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學的內容·宋代辭賦及四六文·北宋四六的嬗變

北宋四六發展分為三個階段：宋初模擬唐人，北宋中期歐、蘇等人始變革四六文風，北宋末漸趨工致。正如陳振孫所言：“本朝楊、劉諸名公，猶未變唐體，至歐、蘇始以博學富文為大篇長句，敘事達意，無艱難牽強之態，而王荊公尤深厚爾雅，儷語之工，昔所未有。紹圣后置詞科，習者益眾，格律精嚴，一字不茍措，若浮溪(汪藻)，尤其集大成者也。”(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一八《浮溪集》解題)

宋自建國至歐陽修主盟文壇70年間，駢儷文風盛行，四六創作繁榮。然大多典麗豐贍，浮華柔弱，模擬唐作，尚未形成宋四六的獨特風格，這與宋初詩壇的狀況十分相似。《禪宗舊史·歐陽修傳》載：“國朝接唐、五代末流，文章專以聲病，對偶為工，剽剝故事，雕刻破碎，甚者若俳優之辭。”除古文家王禹偁、政治家范仲淹的四六創作較有特色，超出流俗外，此間絕大多數四六作家往往效仿唐人，燕許體四六與西昆體四六就是在這一文壇風氣下產生的。

燕許體四六指效仿初唐燕國公張說、許國公蘇颋駢文風格的四六文，其代表作家先后有徐鉉、陶榖、夏竦、宋庠、宋祁、王珪、元絳等人，他們多為臺閣大臣，故其所作亦多廟堂臺閣類四六。由于這些人所處的地位、時代與張說、蘇颋相似，故其四六的題材與風格也有相同之處。

率先學燕許體四六的作家是由南唐入宋的徐鉉。他文思敏捷，《宋史·徐鉉傳》載其“從征太原，軍中書詔填委，鉉援筆無滯，辭理精當，時論能之”。其四六猶帶唐意，效法燕、許，所謂“當五季之末，古文未興，故其文沿溯燕、許”(《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二《騎省集》提要)。徐鉉長于碑記、墓志，魏泰《東軒筆錄》卷一載，徐鉉為李煜撰墓志銘，“存故主之義”，“推言歷數有盡，天命有歸而已”，指出趙宋統一天下乃大勢所趨，以至“太宗覽讀稱嘆”。

夏竦嘗知制誥，文集多朝廷典冊之文，其四六裁對穩妥，風格典雅工致，用典不僻。《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二謂“其文章則詞藻贍逸，風骨高秀，尚有燕、許軌范”(《文莊集》提要)。名作《免奉使啟》：“頃歲先人，沒于行陣;春初母氏，始棄孤遺。義不戴天，難下單于之拜;哀深陟屺，忽聞禁佅之音。”述說拒絕使遼之由，情真意切。王铚《四六話》卷上評其“生事必用熟事對出”，兩相結合，深淺照應。夏竦在燕許體四六作家中成就較高，影響較大。時人以為，“本朝自楊、劉四六彌盛，然尚有五代衰陋氣。至英公(夏竦)表章，始盡洗去，四六之深厚廣大，無古無今，皆可施用者，英公一人而已，所謂四六集大成者。至王岐公(王珪)、元厚之(絳)四六，皆出于英公。王荊公雖高妙，亦出英公，但化之以義理而已”(王铚《四六話》卷上引王素語)。

宋庠、宋祁兄弟詩學李商隱，四六則追步燕、許。二人均為臺閣文人，其文集多禮樂刑政、典章文物之作，有治世之音。他們的四六文典雅工致，謹守法度。其變革宋四六題材，功不可沒。王铚《四六話序》云：“至二宋兄弟，始以雄才奧學，一變山川草木人情物態，歸于禮樂刑政典章文物，發為朝廷氣象，其規模閎達深遠矣。”二宋并稱，不過其四六的語言風格稍有差異，如宋庠的《舉遺逸詔》，述事論理，質樸無華;而宋祁的《賀乾元布表》卻措辭運語，奇險峭拔。

