遼金元文學的內容·金元詞·非漢族詞人與全真道教詞①

由于金元兩朝國內民族結構和民族關系的特殊性，詞壇上出現了一批非漢族詞人。這些少數民族詞人熟練地運用漢語創作了數量可觀的詞作，這是一個前所未有的文學現象。金元詞壇另一道奇特的風景線是： 大量的方外詞——主要是全真道教詞的產生。唐圭璋編《全金元詞》全真道教詞約占金詞四分之三左右。這些道教詞反映了文學發展中新異質加入的事實，為詞壇增添了更為豐富的內容，也帶來了形式上的某種變異，堪稱為詞壇之奇花異卉，其文學史和文化史的價值應給予足夠的重視。

眾多少數民族詞人的出現，有賴于金元時期特定的民族關系背景。金元兩朝皆為少數民族入主中原所建立的政權，這是中國歷史上繼南北朝后又一個更為廣泛和深刻的民族大融合的時期。女真族和蒙古族均興起于我國北部邊地，進入中原之前處于游牧經濟階段，文化上遠落后于被他們征服的漢族。他們無法依靠本民族的原始文化在漢人聚居區建立起穩固的統治，只有襲用漢族禮制與儒家思想以建立其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他們建立國家、穩定統治的過程也是實行“漢法”，不斷“漢化”的過程。社會政治、文化的“漢化”，導致了這些少數民族心理上對漢文化的認同和皈依，從而促使他們努力學習和效法包括漢文學在內的漢文化。金元時代大批的非漢族詞人正是伴隨著社會的 “漢化”進程而產生的。金元詞的非漢族作者，除了女真、契丹人數較多外，還有蒙古、回回、畏吾兒、回鶻、高麗等民族成員。其中，女真族完顏亮、契丹族耶律楚材和蒙古族薩都剌^②可作為這些非漢族詞人的杰出代表。此外，高麗人李齊賢(1287—1367，字仲思，號益齋)也是一位優秀的非漢族詞人。后人所輯《益齋長短句》存詞53首，其中《巫山一段云》32首，分詠瀟湘八景和松都八景，被認為“寫景極工”，“置之兩宋名家詞中，亦庶幾無愧色”^①。

完顏亮(1122—1161，字無功)“是一位一心向慕先進文化的女真霸主”^②，自幼“好讀書，延接儒生，談論有成人器”^③，所作詞也卓異不凡，體現了少數民族“漢化”所達到的文化成就，開創了一種與“宋儒”詞人完全不同的創作風格。完顏亮詞現存僅四首，充斥著一種桀傲之氣。如《鵲橋仙》一詞，洪邁《夷堅志》評為“兇威可掬”，《藝苑雌黃》謂此同“俚而實豪”^④;徐《詞苑叢談》亦謂其“出語崛強，真是咄咄逼人”。所評雖褒貶不同，但都指出了其詞風雄豪、霸氣逼人的特色?！断策w駕》《念奴嬌》二詞風格亦類此。而他另一首《昭君怨》則寫得輕靈雋永，被認為“詭而有致”^⑤。完顏亮詞與金代詞壇的主體趨向完全一致，由東坡體到蔡松年詞再到完顏亮詞，一脈相承，只不過完顏亮更為雄騖豪霸、猛悍倔強而已。 在完顏氏中，完顏䃟詞的俊逸蕭散也頗得論者稱賞，況周頤認為其詞“姜史、辛劉兩派，兼而有之”^⑥。此外，金世宗完顏雍、金章宗完顏璟、金宗室完顏從郁等人的詞，皆有可觀者。

契丹族中耶律氏中耶律履、耶律楚材以及耶律鑄祖孫三人的詞作是頗引人注目的，代表了契丹族“漢化”的水平。其中耶律楚材雖僅存詞一首《鷓鴣天·題七真祠》，卻表現出相當高的藝術造詣。其詞為小令，而詞境開闊，氣象宏大，既有“江山王氣”的雄渾，又有“桃李春風”的秀麗，陳廷焯評以“雄秀”^⑦，當為知言。

薩都剌(1308—1355，字天錫，號直齋)是元代最杰出的少數民族文人，擅長楷書，能詩文，名冠一時。其詞今存15首，明顯屬蘇軾一脈的北宗體派，如《念奴嬌》(石頭城上)即明確標示“登石頭城次東坡韻”，其造境、運筆、抒情及審美傾向皆脫化于“赤壁”詞。薩詞中懷古之作占了三分之一，多篇為“金陵懷古”主題，如《滿江紅》(六代繁華)等，表達了作者面對大一統元朝隨時可能傾覆的危殆局勢所產生的深重憂慮。他的這類作品，不僅冠絕元代詞壇，其深刻和警精在宋詞中也少有企及者。薩都剌詞中還有一類抒發羈旅之情的作品，如 《小闌干》(去年人在鳳凰池)《卜算子》(明月麗長空)等，往往寫得清麗婉曲。劉熙載《詞概》將薩都剌與虞集詞并稱為“兼擅蘇、秦之勝”，正是看到了薩詞剛不廢柔的特點。這一特點也是后期北宗詞在南風熏染下共有的傾向。

