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文學的內(nèi)容·隋唐五代文學批評·唐代文論·古文理論

以上兩個方面的理論，都偏于討論文章的形式問題。這一理論傾向?qū)嶋H上也是反映了當時的創(chuàng)作情況的。本來，先秦諸子的論文都是富于思想性的，漢代史家的文章也是注重文章的真實性的。魏晉以降，思想性和真實性在文章中的成分減輕，以至于“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云之狀”^①。唐代的古文家(同時也是思想家)著重恢復文章的思想性，宋代的古文家(同時也是史學家)又著重恢復文章的真實性，兩次古文運動，終于使古文成為經(jīng)典而正統(tǒng)的文體，散文也突破了實用的藩籬，成為一種不僅包含實用性，而且具有文學意味的形式。

“古文”原為經(jīng)學上的名詞，到了唐代，因為和今體駢文相對，乃用“古文”來專指單行散體的筆，即散文。這一名稱，最早見于王通(584—617)的《中說·君道篇》：“古之文也，約以達;今之文也，繁以害。”“古之文”指散文，“今之文”指駢文。但“古文”不僅是一個與駢文相對的概念，同時還含有古代道統(tǒng)的意義，因此，人們都把“古文”一詞的使用權首歸于韓愈(768—824)。如曾國藩《覆許仙屏書》云：“古文者，韓退之厭棄魏晉六朝駢儷之文，而反之于六經(jīng)兩漢，從而名焉者也。”(《曾文正公文集》“書牘類”)韓愈自己也多次使用“古文”的概念^②。在韓愈以前，韻文和散文的區(qū)分用“文筆”的概念，從此以后，有韻無韻的篇章皆可稱文，逐漸用“詩筆”或“詩文”的概念取代了“文筆”。

韓愈、柳宗元(773—819)提倡的古文運動，其中心思想是將文與道合一。這種思想，源于先秦儒家對文學的認識。所以盡管在駢文盛行的南朝時代，這一思想仍然沒有絕跡，如《文心雕龍》提出的原道、征圣、宗經(jīng)的觀念，裴子野的《雕蟲論》也批評當時的文風“擯落六藝，非止乎禮義”。而在北朝，宇文泰和蘇綽不滿于駢體文，提倡用《尚書》的誥命文體代替駢文。隋文帝楊堅、李諤也反對浮艷文風。到了唐代，史學家如李百藥(565—648)、魏征(580—643)、姚思廉(557—637)、令狐德棻(583—666)、李延壽(598?—678?)等，都在史書的文學傳或文苑傳的序中抨擊六朝綺靡文風。其后，陳子昂在詩歌領域中提倡古詩，對于文章的改革也是一個側(cè)面的推動。所以韓愈說：“國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①柳宗元說：“文有二道：褒貶辭令，本乎著述者也;導揚諷喻，本乎比興者也……故秉筆之士，恒偏勝獨得，而罕有兼者焉……唐興以來，稱是選而不怍者，梓潼陳拾遺。其后燕文貞以著述之余，攻比興而莫能極;張曲江以比興之隙，窮著述而不克備……文之難兼，斯亦甚矣。”^②都可以證明陳子昂的先導作用。以儒家思想作為寫作基礎，從而成為古文運動先驅(qū)的是蕭穎士(717—760)、元結(719—772)、獨孤及(725—777)、梁肅(753—793)和柳冕(?—804)。從古文運動參加者、提倡者的籍貫來看，大多出于北方。這一方面與他們所接受的北方文學傳統(tǒng)有關，另一方面，駢文在聲律上的種種限制，對于北方人來說，也同樣是不容易掌握的^③。但是古文運動的真正成功，實自韓愈始。

蘇軾評論韓愈“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④。包含兩方面的意義：一是在文學上，一是在思想上。而這兩個方面又是緊密結合在一起的。當時文壇的狀況是，文體方面拘于駢偶，內(nèi)容方面多涉釋、老，氣格方面萎靡薄弱。韓愈“起衰”的工作，就是要在文體上恢復東漢以前的散體，內(nèi)容上要恢復儒家的思想傳統(tǒng)，氣格上要恢復古文的渾灝風格。他的前驅(qū)雖然也提倡古文，反對駢文，但多為佛教門徒，持奉的仍然是外來文化。韓愈辟佛，乃欲從根本上重振華夏文化。他建立了道統(tǒng)，并為宋代的新儒學奠定了基礎。

