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學與民族關系·宋代文學與十至十三世紀漢語文學①

10—13世紀間的東亞地區，漢族與周邊的契丹、女真、黨項、蒙古、高麗等民族共同構成了一個相互斗爭又相互依存的共生圈。這個共生圈的范圍大致相當于今天我國的版圖再加上朝韓、越南、日本等地區。10—13世紀間在這個共生圈內漢族政權宋朝的疆土只占較小的一部分，但在人口上漢族則占絕對多數，漢族聚居區的農業經濟代表了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生產力水平，而周邊的少數民族多處于游牧或半游牧階段，發達的漢文化更是這些少數民族難以比擬的。不過，在世界尚處于冷兵器時代的時候，經濟、文化落后的民族往往可以憑借著原始的強悍和勇武，去向先進的民族擴張土地和掠奪財富，但他們終究又要被先進民族的文化所征服。在10—13世紀的東亞民族共生圈內，由于漢族人口占絕大多數，所以先進的漢民族文化也就成了這個共生圈的主體文化。在少數民族聚居區，漢文化雖然會退居次要地位，但是漢文化的精神、成果，甚至介質(文字)，都會對這些地區的民族文化產生很大程度的影響力。從這個意義上講，當時的東亞民族共生圈也可稱為“漢文化圈”。

王水照主編《宋代文學通論》指出：“在此300年間，漢族完成了不同于前的宋文化，其同時和以后很長的時期內，宋文化源源不絕地灌溉著整個‘漢文化圈’，而圈內諸族亦努力汲取，競相傳習仿效，蔚為壯觀?！敝苓呏T朝對漢文化的傳習仿效，主要是基于其統治國家的需要。特別是入主中原的民族，他們無法依靠本民族的原始文化來建國立教，只有襲用漢族禮制與儒家思想以建立其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從與宋同時代的遼、金、夏、元諸朝情況看，他們建立國家、穩定統治的過程也是實行“漢法”，不斷“漢化”的過程。出于這種“漢化”(特別是科舉取士制度)的需要，大量的儒家經典及其相關文化書籍也就通過各種渠道流傳到了這些“夷狄”之邦。其中也包括了前代和當代的文學作品。“漢文化圈”內諸王朝的主流文學基本上屬于漢語文學范疇，與宋代文學同文同根，不過由于離開了漢民族主體和創作環境不夠成熟等原因，總體發展水平相對比較落后，因而對宋代文學的接受往往比較主動自覺。但這種影響和接受并非完全是單向的，實際上圈內諸朝文學對宋代文學也有著一定程度的影響和促動。

文學典籍的傳播是宋代文學對“漢文化圈”產生影響的最重要途徑。據載北宋人魏野、歐陽修、蘇軾等的作品流播到了北方。蘇轍出使契丹時曾寫他的驚疑：“誰將家集過幽都，逢見胡人問大蘇。”(《奉使契丹二十八首·神水館寄子瞻兄四絕》“大蘇”即蘇軾。宋朝文集不僅流布遼朝，并且也進入了朝鮮。蘇軾在奏文中稱“中國書籍山積于高麗，而云布于契丹”，可見宋朝書籍在北方傳播之廣泛，這中間自然包括了大量的文學典籍。在兩宋時期，大量宋人書籍漂洋過海，傳到日本，而且得到了很好的保存。女真人在“漢化”方面較之他族最為主動，對宋代文化典籍的需求也最為迫切。汴京失陷后，金人盡據北宋人文集，并進行整理工作，于明昌二年(1191)由朝廷出面一次刻印唐宋人文集26部之多。金初曾為宋臣的宇文虛中被羅織罪名，以其家中“圖書為反具”而下獄，宇文不服，曰：“死自吾分。至于圖籍，南來士大夫家家有之，高士談圖書尤多于我家，豈亦反耶?”^①由此可見，宋士入金是宋籍北傳的又一個重要渠道，而且其數量也是十分可觀的。

口頭傳播也是宋代文學向周邊諸朝流布的一種重要形式，特別是曲、詞、小說這一類有時需要以口頭說唱為媒介的文學作品。如葉夢得《避暑錄話》卷下所記西夏人語：“凡有井水飲處即能歌柳詞?！笨梢娏涝~很大程度上是靠歌唱在宋域之外傳播開來的。北宋亡國后，大批服務于官僚階層聲色之娛的官妓、營妓以及市井中的樂工、歌女等各色藝人流落于北方民間，這些人便成了宋文學中詞、曲、小說等作品的一類重要口頭傳播者。洪邁《容齋隨筆》、元好問《續夷堅志》等宋金人著作中都有這方面的記載。又如元初文人白樸詞集中有一首作品調系《垂楊》，這是一個罕為人用的牌調，檢《全宋詞》兩萬余首和《全金元詞》七千余首，除白樸外僅有南宋末陳允平一篇。據白樸本詞作小序稱，此調學于張柔夫人毛氏，毛氏則于幼時學自一位年幾八十的老尼。后來白樸“在壽春榷場中得南方詞編，有《垂楊》三首，其一乃向所傳者”。宋代“說話”藝術很發達，話本小說即說話人底本?！蹲砦陶勪洝分浀乃未f話名目達117種之多，當時北方的金廷曾專門向宋朝索取說話人，許多宋朝之“說話”便借助這些說話人在北方得以廣泛流傳。

