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學的內容·宋代文學批評·宋代的詩話·宋詩話的收集整理

詩話的收集整理工作，是從宋代就開始了的。如北宋宣和五年(1123)，阮閱編成紀事體詩話總集《詩話總龜》(原名《詩總》)，初為10卷，后經人增補為前、后集98卷，有商務印書館的《四部叢刊》影印本，流傳甚廣。此書廣采各種詩話和筆記小說中的詩歌本事，重在詩壇掌故和詩人軼事的收集摘錄，因多錄雜事而頗近小說，適宜做閑談的資料。南宋初年，胡仔編撰了《苕溪漁隱叢話》前、后集100卷(有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年的排印本)，書中既采前人之論，又錄時人之說，間述編者意見，在編排上以人為綱、以時為序，是一部紀事與評論相輔相成的詩話總集。上述兩書，基本上已包括了北宋以前詩話的主要內容。至南宋末年，則又有宋人詩話集成性選編的代表著作《詩人玉屑》問世(有古典文學出版社1958年排印本，但較為通行是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的排印本)。是書為魏慶之所編，共21卷，前11卷按“詩辨”、“詩法”、“詩評”、“詩體”、“句法”等門目編排，分類輯錄前人的論詩之語，則重于編錄南宋人的詩話。其分門編撰的體例略同于《詩話總龜》，但以論詩及辭為主，理論性較強。自12卷以下，品評歷代詩人及作品，體例又近于《苕溪漁隱叢話》的以人為綱、以時為序，但不涉考證，不錄異事瑣聞，無支蔓冗雜之病。此書的編撰，兼取阮閱、胡仔二書之長而去其短，代表了宋代詩話收集整理的最高水平。

清人對詩話的整理研究也值得重視，因其對20世紀的詩話研究有更為直接的影響。如清乾隆年間何文煥編纂的《歷代詩話》(有中華書局1981年排印本)，是到目前還流行極廣的詩話叢書。此叢書輯錄了歷代的善本詩話原作27種，多論議精確而無舛訛之作，其中收宋代詩話16種。受其影響，清末民初的出版家丁福保對編纂出版詩話極為熱心，除了翻印《歷代詩話》外，他還自編了《歷代詩話續編》(有中華書局1983年排印本)，著重收錄何文煥未編入的宋、元、明歷代詩話29種，其中宋代詩話12種，于1916年由上海醫學書局刊行。他又于1927年刊印了收詩話43種的《清詩話》(有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排印本)。這三部規模較大的詩話叢書的出版，對宋代詩話研究的影響是很大的。

清人對詩話的批評研究，除章學誠《文史通義》中的《詩話》篇為專論外，主要是著作提要式的評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的“詩文評”部分，對著錄的49部歷代詩話和73種詩話存目予以簡明扼要的評述。在其所著錄的詩話中，宋代詩話多達33種，編纂者對這些詩話的著者、版本、內容、主旨和得失，均有切中肯綮的介紹和評論，不僅起到了指示門徑的作用，還直接影響到后人對詩話的認識。

在宋詩話的資料收集和輯軼考訂方面，近人郭紹虞和羅根澤是用力最勤、貢獻最大的兩位學者。羅根澤曾于1936年的《師大月刊》第30期，發表《兩宋詩話年代存軼輯表》(此表經增刪后收入其所著的《中國文學批評史》中)，認為宋代詩話的存佚殘輯情況極為繁雜，因“詩話出于筆記小說，許多名為詩話的書，目錄家列入小說類，同時許多筆記，又事實就是詩話”^①。據他考訂，宋代詩話現存而收入各種叢書的有52種，已佚(僅存書名)23種，后人所輯34種，殘本3種，未詳4種，共計126種。這個數字，較之明胡震亨《唐音癸簽》中著錄的宋人詩話36種，清《四庫全書總目》所載的宋詩話32種，以及后來《中國叢書綜錄》所載的宋人詩話67種，要多出許多。羅根澤對宋詩話的搜求輯佚不遺余力，他曾輯出已佚宋代詩話21種，并撰寫了書目提要，名為《兩宋詩話輯校敘錄》，于1937年的《文哲季刊》一卷10期上發表，后來作為附錄收入其所著《中國文學批評史》中。他說：“詩話起于宋，亦盛于宋，惜存者雖多，而佚者亦夥。暇與曼漪撮錄《苕溪漁隱叢話》《詩話總龜》《詩人玉屑》《詩林廣記》《草堂詩話》以及元板《修辭鑒衡》等書所臚舉，益以筆記野史所援引，參伍校核，刪汰復重，輯出已佚詩話21種，題曰《兩宋詩話輯?！贰！?sup>①

