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兩漢文學與地域文化·莊騷與地域文化

一般地說，先秦文學是由南北二元耦合而成。《詩經》是北方文學的代表;能夠代表南方文學的，散文是《莊子》，詩歌是“楚辭”。從地域文化的角度來看，莊騷都帶有數量眾多的楚文化因子。具體來說，《莊子》帶有較單純的楚文化因子，而“楚辭”則是較復雜的楚文化因子。以下試分述之。

楚辭與楚文化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一個熱點課題。從一般地考察楚辭歷史文化背景，到從部族、地域文化的角度考察其文化系屬和淵源，反映出這一課題研究的逐步深化。

誠如蕭兵先生所說：“楚騷在中國文化史上的異軍突起是一種令人驚訝的特異現象。《詩經》很偉大，但大都短小、簡約，格式也比較機械、單調，絕大多數為四言，又主要是集體的口頭傳承之作，沒有多少有名有姓的作者。但是，如同晴天霹靂，在號稱荒蠻的南國，在萬里無垠的楚天之下，突然‘爆發出’一個世界性的大詩人和千載不朽的大詩篇。這確實令人目瞪口呆，惶恐莫名。”^①屈原是楚辭的創立者和代表作家，生活于楚懷王、頃襄王時代。從地域文化入手，是解開楚辭和屈原之所以崛起于南國的一把鑰匙。

一般認為，楚國的地方文化是楚辭形成和發展的基礎^①。楚文化是春秋戰國時代比較發達的文化。楚在周成王時即已立國，春秋早期國勢日盛。楚威王時，楚更成為“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馬萬騎，粟支十年”的泱泱大國。楚國是春秋五霸、戰國七雄之一，《淮南子·兵略訓》說：“楚之強，大地計眾，中分天下。”李學勤把東周列國劃分為七個文化圈，楚文化圈是其中之一。他認為：“長江中游的楚國是另一龐大文化圈的中心，這就是歷史、考古學界所艷稱的楚文化。隨著楚人勢力的強大和擴張，楚文化的影響殊為深遠。在楚國之北的好多周朝封國，楚國之南的各方國部族，都被囊括于此文化圈內。”^②這種國勢的強盛和文化上的兼容并包，賦予楚人獨特的文化品質。與中原文化相比，它更強調意志自由和感情至上，強調個性的充分發展和對人生的積極執著態度。楚人在與自然環境和部族敵人的長期斗爭中形成了艱苦卓絕的斗爭精神。這些楚文化的特質共同構成了楚辭產生的精神基礎。

簡而言之，楚辭與楚文化的關系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即是地理環境與楚辭的密切關系，這一點早為人們所認識。劉勰《文心雕龍·物色》說：“若乃山林皋壤，實文思之奧府，略語則闕，詳說則繁。然屈平所以能洞監風騷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楚地一年四季的溫潤多雨、雄奇秀麗的山川、豐饒奇異的物產、以農耕為主的生活方式，為楚辭的情感抒發、審美表現創造了必要的條件。其中對楚地自然和楚國的熱愛是其核心，對人生的感傷情調則是其外在表現之一，對楚地自然美的欣賞則是其藝術表現的依托。其次，在語言聲調與音樂方面，楚地有“南音”系統，即后來通稱的“楚聲”。屈原的作品按“楚聲”有特殊的讀法，則楚文化為楚辭提供了語言載體。再次，北人重史，南人重巫。重史則重人事，務實際;重巫則多虛幻，充滿神秘的氣氛。這種文化氛圍和楚地獨特的物產一起，激發了楚辭絢麗的想象和系統的象征。最后，楚文化中的宗教、舞蹈、繪畫、音樂以及建筑園林等內容也都是“楚辭”表現的對象，從這個意義上說，“楚辭”又成為楚文化的文學載體。

但楚文化并不單純是楚地的文化。中原華夏文化很早就南下傳人楚國。公元前516年，周王子朝爭奪王位失敗，乃與“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宮嚚奉周之典籍以奔楚”^①。《論語·微子》載：“大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典籍和樂師是文化的載體，他們“奔楚”、“適楚”必定會帶去中原先進的文化。孔子興私學弟子遍天下，其中就有楚國的學生^②。聶石樵先生指出：華夏文化流播于楚，與楚國巫文化相結合，便形成為楚文化，楚文化有其鮮明特點，但其精神實質并其筋骨則是華夏文化。屈原及其作品具有楚民族的特點，又具有華夏文化的精神實質，其核心是華夏文化，不能把屈原及其作品所體現的特點從華夏文化中分割出去^③。齊文化也是楚辭的淵源之一。這可以從《九歌》中得到若干印證。如李炳海從宗教(認為人死后，靈魂歸山，成為山鬼)、民俗(喪葬習俗)、祭祀特點(“其祠，必作歌樂鼓舞以娛神”)以及崇拜和所祀神靈(如《東君》)等幾方面，論證了《九歌》中至少有《東皇太一》《東君》《山鬼》《國殤》以及《禮魂》等五篇具有東夷文化的基因。而“二司命”這兩位楚地司命乃是受東夷文化影響的結果，是東夷山神崇拜的演變和發展^④。

關于《莊子》文學與楚文化的關系，張正明《楚文化史》中有扼要闡發，試簡述如下。作者從《莊子》的南方文化特點入手，引述王國維曾以《莊子》為例論述南人想象之奇特的一段話：“南人想像力之偉大豐富，勝于北人遠甚。彼等巧于比類，而善于滑稽。故言大則有若北冥之魚，語小則有若蝸角之國，語久則大椿冥靈，語短則蟪蛄朝菌;至于襄城之野，七圣皆迷;汾水之陽，四子獨往。此種想象，決不能于北方文學中發見之”^①。接著作者從寓言對《莊子》絕妙意境形成的意義的角度介紹其中南方風格的寓言。除了想像力和寓言風格之外，作者還指出，敘事用典多用楚事也是莊子受楚文化浸染的表現，并以《逍遙游》和《齊物論》為例加以分析，兩篇共用楚事九項。莊周雖也寫到其他地域之事，但較楚事為少。故楚文化因子在《莊子》中占有不小的分量。曹智頻在《文化親緣——楚文化與莊子思想》一文^②中也論及《莊子》文學與楚文化的關系。楚人的進取與創新精神、追求個性和自由的精神、上古巫風留存的神秘性都深深地影響著《莊子》，其文風體現了自由活潑的思維風格，其文辭是楚人文化精神的真實體現。

注釋

① 蕭兵《楚辭文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版。① 參見趙沛霖《近年來楚辭研究新課題發展趨勢》,《貴州社會科學》2002年第5期。② 轉自何成軒《春秋戰國時期中原華廈文化南漸述略》,《學術論壇》1999年第6期。① 何成軒《春秋戰國時期中原華夏文化南漸述略》,《學術論壇》1999年第6期。② 參見方燕《試論春秋戰國時期的“從師熱”》,《四川師范學院學報》2000年第3期。③ 參見聶石樵《關于屈原三題》,《文史知識》1988年第9期。④ 參見李炳海《〈楚辭·九歌〉的東夷文化基因》,《中國社會科學》1991年第4期。① 王國維《屈子文學之精神》,載《靜庵文集續篇》。② 《商丘師范學院學報》200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