韓愈的古文論，集中體現(xiàn)在他的《答李翊書》中：

將蘄至于古之立言者，則無望其速成，無誘于勢利，養(yǎng)其根而俟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①

由于古文的寫作是新文體的創(chuàng)造，所以得之艱難，故“無望其速成”;同時又不能藉以謀求功名，故“無誘于勢利”。這就需要有人格上的修養(yǎng)，以形成持久的抗拒勢利與時文的力量。下文說：

雖然，不可以不養(yǎng)也。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途，無絕其源，終吾生而已矣。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②

這一段文字來自《孟子·公孫丑上》：“我知言，我善養(yǎng)吾浩然之氣……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yǎng)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四書章句集注》第231—232頁)文章的至大至剛的力量來自于平日的人格修養(yǎng)。修養(yǎng)是將道德的內(nèi)化，作者之心與道德是一整體，即“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這在創(chuàng)作實踐上，往往能夠見人之所不及見，感人之所不能感，言人之所不敢言。從而提升文學的境界，開拓文學的視野。唐代古文家如柳冕說“文章之道，不根教化，別是一技耳”^①。柳宗元提出“文者以明道”^②，“圣人之言，期以明道”^③。都明確表示了相近的看法。

但優(yōu)秀文章的寫作并不僅僅依靠人格修養(yǎng)，還有文學本身的修養(yǎng)。韓愈曾這樣描述自己學文的歷程：“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圣人之志不敢存。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當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惟陳言之務去。”^④而柳宗元更是提出轉(zhuǎn)益多師。其《答韋中立論師道書》云：

本之《書》以求其質(zhì)，本之《詩》以求其恒，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參之谷梁氏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公以著其潔，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為之文也。^⑤

但是“惟陳言之務去”，可以向兩方面發(fā)展：一是以文辭醇厚來去除駢文的浮薄，一是以奇崛的文字造成新奇的效果。韓愈的文章中就有這兩種風格并存。他的弟子李翱和皇甫湜也各得其一端。前者在晚唐影響較小，而后者主張怪奇，也使古文運動由盛轉(zhuǎn)衰。皇甫湜說：“夫意新則異于常，異于常則怪矣;詞高則出于眾，出于眾則奇矣。”^⑥蘇軾在《上歐陽內(nèi)翰書》中說：“蓋唐之古文，自韓愈始，其后學韓而不至者為皇甫湜; 學皇甫湜而不至者為孫樵;自樵以降，無足觀矣。”^①這和古文運動的理論指導也有一定的關系。宋代古文運動能取得最后的勝利，和他們重新由怪奇走向簡易是有關的。而唐代古文理論中關于“文”與“道”的關系，在宋代則得到了呼應和進一步闡發(fā)。

注釋

① 李諤《上隋文帝書》,《隋書·李諤傳》第1544頁,中華書局排印本1973年版。② 例如,韓愈《題歐陽生哀辭后》:“彭城劉君伉喜古文,……其志在古文。”《師說》:“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與馮宿論文書》:“不知古文直何用于今世也。”其弟子李翱《韓吏部行狀》云:“后進之士,其有志于古文者,莫不視公以為法。”① 《薦士》,錢仲聯(lián)《韓昌黎詩系年集釋》卷五,第528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② 《楊評事文集后序》,《柳宗元集》卷二一,第579頁,中華書局1979年版。③ 參見羅根澤《中國文學批評史》第六章,羅聯(lián)添《論唐代古文運動》第二節(jié),載《唐代文學論集》上冊,學生書局1989年版。平田昌司《唐宋科舉制度轉(zhuǎn)變的方言背景》,載《吳語和閩語的比較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④ 《韓文公廟碑》,郎曄選注《經(jīng)進東坡文集事略》卷五五,第877頁,香港中華書局1979年版。①② 馬通伯《韓昌黎文集校注》卷三,第99頁,香港中華書局1972年版。① 《謝杜相公論房杜二相書》,《全唐文》卷五二七。② 《答韋中立論師道書》,《柳宗元集》卷三四,第873頁。③ 《報崔黯秀才論為文書》,《柳宗元集》卷三四,第886頁。④ 《答李翊書》,《韓昌黎文集校注》卷三,第99頁。⑤ 《柳宗元集》卷三四,第873頁。⑥ 《與李生第一書》,《皇甫持正文集》卷四。① 《經(jīng)進東坡文集事略》卷四一,第71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