西昆體既指西昆派作家寫的部分詩歌，也指其四六文創作。西昆派作家詩學李商隱，其四六文創作亦奉李商隱為圭臬。邵博說：“本朝四六，以劉筠、楊大年為體，必謹四字、六字律令，故曰四六。”(《邵氏聞見后錄》卷一六)西昆體四六措辭典麗華贍，隸事險僻艱澀，文風綺靡柔弱，與燕許體四六為文精壯，注重風骨不同。朱熹《五朝名臣言行錄》稱“楊劉體”，歐陽修《記舊本韓文后》稱“楊、劉之作，號為時文”(《居士外集》卷二三)。《宋史》說“楊億、劉筠尚聲偶之辭，天下學者靡然從之”(《穆修傳》)，可見影響之大。該派代表作家有楊億、劉筠、錢惟演、張詠及晏殊等人。

楊億是西昆體的代表作家。趙彥衛《云麓漫鈔》卷八有“楊文公始為西昆體”之說。楊億曾知制誥，四六寫作重藻飾，喜用典，多裁對，陳師道《后山詩話》說：“楊文公刀筆豪贍，體亦多變，而不脫唐末與五代之氣。又喜用古語，以切對為工，乃進士賦體爾。”徐度《卻掃編》卷上稱賞其名對“朝無絳、灌，不妨賈誼之少年;坐有鄒、枚，未害相如之末至”。用典妥帖。其文有時羅列、堆砌典故，意為事掩。《五朝名臣言行錄》引《呂氏家塾記》載，楊億常令子侄諸生將其文章所用故事，檢索出處，以紙錄之，存儲備用，時人稱之“衲被”。楊億四六文風后來有所變化，當他走出館閣任地方官時，也寫過一些好作品，如寫風土人情的《處州郡齋凝霜閣記》《處州麗水縣廳壁記》，寫循例謝恩的《知處州謝到任表》《汝州謝上表》及寫御駕親征的《駕幸河北起居表》等。

晏殊是西昆體四六后期作家的代表。晏殊為館閣重臣，為文頗富，可惜多已遺佚，清人胡亦堂輯《晏元獻遺文》僅存文6篇，其中《進兩制三館牡丹歌詩狀》即為四六佳作。它如《侍讀學士等請宮中視學表》云：“命冊府之儒臣，敞金華之經席。包周眾說，既析于篇題;齊魯善言，彌勤于聽覽。”屬對精巧，措辭典雅。

當宋初四六作手模仿唐人的時候，胡宿則將目光投向更遠的六朝。人稱“所為朝廷大制作，典重贍麗，追蹤六朝”(《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二《文恭集》提要)。其《文恭集》內外制、書啟、表奏，多為四六。《真州水閘記》《流杯亭記》及《高齋記》，語言清淡，意境優美，與六朝山水駢文風格相近^①。

北宋中期，歐、蘇等人不滿于宋初四六駢體規模唐人的局面，傳承開拓，銳意創新，形成具有宋人格調的新體四六。歐陽修在這場變革中起關鍵作用，故又稱歐陽新體，其追隨者有三蘇、王安石、曾鞏、曾肇、劉敞、劉放，稍后有蘇門四學士、陳師道、鄧潤甫、李之儀、李清臣、林希、李邴等人。他們的四六創作趨向疏蕩，多寫駢體政論，議論剴切，述事暢達，情理兼勝，少用典，去藻飾，為文自由靈活。宋初駢體超過散體，自歐、蘇后，駢體、散體平分秋色，制誥、表啟、奏疏、辭賦多用駢體，而序跋、書信、記傳、論說則多用散體。