郭紹虞的詩話考訂和輯佚工作也始于20世紀30年代，他曾于1937年在《燕京學報》第21期上發表《北宋詩話考》，兩年后，又由哈佛燕京出版社出版了《宋詩話輯佚》。此后，這種考證輯佚的工作并未停止。經修訂的《宋詩話考》1979年由中華書局出版，書中對所列的139種宋代詩話進行了全面的綜合性考證論述——包括詩話作者、寫作年代及版本、論詩宗旨和內容得失等。全書分3卷，上卷論述流傳至今的宋詩話凡42種;中卷論說的46種宋詩話，為僅有部分流傳的或由他人纂輯而成的;下卷是僅知其名而佚其文者，或有佚文而未纂輯成書者，凡51種。可以說，大凡能見到的宋人詩話，已大體齊備了。他的《宋詩話輯佚》二卷，也由中華書局于1980年出版，全書共纂輯了35部散佚的宋代詩話的原文，分上、下兩卷。上卷為補輯，收原有傳本而內容不全者，下卷為全輯，所收每種詩話的條目均由編者輯佚而成。如《王直方詩話》的原書久已散佚，而收入《宋詩話輯佚》時，已輯得此書的論詩條目306條，將這些條目與《宋詩話考》中有關考論相參閱，則其內容已大體可知。就宋詩話的收集整理和考訂而言，上述兩部書具有集大成的意義。

20世紀80年代之后，宋詩話的收集整理工作仍在進行，而且越收集越多。一個原因是宋詩話的體制與宋人筆記無太大區別，有的詩話就是從筆記中輯出單行的，而宋代的文人筆記，或多或少總會有些論詩談藝的條目，若以此為收錄對象，詩話的范圍一下便廣闊了許多。如程毅中主編的《宋人詩話外編》上、下兩冊，收錄了宋人100部筆記中的談詩之語，計一百二十余萬言。編者在該書的“前言”中說：“詩話是中國古代論詩的一種著作，在宋代非常興盛。郭紹虞先生的《宋詩話考》就著錄了139種……詩話之外，宋人筆記中也往往有論詩的條目，前人也曾加以輯錄，裁篇別出，改題為《玉壺詩話》《容齋詩話》《老學庵詩話》之類。日本人近藤元粹又曾輯錄《東坡詩話》《侯鯖詩話》等，編入《螢雪軒叢書》，現在已不容易找見了。因此，我們參照唐圭璋先生輯錄《詞話叢編》的方法，增廣《螢雪軒叢書》所未備，從宋人筆記中輯出論詩的篇章，編為《宋人詩話外編》一書，供文學研究者參考……本為詩話的書原則上不收，但方岳的《深雪偶談》向無單行本，釋普聞的《詩論》只有《說郛》所收的節本，則收入本書，以便讀者查覽?！?sup>①

至吳文治主編的《宋詩話全編》問世，宋詩話的采錄范圍就更大了。原因在于編者從更廣義的角度認識詩話，以為凡是論詩之語，收錄在一起，以人立目，便可稱為詩話，如孫光憲詩話、李昉詩話、柳開詩話、王禹偁詩話、王令詩話、陸九淵詩話、辛棄疾詩話、文天祥詩話、汪元量詩話、張炎詩話，等等。換言之，只要是有論詩之語留存的作家，便都可以有詩話之目，無論其生前是否作過詩話。故此書所收宋人詩話多達562家。編者在該書“前言”中說：“宋代詩話，在中國詩話發展史上開創了一個嶄新的局面。不僅論詩之語充斥于詩文別集、隨筆、史書、類書等各種典籍之中，而且形成并發展了詩話的特定體式。這種體式由筆記體演化而來，它的內容比詩論更廣泛，形式上也比詩論更自由靈便……本書編纂宋代詩話562家，其中便收錄了原已單獨成書的詩話一百七十余種。本書收入新輯錄的宋人散見詩話四百余萬字，約占本卷全書的三分之二。近四百家原先無詩話輯本傳世的詩論家，從此有了輯本;一百七十余家原先有詩話專著傳世的詩論家，經補充輯錄其散見詩話后，內容亦更為充實?！?sup>①除了專名為詩話的書之外，將散見于諸書中的說詩之語也看成是詩話，所以把宋人文集和各種筆記中的論詩之語匯輯成編，而一概冠以“詩話”的名稱。

注釋

① 《中國文學批評史》(下)第222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① 《中國文學批評史》(下)第265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① “前言”第1頁,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版。① “前言”第1—3頁,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