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學與民族關系·宋金對立下的文風丕變與文人的恢復情結

自澶淵之盟到12世紀20年代，宋遼和平共處的局面維持了一百余年。由于北方女真族的崛起以及遼朝的衰敗，這種格局被打破了。遼亡后，女真族成了宋朝的主要威脅，宋金關系構成了此后南宋近百年的主要民族矛盾。此時，宋朝所面對的民族敵人較契丹更為強悍。與契丹之間的戰事主要是由宋主動發起，而女真族則是作為侵略者對宋朝步步逼迫，致其失地亡國，淪為臣屬。遼宋間聘使往來尚以“兄弟”相稱，而金宋間則只能稱以“叔侄”了，可見南宋國力之孱弱。北宋雖未復漢唐故地，但畢竟據有中原沃土，而南宋統轄的則只有江南的殘山剩水，宋金力量對比上的這些特點決定了宋朝士人的心態也大不同于北宋時期。北宋時雖始終未能收復幽云十六州，但那并非失于宋人之手，所以與遼相處，雖感屈辱和無奈但尚能以較為平和的心態接受和解局面;而女真人占據的中原故國則是從宋人自己手里丟掉的，從而使漢民族感到了一種無法忍受的奇恥大辱和切膚之痛，強烈的民族意識和復仇心理成為國人精神的主導，而無力回天的現實又往往易于滋生茍且和頹廢的社會心理。受到上述宋金關系特點及當時士人心態的影響，這一時期的文學創作也較北宋出現了許多新的變化，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南渡前后文壇風氣的丕變和宋金對峙過程中那揮之不去的恢復情結，愛國主義成為這一時期文學創作中持久不衰的主題。

靖康二年(1127)在金兵強大攻勢下，二帝被俘，中原淪陷。南宋重建于江淮以南，與金國對峙。隨著宋廷的南渡，大批文士也來到南方，宋代文壇重新組合。民族關系的急劇變化極大地改變了宋代文人的生存環境和創作心態，由此導致了宋代文壇一次最大的風氣轉變。靖康前的民族關系，是有宋一代最寬松的時期，來自契丹人的威脅由于其自身的內外問題而減輕，而逐漸強大的女真人尚未與宋正面對敵，所以社會表面上呈現一派歌舞升平的氣氛。對于文士而言，一方面由于承平日久和朝廷的右文政策而生活優裕，另一方面由于黨爭激烈及政治腐敗而處境險惡。與文人這種生存環境相關，宋初文壇上那種關注政治和社會的風氣此時已明顯減弱，更多的作家將目光的關注點轉向了自身內心世界和文學的藝術形式與技巧。詩、詞這兩個主要的創作領域中主導風氣的江西詩派和周邦彥的詞便是這一時期文風的典型代表。金兵的鐵馬胡笳徹底粉碎了文人們寧靜的書齋生活，翻天覆地的滄桑之變，迅速將他們的目光拉回到了殘酷的現實生活，文學觀念和文壇風氣也因此而丕變。

這場巨大的民族劫難，首先對人們的文學觀念造成了巨大的沖擊。一個突出的標志是杜甫的價值被重新認識。李綱云：“漢唐之間以詩鳴者多矣，獨杜子美得詩人比興之旨。雖困躓流離而不忘君，故其辭慨然有志士仁人之大節，非止模寫物象風容色澤而已。”^①杜詩的詩史精神和愛國主義受到高度重視，文學與社會政治的關系及其社會功能此時再一次被強調，包括江西詩派中人也走出了自我中心的詩學樊籬。此時詞學觀念的轉變更為突出，大盛于北宋的曲子詞歷來被視為專寫兒女私情的艷科小道，詞體功能被定位為“謔浪游戲”，“娛賓遣興”。靖康之變終于將詞人們從溫柔鄉中驚醒，傳統的詞學觀念開始受到質疑、批評，蘇軾所開創的適合于言志抒懷、表現社會題材的豪放詞風，得到了人們的普遍認可。與此相關，民族劫難的震撼，引起了士大夫人格意識的普遍覺醒和對傳統的反思，由此催生了詞壇上的“復雅”意識。“復雅”即意味著“尊體”，也就是提高詞體的品位，要求詞體能夠“韞騷雅之趣”^②，表現文人士大夫的人格情操。