歐陽修雖倡導古文，然亦不廢時文，曾說“偶儷之文，茍合于理，未必為非，故不是此而非彼也”(歐陽修《居士外集》卷二三《論尹師魯墓志》)。他以古文之法寫四六，所謂“以文體為四六，自歐陽公始”(陳善《捫虱新話》卷一)。孫梅說：“至歐公倡為古文，而駢體亦一變其格，始以排奡古雅，爭勝古人。”(《四六叢話》卷三三)關于歐陽修四六的特點，陳師道《后山詩話》說：“歐陽少師始以文體為對屬，又善敘事，不用故事陳言而文益高。”程杲《四六叢話序》說：“宋自廬陵、眉山以散行之氣，運對偶之文，在駢體中另出機杼，而組織經傳，陶冶成句，實足跨越前人。”歐陽修的四六由此而具有重要的文學史地位，吳子良《林下偶談》卷二說：“本朝四六，以歐公為第一，蘇、王次之。”“二蘇四六尚議論，有氣焰，而荊公則以辭趣典雅為主。能兼之者，歐公耳。”歐陽修慶歷五年《滁州謝上表》：“謗讒始作，大喧群口而可驚;誣罔終明，幸賴圣君之在上。”“生而孤苦，少則賤貧。同母之親，惟存一妹。喪厥夫而無托，攜孤女以來歸。”“在人情難棄于路隅，緣臣妹遂養于私室。”該文為自己辯誣，向皇上謝恩，從容閑雅，可謂意無不達，詞無不暢，理無不明，洵為新體四六的典范之作。他如《上隨州錢相公啟》《上胥學士偃啟》《答李秀才啟》《謝進士及第啟》及《乞外任第一表》《亳州謝上表》《南京留守謝上表》《蔡州乞致仕第二表》《謝致仕表》等，皆為不可多得的佳作。

蘇軾四六近宗歐陽修，遠學陸贄。其《答俞括書》自謂“私所欽慕者，獨陸宣公一人”。歐陽修《試筆》云：“近時文章變體，如蘇氏父子以四六述敘，委曲精盡，不減古文。”《嘉祐集》中幾無四六文，蘇轍表奏制誥實不如其兄，這里的“蘇氏父子”主要是指蘇軾。蘇軾四六主要是貶官時期的表啟與在翰林院時的制詔。前者措辭造句，抒情達意，無不左右逢源，輕快自如，不堆砌典故，自然妥帖。王志堅《四六法海》卷四云：“蘇公諸表，言遷謫處，淚與聲下，然到底忠鯁，無一乞憐語，可謂百折不回者矣! ”此類題材的代表作有 《量移汝州謝表》《乞常州居住表》《徐州謝上表》《密州謝上表》《到黃州謝表》《到惠州謝表》等，其制詔雄肆宏放，筆調輕快雄健，句式自由靈活，皆前人難以企及。如《王安石贈太傅制》《孫覺可給事中制》及《故妻蘇氏永嘉郡夫人制》，敘事明曉，表情誠摯。孫梅認為：“東坡四六，工麗絕倫中筆力矯變，有意擺脫隋唐、五季蹊徑。以四六觀之，則獨辟異境。”(《四六叢話》卷三三)

王安石四六以制誥表啟見長，深厚嚴謹，典贍工致。《王文公文集》宣詔、制誥、表啟共16卷均為四六。《賀韓魏公啟》《辭拜相啟》，語言嚴簡，述事明晰，筆力雄健，氣魄宏大。與蘇軾的“藏曲折于排蕩之中”(王志堅《四六法海序》)不同，王安石“標精理于簡嚴之內”(同上)，是皆唐人所未有。

新體四六作家的佼佼者還有曾鞏與秦觀。曾鞏《元豐類稿》中制誥7卷、表2卷、啟2卷，都是四六文。《祭王平甫文》《亳州謝到任表》《謝賜〈唐六典〉表》等皆質樸渾厚，說理透徹明晰，用典較少，不過有時行文拘束，缺乏歐、蘇的從容與氣度。秦觀長于表、啟，其文集中表二十余篇、啟三十余篇，多為代言之作，佳作有《謝及第啟》《賀呂相公啟》《賀崔學士啟》及《代中書舍人謝上表》等。其《謝館職啟》(徐培均《淮海集箋注》卷二八)，“竊觀前史，具見鄙宗。西蜀中郎，孔明呼為學士;東海釣客，建封任以校書。雖為將相之品題，實匪朝廷之選用。夫何寡陋，遽有遭逢”數句，秦觀用同姓者蜀國秦宓及唐詩人秦系故事，寫自己空負才華而未遇明君的心情，屬對工整，遣詞雅致，與乃師蘇軾充分散文化的四六文風有別。

注釋

① 參見程千帆、吳新雷《兩宋文學史》第53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