。全書約三十萬字，記載全國大小水道一千三百多條^③。其敘述范圍：東起朝鮮貝水，東臨海;南極扶西屠國;西南至印度新頭河摩訶刺;西北跨安息、西海北;北至流沙。該書是地理學史上劃時代的集大成之作，它不僅描述了北魏時代的地理概況，同時也描述了北魏以前的地理概況。酈道元除了進行一般區域地理的研究外，還進行大量區域歷史地理的研究。本著“因水以記地，即地以存古”的編寫原則，廣征博引，大量占有資料。采用書籍多達437種(據洪業等編《水經注引得序》)。其中最為豐富的當然是地理學論著。所以清人陳運溶《荊州記序》稱：“酈注精博，集六朝地志之大成。”(《麓山精舍叢書》)從內容上分，既有全國地理資料，如《禹貢》《漢書·地理志》等，也有分區地理資料，如《山海經》等，也有問世不久的新著，如《扶南記》《佛國記》等。許多古籍藉酈氏的征引得以保存一鱗半爪，集腋成裘，歷來為學林所仰重。論其學術價值，堪與裴松之《三國志注》、劉孝標《世說新語注》、顏師古《漢書注》并駕而齊驅。酈道元在占有大量資料的基礎上，比較異同，細致地考察各水道的源頭及流向，特別記載了各水道流經地域的山陵崗巒、陂池湖泊、水利工程、名勝古跡、神話傳說、歷史故事、風土民情、動植礦物、土特名產等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方面的豐富內容。《水經注》不僅是地理學著作，更是百科全書式的巨著，即使在文學上也有極高的價值。

1.現存抄本。《永樂大典》本是現存最早的抄本，庋存國家圖書館，具有重要的校勘價值，而且還保存酈氏477字原序，原序多為各本缺佚。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據《續古逸叢書》影印，1998年出版。又有《小山堂五校鈔本》，藏于天津圖書館，成于乾隆三年(1738)，是全祖望33歲的作品，正文外，批注甚多，其要旨與趙一清《水經注釋》完全符合，所以批注由趙一清釋當無疑問。這部抄本實熔清代著名酈學家全祖望和趙一清二人業績于一爐，很值得重視。又有沈欽韓《水經注疏證》稿本，藏于南京圖書館。又有兩部抄本，分別藏在國家圖書館和上海圖書館。此書取殿本、趙釋本之長，在佚文輯錄和疑難梳證方面有獨到之處。

2.現存刻本。現存最早的《水經注》刻本是南宋版，僅存12卷，收藏在國家圖書館。 明刊存世較多，以朱謀《水經注箋》為優，分清經注，訂正訛誤，簡要釋義，使這部當時不堪卒讀的古書，漸能通讀。近代國學大師王國維曾以此書為底本，參校宋元明眾本，加以批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據以整理排印而成《水經注校》，最易獲讀。可惜此書標點錯誤多得驚人。

在朱本基礎上而成的趙一清《水經注釋》為清代酈學名著，刊于乾隆十九年(1754)，屬“數十年考訂苦心”的結晶。20年后，四庫館臣戴震完成武英殿本《水經注》，匯集世間不易看到的各種版本，特別是《永樂大典》本，所以可以這樣認為，殿本是歷來所有刻本中最好的版本^①。199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此書的校點本。該書的校點者陳橋驛又以殿本為底本，參校33種版本、一百二十多種地方志以及其他三百多種文獻，包括前人酈學研究成果，撰著《水經注校釋》，簡明扼要，方便參閱，該書已由杭州大學出版社1999年正式出版發行。

王先謙《合校水經注》是清代最后一種刻本，以殿本為底本，把朱箋、趙釋及孫星衍校的成果收錄一書，是清代《水經注》研究的總結之作，有光緒十八年刻本。巴蜀書社1985年據光緒二十三年重刊本影印，極便閱讀。