與文學觀念的轉變相一致，這一時期民族矛盾成為創作的關注焦點，愛國精神陡然高漲，慷慨激昂和凄哀悲傷的情調籠罩了整個文壇。散文以其實用性強的特點直接成為愛國志士聲討侵略、反對投降和呼吁抗戰的有力武器。如宗澤、李綱、岳飛、胡銓、陳東等人在作品中呼喚抗戰，怒斥奸佞，其忠憤之氣，悲慨之情，令天下人感奮。面對切骨腐心的民族劫難，兩宋之際的詩歌創作唱出了時代的悲壯之音，即使在專注于書齋生活和個人心靈抒寫的江西詩派作家筆下，民族的災難、抗敵的斗志和深重的憂患也成了重要的主題。如呂本中、陳與義、曾幾等人此時的許多詩篇，寫得深沉蒼涼，頗得杜詩精髓。身為女性的李清照也發出了“至今思項羽，不肯過江東”的感嘆。詞壇上的救亡愛國之聲是這一時期最為引人注目的文學現象。長期以來作為聲色之娛的曲子詞，在這個動蕩的時代一洗她身上的“綺羅香澤”，變得激昂和悲慨。這其中有李綱、岳飛、趙鼎、胡銓、張元幹、張孝祥等投身疆場的將帥和身處要位的朝臣，也有南渡前以“清都山水郎”自詡的朱敦儒等。而以李清照詞為代表的另一類哀傷凄楚之音，則從個人不幸的角度表達了對侵略者罪行的控訴和對祖國命運的憂患。

這一文壇風氣丕變有著深刻的民族文化心理背景。宋朝之前，歷史上雖然也曾出現過如南北朝時期的民族對峙和分裂局面，但漢族政權始終處于強勢地位，周邊少數民族一直被視為附屬的“夷狄”，至少在心理上如此，所以漢民族心理上并未形成十分明確的民族意識，文學上基于民族意識的愛國精神也表現得較為淡薄。但這次金兵入侵和南北分裂則不同以往。雖然這突然事變為宋人始料不及，但長期以來整個社會對于恢復民族自尊與自信已作了多方面的努力。北宋一立國就受到了契丹和黨項等民族強大的軍事壓力，國勢不振，為此文人士大夫復興儒學、重建漢民族政統、道統和文統的追求始終未斷，國人的民族意識得以逐漸明確和不斷強化，來自于周邊強大異族政權的長期心理壓抑已積聚成了一種強烈的民族屈辱感。這時，強悍的女真族發動了旨在滅亡宋朝漢族政權的進攻，令宋朝國亡君辱，百姓涂炭，這就不能不引起漢民族心理上強烈的反彈，激起整個民族同仇敵愾的抵抗。南北宋之際的宋朝各階層的抗金斗爭，實質上是漢民族通過保衛趙宋政權來求取民族生存的斗爭。因此這一時期的文學也就不可避免地染上了一層濃重的政治色彩，抗金愛國成為創作的主潮^①。由此也刷新了各體文學藝術審美上的主導風格。

從高宗朝紹興和議(1141)到理宗朝宋元交戰(1235)這大約一個世紀里，宋金關系進入對峙階段。紹興和議是宋金關系的一個轉折點，和議的達成從本質上講與北宋初年的澶淵之盟一樣，是宋、金力量此長彼消而趨于均衡的結果，宋金雙方當時都不具備消滅對方統一中國的實力，至于高宗與秦檜的作用，只是使宋朝在和議中未能充分利用當時的相對優勢而喪失了更多的利益并蒙受了屈辱。隨著民族對峙局面的形成和經濟的迅速復蘇，都市文化又呈現出一派繁榮景象，較北宋末年猶有過之，詩人詞客們在醉人的暖風中“直把杭州作汴州”^①，創作中描繪都市風流和田園山林逸趣的作品逐漸多了起來;但另一方面，中原淪陷而恢復渺茫的現實，又極大地刺痛著那些“慨然以天下為己任”的文人士大夫，民族的危機感和屈辱感在他們心里變得更為沉重。南宋王朝雖然無力消滅北方的女真人統治，但在漢人心中，驅逐夷狄，洗雪恥辱，恢復中原，統一祖國，是一個無論如何也無法釋解的情結。作為一個時代民族文化心理載體的文學，這一時期最突出的特色就是這種強烈而普遍的恢復情結的表達，不管政局如何變化，抗金復國的主旋律始終不絕如縷。它不同于此前民族大劫難降臨時文學所表現出的那種極端的激憤和傷痛，而是一種痛定思痛之后所強化的民族責任感和使命感，是一種深入骨髓的對故土的思戀和實現大一統的愿望。從民族文化心理的角度看，如果說南渡之初文學中的愛國精神一定程度上是一種在劫難突至時的本能反彈，那么這一時期的恢復情結則更多地基于一種理性的反思，因而所表達的悲憤更為厚重，憂思更為深沉，愿望也更為執著。