在全元時期，道教流行之廣泛程度是其他朝代所不及的，而其中尤以創始于金正隆年間的全真道影響最大，聲勢最廣，與詞的關系也最為密切。詞與全真道之間的這種關系與全真道教文人化的傾向有關。金元時代，中原地區民族矛盾激化，戰亂頻仍，大批士人流離失所，理想破滅，以三教合一為教義、以避禍全身為宗旨的全真教正為他們提供了一個避世之所，于是他們加入全真以求身心之全; 還有許多沒有入道的文人也與全真教保持著頻繁的往來。文人化傾向無疑是其詞體創作的文化基礎。道家學說向來把文字語言視作障道之物，但全真教卻突破這種傳統，自王喆開始，就創立了以詩詞傳道的風氣。詞體在抒情方面側重于內省式的、私人化的情感體驗，表現方法講究含蓄婉轉，含而不露。這種“要吵宜修”的藝術形式特征，與全真家所謂煉內丹，性命雙修，強調以內省的修行方式及對玄妙境界的體驗，實有一種內在的契合關系——全真道詞得以興盛有賴于此。

若以傳統的論詞標準去衡量，這些充斥著乏味教義的作品的確價值甚微。不過，道教詞對于我們進一步認識詞體的發展與演變過程，則有著特別的研究價值。道教詞在詞體特征方面與當時文人詞相比，有著許多特異之處。比如詞調，據陶然《金元詞通論》第六章統計，道教詞中為今見唐宋文人詞中所無的詞調共有51調，另有74個調名被改。此外，道教詞中尚有和聲做法，出現了調式與詞韻的變異、語言上多用當時口語等現象，這可能與曲的影響有關。

在全真道詞人中，影響較大的是王喆、馬玨和丘處機。

王喆(1112—1170，原名中孚，字允卿，改名世雄)，道號重陽子，后被尊為重陽祖師。存詞670首，約可分為四類：(一) 純粹詠道之作;(二)贈答勸化之作，以詞點化俗人入道;(三)詠物明道之作，這是一種特殊的詠物詞，一般都是借某一具體物象的特點闡發全真道教旨，不少作品意象生動，有一定哲理意味，如《采桑子·詠棋》《晝夜樂》(百煉青銅圓又小)等;(四)嘆世之作，此類詞為數極多，也是現實意味較強的一類作品，或感世人之沉迷，或嘆俗界之世象，如其《換骨骰》“嘆脫禍不改過”、“嘆貪婪”兩首和《集賢賓》等。

馬玨(1123—1183，原名從義，字宜甫)，道號初為云中子，后為云陽子，王喆死后為全真道教掌門。馬玨詞存866首，其內容與王喆詞基本類似。詞中與王喆酬唱之作甚多，還有相當數量的詞為與道友贈答之作。

丘處機(1148—1227，本字通密)，道號長春子，滅金前，成吉思汗即命其掌管天下道教。有《磻溪集》7卷，詞存152首，其詞最明顯的特征即是其文人化傾向，盡管他的詞中占主導內容的仍是闡道傳道之作，但已出現了一些新的因素。丘詞中不少述懷之作，已基本上不作道教語，如《滿庭芳·述懷》(漂泊形骸)《鳳棲梧·述懷》(西轉金烏朝白帝)等，其情韻豐厚與枯燥乏味的一般道教詞迥然異趣。因此，在道教詞人中丘處機詞也深得論者稱許，況周頤《蕙風詞話》卷三謂：“丘長春《磻溪詞》，十九作道家語，亦有精警清切之句?！?/p>

縱觀兩個半世紀的金元詞發展史，我們清晰地看到了一條北宗詞派從興起走向繁盛又逐漸趨于衰微的演進歷程。它同南宗詞一起，共同支撐起了12世紀初至14世紀下半葉中國文化中詞體藝術的燦爛星空。金元詞雖未達到兩宋詞的藝術造詣，但其頗具特色的創作實績，特別是其所蘊涵的漢文化特殊形態的民族心理內容，及其在詞體演進歷程中所具有的詞體轉型意義，賦予了它特殊的詞史地位和豐富的研究價值。

注釋

① 此節內容多據陶然《金元詞通論》第五、第六章,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下不一一注明。② 關于薩都剌的族屬有蒙古、回回、維兀等不同說法。① 《蕙風詞話》卷三,中華書局《詞話叢編》本。② 劉鋒燾《金代前期詞研究》第三章,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③ 《大金國志》卷一三,中華書局1987年版。④ 沈雄《古今詞話》引,中華書局《詞話叢編》本。⑤ 沈雄《古今詞話》下卷引《藝苑雌黃》,中華書局《詞話叢編》本。⑥ 《蕙風詞話》卷三,中華書局《詞話叢編》本。⑦ 《詞則·別調集》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