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文學與社會文化·清代文學與女性·二十世紀以降的清代女性文學研究·從文類出發

在對個別作者的研究之外，以特定文類為范圍的研究也是比較容易引起注意的。20世紀初期，著名英國女作家弗吉尼亞·伍爾芙(Virginia Woolf)曾指出，在18到19世紀的英國文學里，多數的女性作家以小說為主要的創作文類，女詩人則較少出現。她并且詳細分析其中的原因，指出女性受限于瑣屑的家庭義務，難得安靜、完整的思考空間與創作時間，因此無法發展需要全心投入的詩才，而轉向可以利用零碎時間寫作，“隨寫隨放，隨放隨寫”的小說^①。伍爾芙在這里提出了一個有趣的問題，那就是作者選擇創作的文類，是否受到性別的影響與牽制。而不同社會、文化與文學傳統下的女性，在創作時是否有不同的思考與選擇?伍爾芙對英國文壇的分析是否得當，那是另一個問題。但是把視野放在同一時期的中國文學的話，我們又會有何發現呢?顯然，女詩人在清代絕非少數，光是有著錄的就超過千人;相反，女性的小說家卻如鳳毛麟角。女性參與其他主要文類的情況，如散文、戲劇，歷來也較少引起注意。不過，只要對清代女性文學略作進一步觀察，就會明白以上的認知與實際情況有相當差距。譚正璧對梁乙真最重要的批評，就是梁氏的《清代婦女文學史》只討論婦女詩詞，完全忽略了其他文類，而譚氏本人的研究則對小說、戲曲、彈詞特別留意。目前，清代婦女文學的研究已橫跨各種文類，并皆有相當完整的成果。

近年清代女性詩詞的研究已累積許多，美國的孫康宜、莫林·羅伯遜等學者都是具有代表性的先驅人物。孫康宜在處理過女性才德觀、女性選集等議題后，特別關注女性作家與文學經典之關系。羅伯遜是當代最早開始研究女性作家的漢學家之一，她特別重視明清才女作品文本的分析。她以“主體性”的觀念進行分析，可說是婦女研究的經典問題。羅伯遜指出，中國傳統女性并未放棄從事創作，只是她們的創作過程必須先進入早已為男性建立的傳統中，并且與之形成一個永久的“包容”、“抵抗”的拉鋸戰，羅伯遜借用西方術語，稱之為 “商談”、“交涉”(negotia-tion)。也就是說，當女性開始創作時，她們必須透過特殊策略，才能建立自己獨特的聲音。她歸納出女詩人在(男性)詩的傳統中生存的策略，包括暗中質疑文人式呈現女性的文字語碼、開創新的詩材(如母子情、女性之間的親情與友誼、婦女與外在世界)、重寫(男性)文人傳統中的詩材(如以女性觀點寫“悼亡詩”)等等^①。在另一篇重要的論文中，羅伯遜則進一步修正對“主體”的定義，指出作品不一定泄漏單一的“生物性別”，而是同時有各種主體在其中起作用。她首先重讀明清女性詩詞選集中的序跋，發現某些較激進的女詩人以文本呈現的主體(textual subject)作自我呈現，并為女性介入文學活動辯護;也有些女詩人選擇較傳統的方式，在序言中力求合婦德與文才為一，但反而因此產生了分裂、自我矛盾的自我呈現，羅伯遜稱之為“雙面論述”(double discourse)^②。

以專書而論，鐘慧玲的《清代女詩人研究》(里仁書局2000)一書可能仍是目前最完整的斷代研究。本書分析了清代文學環境與女詩人之間的關系，描述了女詩人的活動與交游，并詮釋女詩人的創作理論，相當具有參考價值^③。女詞人方面，張宏生關于清代女詞人興盛現象的專文具有高度參考價值^④，而鄧紅梅的《女性詞史》(山東教育出版社2000)一書雖然是通史，但其關于清代詞人的部分共有十章，分量也很重^①。《女性詞史》專以女性詞為關注對象，當然受到現代女性主義的影響，不過跟鐘慧玲的《清代女詩人研究》一樣，鄧紅梅對所謂傳統研究方法仍相當尊敬，而更加重視文本的美學價值分析。她點出詞較詩更具陰性特質，因此受到閨秀作家的歡迎，但也因為女詞人太善于以詞的形式表達閨中情緒，往往也限制了自己的美學境界。能夠突破這層無形限制的作者，也就比較容易成為具有經典價值的詞人^②。此書還分析了重要的個別作者如顧貞立、徐燦、熊璉、吳藻、顧春、秋瑾等等的詞作，展現了扎實的精深功夫。