3.現代注本。楊守敬、熊會貞合撰《水經注疏》是現代最著名的校釋本。楊守敬畢生從事《水經注》研究工作，民國初年完成120萬字的疏證初稿。他辭世后，助手熊會貞又用二十余年修訂補充，經過六七次的校勘改定，終于基本上完成了一個最后的定稿本。可惜此本竟被人私自盜賣，至今下落不明。不過，在他最后的定稿以前，曾陸續有幾部抄本傳出。1957年科學出版社據其中一個抄本影印出版。另有一抄本輾轉至臺灣，1971年由臺北中華書局影印出版。臺北本比北京本后出，是目前所知最接近其最后定稿本的本子，由是可以考知北京本有不少錯誤。江蘇古籍出版社委托段熙仲校訂北京本，又約請陳橋驕復校臺北本，逐字對勘，將臺北本成果逐一移錄，于1989年排印出版。

作為一部包羅各種學問近于百科全書式的《水經注》，歷來學者對它進行了各方面的研究。從文學的角度研究《水經注》自然是文學史家的任務。不過，脫離了《水經注》研究的其他方面內容，空洞地從詞章方面研究《水經注》，是很容易流于空疏的。明人欣賞《水經注》就不免此弊。朱之臣曾把《水經注》在詞章上特別出色的卷篇摘成一書名為《水經注刪》，仍存刻本于國家圖書館。鐘惺、譚元春甚至認為《水經注》除了詞章之外，就“空無一物”，于是以《水經注箋》為底本，對各卷各篇，品詞評句，任意發揮，有崇禎二年(1629)刊本，這就是現藏國家圖書館的鐘、譚評點本《水經注》。這種學風自然受到清初征實學派的嚴厲批評。黃宗羲《今水經序》稱：“今世讀是書者，大抵鐘伯敬(鐘惺)其人，則簡樸之誚，有所不辭爾。”這是我們從文學角度研究《水經注》應特別引起警覺的一點。

當然我們不是研究《水經注》的科學價值，而是考察它的文學意義。但是，對這樣一部流傳千古而又訛誤百出的歷史地理學巨著，如果不在版本校勘、歷史地理等方面有所涉獵，如果不對《水經注》研究的過去和現狀有所了解，如果不具備其他相關文化知識，要想對它做出有深度的研究幾乎是不可能的。正因為如此，文學研究者需要關注考據學派和地理學派的研究成果，用以開闊我們的研究視野。這方面，范文瀾《水經注寫景文鈔》、鄭德坤《水經注故事鈔》及譚家健等《水經注選注》做得比較理想，可惜只是選注本，且所選多為山川描寫及故事傳說的片斷。我們期待著從更高層次上考論《水經注》在中古北方出現的歷史必然性及其審美價值的專著早日問世。

注釋

① 參見辛志賢《酈道元籍貫考辨》,《山西師范學院學報》1982年2期;又參見桂郁編《涿州風物與名人》,中國檔案出版社1996年版。② 參見趙永復《酈道元生卒年考》,《復旦學報》歷史地理增刊1988年版;陳橋驛《愛國主義者酈道元的愛國主義著作〈水經注〉》,《鄭州大學學報》1984年4期;趙貞信《酈道元卒年考》,《禹貢》七卷123期合刊。③ 據辛志賢《水經注所記水數考》,實際數字是1389條,見《北京師范大學學報》1981年3期。① 這兩部清代酈學名著在體例、內容等方面十分接近,當時不少學者紛紛披露戴本實抄襲趙釋的證據,而戴震的學生段玉裁為老師回護。20世紀以來,由于《永樂大典》本的影印流傳,人們發現戴震所說的很多出自大典本之例不可信據。莫友芝《郘亭知見傳本書目》、范希曾《書目答問補正》等均著錄有乾隆十九年趙氏家刻本,而趙本又確實呈進四庫,戴震當然寓目,因此,王國維、楊守敬、孟森、鐘鳳年、余嘉錫等紛紛介入論戰,認為戴書襲趙殆無疑義。唯胡適多方考證為戴辨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