除了作品的流布之外，宋代文學與諸朝文學的交流和傳播，還得力于文人間的直接交往活動。有關史料表明，在當時特殊歷史條件下，文人間的文學交往活動主要借助于兩種形式：一是滯留于異朝的宋朝文人對當地文學活動的參與，二是異國間的聘使往來。第一種形式以金朝初期最為突出。清人莊仲方《金文雅序》指出：“太宗入宋汴州，取經籍圖書，宋宇文虛中、張斛、蔡松年、高士談輩后先歸之，而文字煨興，然猶借才異代也?！比绻蝗∷纬瘓D書而無宋朝文人的參與，金國立國不久“文字煨興”是不可想象的。這些滯留下來的文士雖在異朝，實為宋人，其文學創作自為宋朝流脈。其交際和創作活動實際上已將宋朝文學的種子播撒在了異族統治的土地上。如被金扣留15年后返宋的洪皓留金時的創作就是一個突出的例子。第二種形式在兩宋時期更為普遍些。宋代官僚多能詩擅文，在出使域外時與異朝君臣宴飲游賞，或酬唱助興，或賦詩寓意，或為文明志，既不辱朝廷使命，又可保持優雅風度。當時王安石、蘇軾、蘇轍、楊萬里、范成大等著名文人都曾出使域外，他們的許多詩篇就是作于異朝之地。無疑，這些使者的文學才華和作品必然會給所使之朝以直接的影響。

宋朝文人的對外交流及其創作的域外傳播，對“漢文化圈”各朝的文學創作和文學觀念的作用及影響是十分深遠的。雖然當時“漢文化圈”內各民族已多有本族文字，但漢語文學創作仍是主體部分。這部分創作的興盛，顯然與得到宋代文學的濡溉滋養是分不開的。金朝文學的發展水平居當時諸朝之首，詩、文、詞、曲各體文學創作皆自具品格，成就可觀，可謂真正完成了地域文化意義上的北方文學的整體構建。這一構建并非憑空而起，其根基正是宋代文學?！督鹗贰の乃噦鳌吩疲骸疤诶^統，乃行選舉之法。及伐宋，取汴籍圖，宋士多歸之。”在金源社會文明的這一發展過程中，史官特別指出宋之“籍圖”和“宋士”的作用是很有見地的。從文統脈系和創作實績看，金朝文學決非南宋文學的附庸，而是和南宋文學一樣都是蘗生于北宋文學而又自成體統的漢文學嫡系。除金朝外，當時漢語文學創作發展到很高水平的是處于“漢文化圈”邊緣的高麗與日本。

最后，我們不能不提到的是“漢文化圈”內少數民族王朝的漢文學對于宋朝文學的影響。雖然一般地說，諸朝文學在與發達的宋朝文學交流時主要的角色是接受者，但各民族文學沒有絕對的優劣之分，相對落后的民族文學也有其某些獨特的優勢，這些優勢也會對那些更為發達的文學產生一定的積極作用。在這方面，金代文學對宋代文學的影響是值得注意的。我們不妨舉詞體文學的情況為例。稼軒詞“跌宕磊落，猶有中原豪杰之氣”^①，所顯示的正是一種北方文化特有的剛健豪爽的審美特征。辛棄疾生長于北方，據《宋史·辛棄疾傳》等有關文獻可知辛棄疾曾“少師蔡伯堅”學詞。蔡伯堅，名松年，官至右丞相，為金初文壇盟主，其詞“疏快平博，雅近東坡”^②，與吳激號稱“吳蔡體”^③。從東坡到伯堅，由伯堅到稼軒，實為“北宗”詞派合乎邏輯的發展歷程。清人周濟在《宋四家詞選》中稱“稼軒由北開南”，“是詞家轉境”，正道出了這層意義，從這個角度看，稼軒詞及其南宋辛派詞的出現，正是南宋文學對金文學接受的結果。

兩宋王朝，處在中華民族發展史上又一次民族大沖突與大融合時期，所面臨的民族關系也是歷代王朝中最為復雜和緊張的。在這風云變幻的民族關系棋局中，有宋一代艱難跋涉，走完了它三百余年的歷程，將古老的中華文明推向了極境，其中也創造了豐富而輝煌的宋代文學。

注釋

① 本節論述多參見王水照主編《宋代文學通論·結束語》,以下不一一注明。① 《金史·文苑傳十七》,中華書局排印本。① 趙文《青山集》卷二,四庫全書本。② 陳匪石《聲執》,詞話叢編本。③ 元好問《中州集》卷一,四部叢刊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