由于前人編輯了不少婦女詩詞的選集，因此有關清代女性詩詞的研究，起步相對順利。不過發展至今，學者已體會到選集之不足，開始致力于仔細耙梳各家閨秀的個人作品集子，以求得更精微的分析與詮釋。相較于詩詞，其他文類的女性創作，如戲曲、小說、散文等，并無方便的選集可用，作者的數目也遠遠不及詩人、詞人，因此在研究的進程上較詩詞為后，顯然更須進一步探索。以小說而論，如果宣稱中國在現代以前曾出現過女性創作的小說，恐怕多數以傳統文學史為依歸的人還是會為之瞠目。事實上，女性創作小說確然有征。清代才女汪端曾作《元明遺事》一書，雖然被作者本人燒毀而不傳，但各種資料都顯示這必然是說部之類的作品，不是白話小說就是彈詞，而以前者的可能更大。作品流傳下來，并且可以確定作者為女性的白話章回小說，目前只有晚清顧太清的《紅樓夢影》。顧太清晚年為《紅樓夢》寫續書，并由其女性友人沈善寶作序，這個事件本身無論對小說史或婦女文學史而言，都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在眾多的紅樓續書中，顧續也在形式與內容上展現了滿族貴族女性特有的人生體驗。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晚清的《鏡花緣》作者雖然是男性李汝珍，但題詞者卻不乏當時的閨秀，包括孫云鳳等人，足見女性與小說的關系還有繼續探索的空間。晚近對明清出版文化與市場的研究中，女性消費的問題也已形成一個重要的討論主題。

無論如何，清代女性在白話小說創作上的表現并不算突出。不過，如果我們懸置文學史對小說的認知，而回到現代以前的“說部”概念的話，則女性作者與讀者的角色就會更加清晰。由晚清諸多有關啟蒙與小說的論述可知，當時對婦女影響最大的敘事文學形式其實是彈詞。譚正璧在撰寫《中國女性文學史話》時，也提出類似的觀察，且其后此書修訂出版時，增補的資料許多都與彈詞有關。而鄭振鐸、阿英、李家瑞、趙景深、胡士瑩、陳汝衡諸家也都有相關的討論。彈詞小說基本上以七言體行文，實質上就是一種韻文體的小說，在清代的南方極為盛行，尤其受到婦女的歡迎。據譚正璧的《彈詞敘錄》與《評彈通考》考證，女性創作的彈詞小說超過30種，其中包括著名的《天雨花》《再生緣》《筆生花》等書。這些作品篇幅多半極為龐大，說部的傳統更讓閨秀得以發揮想象，展現自我，并借以流露內心的欲望。譚正璧以后，有關女性彈詞小說的探索雖然不時出現，不過回響并不太大，即使陳寅恪與郭沫若品鑒《再生緣》，也只是造成短期的熱潮。近年，清代女性彈詞小說的研究再次出現，并且產生相當的影響力，逐漸改變了我們對清代女性與小說之關系的認識。比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包括胡曉真的《才女徹夜未眠：十七到十九世紀的中國女性小說》(麥田出版社2003)與鮑震培的《清代女作家彈詞小說論稿》(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2)。前者總結了作者從90年代中期以后相關研究，藉由彈詞小說探討清代女性的閱讀與書寫活動，以及她們面臨當時政治、社會或思想的巨大變遷，如何在文字世界中表達焦慮與困惑之情，或構筑自己的詮釋系統與對應方式。胡曉真指出彈詞小說作者透過文字因緣而跨越時空界線，用龐大的文本編織出無形的網絡，形成了女性的小說傳統。她們在作品中，馳騁光怪陸離的想象，玩弄陰陽性別的符碼，透視日常生活的現象，重新詮釋男性掌握的歷史，并且苦思糾纏人生的終極追求。全書主要剖析的文本包括《玉釧緣》《再生緣》《再造天》《榴花夢》《精忠傳》《夢影緣》《鳳雙飛》等重要的清代女性彈詞小說作品。后者則由作者的博士論文修訂而成，考察了對彈詞小說的源流與發展，對主要的女性彈詞小說作者與作品一一進行考辨與分析，并針對女杰形象、男女喬裝、女性情欲、仙佛意識等議題展開詮釋。除此兩種專書外，相關的單篇論文也在迅速累積中。未來，女性彈詞小說應仍是清代文學研究的重要領域。