讀這一時期的文學作品，無論是詩文，還是詞賦，我們都會強烈地感受到這一執著的恢復情結的存在。辛棄疾以抗金英雄姿態步入南宋詞壇，“其悲歌慷慨，抑郁無聊之氣，一寄之于詞”^②。在尚雅重律的南宋詞壇上，稼軒詞“異軍特起”，“別立一宗”(《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許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和仰慕者紛紛起而效法，以詞抒寫其恢復統一的政治情懷，由此形成了一個被稱為 “辛派”的創作群體。其實，詞中的恢復情結不只體現在豪放之作中，在以表現個人情懷為主而風格清麗委婉的風雅詞人筆下，我們同樣可以看到銘刻在宋人心靈深處的恢復情結或明或暗的流露，如姜夔的《揚州慢》(淮左名都)、吳文英的《金縷歌》(喬木生云氣)、史達祖的《龍吟曲》(道人越布單衣)、高國觀的《龍吟曲》(旆拂西風)等。陸游作為整個宋代留存作品最多的一位詩人，存詩九千三百多首，而其中“言恢復者十之五六”。其詩中始終如一的那種激烈而深沉的民族情感，給人以強烈的印象。“中興四大詩人”中范成大和楊萬里都曾出使金朝，親睹故國，感慨系之，寫下了一系列的詩章，抒寫其對民族命運的關切和感懷。開禧北伐的失敗，徹底挫敗了南宋恢復中原的信心，由此士氣大跌，世風萎靡，詩壇上也是一片“衰氣”^①，但恢復一統的夢想仍然頑強地縈繞在詩人的筆端，如從江湖詩人戴復古、劉克莊的作品里，我們依舊可以感到他們對民族危亡的忡忡憂心。

恢復情結在這一時期的文學創作中得以如此凸顯和張揚，究其原因大略有如下幾個方面。首先，與當時民族力量對比有關。迄于開禧敗績，在宋金關系上盡管宋廷總體上偏向于保守和妥協，但從未放棄北伐“恢復”的企圖，因為在力量對比上，紹興以來南宋一直處于微弱優勢的地位，起碼有與金抗衡的足夠能力，故南宋主戰力量能夠數度在朝廷占據上風，并兩次興北伐之舉;戰敗后愛國志士仍壯志不減，余勇可賈，發而為文，慷慨激昂。其次，與當時不斷強化的民族意識有關。傳統文化中的“夏夷之辨”與“大一統”國家觀在理論上得以系統闡釋并深入人心，則是在南宋的民族對峙時期。這與當時對于宋代士人思想產生了重大影響的朱熹理學的廣泛傳播有關，朱熹理學一個重要的現實指向就是“恢復之業”的實現。“夏夷之辨”和“大一統觀”實為這一時期文學中恢復情結的深厚的文化底蘊。再次，當時朝野間激烈的和戰之爭及其論辯中的理性思考也是造成文學中恢復情結凸顯的一個重要因素。戰和之爭是南宋政治中黨爭的焦點，南宋的紹興和議(1141)、隆興和議(1164)、嘉定和議(1208)前后都有激烈的表現。如辛棄疾的《美芹十論》《九議》、陳亮的《中興論》等論章，都是戰和論辯的產物。這些作品本身就是富于文學性的政論散文。

注釋

① 《浮溪集》卷一七,四部從刊本。② 《復雅歌詞序》,載《宋代詞學資料匯編》,汕頭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① 參見劉揚忠《唐宋詞流派史》第五章,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① 林升《題臨安邸》,《全宋詩》卷二六七六。② 徐《詞苑叢談》引《借荊堂詞話》,詞話叢編本。① 朱熹《朱子語類》,四庫全書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