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文學與社會文化·隋唐五代文學與政治·文學的政治原則

從以上文學政治化發展過程中，我們也可以總結出唐代文學在涉及政治問題時形成的一些基本思想原則和創作原則。其中，以下兩方面問題尤為重要。

維護統一與忠君尊王。唐繼隋實現了全國統一，歌頌國家一統在初唐宮廷內外詩人的創作中便是一個重要主題。在武周奪政等一系列政局變動中，維護統一事實上成為士階層成員唯一可恃的政治信念。正是依賴于此，在忍受政治殘殺和人格墮落的同時，文學仍能保持一種積極昂揚的格調，陳子昂的創作便是代表。在唐祚興復之后，特別是在玄宗時期，統一信念得到思“唐德”、反篡逆意識的進一步強化，日益深入人心。李白《金陵望漢江》：“六帝淪亡后，三吳不足觀。我君混區宇，垂拱眾流安。”便是這種信念的藝術表現。在抵御隨后爆發的安史叛亂中，這種精神力量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杜甫《夔州歌十絕句》：“群雄競起問前朝，王者無外見今朝。比訝漁陽結怨恨，元聽舜日舊簫韶。”有力地說明了安史叛亂為何必遭覆滅的原因。此后，維護統一、削平藩鎮成為中唐政治斗爭的中心，也始終是士人文學最關注的主題。

在漢末以來“孝先于忠”觀念的影響下，文學中根本無所謂“忠君”主題。隋唐統一之后，忠君思想原則得到確立。但由于縱橫王霸思想仍有影響，唐前期文學中的君臣主題一般仍表現為希求“明主”的賞識。李白詩中一再重復的“我欲攀龍見明主”、“風云感會起屠釣”(《梁甫吟》)，便屬這種類型的幻想。當這種幻想破滅并在詩歌中轉為對政治黑暗的揭露時，如何對待與“明主”相關的種種政治問題，便成為詩人無法回避的問題。杜甫在《麗人行》中揭露“賜名大國”、“后來宰相”之輩，在《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中更直斥“況聞內金盤，盡在衛霍室”，已涉及君主的政治責任問題。但恰恰在同一詩篇中，詩人著重強調了“生逢堯舜君”、“圣人筐篚恩”的忠君觀念，表明他在批判現實的同時決心維護作為社會秩序代表的君的神圣地位。這一主題又因抗擊安史叛亂的斗爭而獲得進一步發展，表明在維護統一和政統合法延續、反對分裂和篡逆的斗爭中，“忠君”已成為一種最重要的政治理念。在中唐民族矛盾、軍閥叛亂日趨嚴重的情況下，尊王攘夷、尊王肅藩成為首要的政治目標和思想原則，從而也規定了這一時期文學的基本主題。唐代文學所確立的這一政治原則，在宋元明清幾代更得到統治階層的有意強化，成為決定文學價值取向的一個基本標準。

直辭詠寄與比興托諷。洪邁所謂“直辭詠寄，略無避隱”，說明了唐代文學寫作的一個突出特點。杜甫的政論詩和元、白諷諭詩的產生，都與唐代的特殊時代條件有關。不但文人創作如此，民間話本《唐太宗入冥記》以玄武門之變為題材，借助佛教的地獄恐懼譴責統治者殺兄虐弟。許多宮禁題材如《長恨歌》故事，都首先來自民間無名者的創作。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唐詩人才敢于直辭詠寄，談論各種政治問題。宋以后文人對此頗感不習慣，以致指責杜甫、白居易之作“幾于罵矣”(洪炎《豫章黃先生文集后序》)。當然，君臣尊卑、禮法綱紀等政治和意識形態限制在唐代文學創作中始終存在，文人作家也必須遵守。

以陳子昂的“興寄”說為起點，唐人在針砭時政、抒寫憤懣時也提倡使用比興寄托手法。在某些特殊環境下或針對某些特殊問題，文人也往往采用寓言托諷之類寫作方式。此外，由于《文選注》對前代作品采用比興釋義，在其影響下單純從景物隱喻角度解說詩文、附會政治道德含義的風氣在唐代也有所流行，反過來也影響到創作。在唐人的比興寓言之作中，有些作品題旨明白，政治寓意清楚，如陳子昂的《感遇》詩，柳宗元的寓言作品，白居易諷諭詩中的某些作品; 也有些作品題旨含混，“惝恍莫測”，如李白《古風》和樂府詩中的某些作品，李商隱的某些詠史詩和無題詩。還有些作品本來可能并無深曲政治寓意，但在解釋中附加了別種含義，如對李白《蜀道難》本事的考求，對韓愈某些寓言詩、詠物詩的解釋等等。在寫作中出現這種情況，原因也許是多方面的：有些確實受到政治方面的壓力，也有些可能牽涉到私人恩怨或黨派摩擦中的諱避，還有些恐怕純粹出于作者個人的審美愛好。無論哪種情況都會牽涉到對作者創作意圖的猜測，很難做最后判斷。但以上所說的唐代的一般政治環境和創作慣例，是不能不考慮到的。

需要注意的是，比興釋義方式在應用于文學闡釋中日益走向極端。如五代釋中虛的《流類手鑒》中“物象流類”部分，對各種物象均賦予道德喻義：“日午、春日，比圣明也。殘陽、落日，比亂國也……春風、和風、雨露，比君恩也。朔風、霜霰，比君失德也。”這種解釋方式直接體現于對唐代文學作品的闡釋中，往往對作品深文附會，歪曲原義或不適當地加入某種政治含義。如宋人釋杜詩“車馬何蕭條”者“傷君弱臣強也”，“蚯蚓上深堂”者“是小人在朝也”(《歷代吟譜》引尹洙說)之類。盡管宋時已有人批評“彼喜穿鑿者棄其大旨……以為物物皆有所托，如世間商度隱語者，則子美之詩委地矣”(黃庭堅《大雅堂記》)，但直至近代，這種傾向并未得到有力克服。

在把握唐代文學的政治主題時應當注意，一方面，唐人保有相對多的創作自由，可以在創作中直言政治問題乃至宮禁題材;但另一方面，按照當時的創作慣例，人們一般只在特定范圍(通常由詩題標明)的作品中，才直接談論政治問題，表達批評意見，不大可能不分場合地在詠物寫景中隨意加進譏諷之意。后代有些注家一味深文穿鑿，稱某些詩人之作暗刺宮闈秘事乃至君主本人，實不足據。在后代文學中，唐人諷諭精神和直辭詠寄方式的影響始終存在，但力度明顯削弱;比興傳統的影響更為廣泛，但也導致用意深奧或過于隱曲等等偏向，在文學闡釋中的流弊則更為明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