戲曲是清代女性另一項重要的文學表現。根據已知的資料，清代女性劇作家有19人之多，其身份全部都是閨秀。她們的創作主題相當多元，除了婚戀之外，自我與社會也都是女作家藉戲曲創作所探索的問題。呈現這方面研究最集中的，當是華瑋的《明清婦女的戲曲創作與批評》(臺灣中央研究院文哲所2003) 一書中有關清代的部分。此書是第一部全面探討明清婦女戲曲家與批評家的專著，除了戲曲創作以外，還探討了程瓊、吳震生夫婦合著之《才子牡丹亭》，結合對婦女之創作與批評的研究，并且從新的視角論證當時女性的情感、欲望與藝術觀^①。另外，華瑋也已編輯《明清婦女戲曲集》一書(臺灣中央研究院文哲所2003)，選錄了10種重要的婦女戲曲創作，其中除晚明葉小紈的《鴛鴦夢》以外，都是清代的作品，作者包括王筠、吳藻、何佩珠與劉清韻。這是第一部明清婦女劇作的選集，對古典戲劇與婦女文學的研究都將具有參考意義。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此書所收的劉清韻作品，還包括了20世紀90年代才發現的《拈花誤》與《望洋嘆》兩種，這兩種劇本目前都只存手抄本，極具資料價值。

在戲曲小說之外，書信也是學者注目較多的形式。早在1989年，魏愛蓮(Ellen Widmer)就探討了明末清初閨秀尺牘的相關問題^②。該文通過閱讀《尺牘新語初編》《尺牘新語二編》及《尺牘新語廣編》，試圖理清明清之交文學才女彼此間聯系的網絡，以及她們與男性文人的關系。由女性書信的流通狀況，可探知明清之交的動亂中，許多女性有機會和外界聯系，或與淑女往還，或與名妓相交，或與名士對談，而書信正是這群積極參與文化活動的女性們賴以跨越藩籬的最佳工具。最近，羅開云(Kathryn Lowry)也進行有關晚明婦女書信的研究，她發現當時婦女時常寫作情書，并且大量引用通俗戲曲小說，而情書本身也具有情節性，使得讀者可以把這些書信當作小說來讀^①。據此，她指出明代尺牘集中女性書信的特質似乎與清代的不同。如果以魏愛蓮的研究為起點，而以羅開云的研究為對照的話，清代女性的書信應有更大的探討空間。

注釋

① Virginia Woolf,“Women and Fiction,” Women and Writing (San Diego: HarcourtBrace & Company,1979),pp.43-52.① 參見Maureen Robertson,“Voicing the Feminine:Constructions of the Gendered Sub-ject in Lyric Poetry by Women of Medieval and Late Imperial China,” Late ImperialChina,13:1 (1992).② 參見Maureen Robertson,“Changing the Subject:Gender and Self-Inscription in Au-thor’s Prefaces and Shi Poetry,”in Ellen Widmer and Kang-i Sun Chang eds.,Writing Women in Late Imperial China,pp.171-220.③ 參見鐘慧玲《清代女詩人研究》,里仁書局2000年版。④ 參見張宏生《清代婦女詞的繁榮及其成就》,《清代詞學的建構》,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① 參見鄧紅梅《女性詞史》,山東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② 相關討論可參見Siao-chen Hu的書評,見Nan Nu:Man,Woman and Body in Earlyand Imperial China 51 (Brill,Leiden,2003),pp.124-127.① 華瑋現正進行《才子牡丹亭》點校工作,近期可正式出版。②Ellen Widmer,“The Epistolary Wolrd of Female Talent in Seventeenth-CenturyChina,”Late Imperial China,10:2 (1989):1-43.① 參見羅開云《晚明情書:閱讀、寫作與性別》,《明清文學與性別研究》第390—409頁,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