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學與文學傳統·從總體上看宋代文學與文學傳統·積極淑世的精神

孔子提出了“興、觀、群、怨”說，這其中，至少“觀”與“群”兩方面道出了文人的社會責任感，與文人強烈的濟世精神相吻合，也給了后世文人一種鼓勵。所以，在文學作品中反映作者關注現實、參與時政的熱情與使命感，就成了中國文學一個永久不衰的傳統。

與任何一個時期的文人一樣，宋代文人同樣繼承了這一傳統。他們在作品中，傾注了自己對現實社會滿腔的熱情，表現了文化人所具有的強烈的時代使命感，體現出執著的淑世精神。

這種淑世精神首先表現為對現實的深刻反映。宋代文人雖然沒有哪一位作家能像杜甫那樣寫出過被人們公認為“詩史”的作品，但他們對現實的反映同樣是深刻而全面的。北宋前期，就有梅堯臣的《田家語》《汝墳貧女》等詩反映了當時“點弓箭手”造成的慘狀。蘇舜欽的《吳越大旱》《城南感懷呈永叔》等作反映了天災人禍所造成的慘狀，不僅有真實的反映，還有強烈的譴責。稍后，王安石的《感事》寫農民的苦難，《河北民》寫邊地人民所受的各種災難，堪與杜甫同類詩相媲。蘇軾的《吳中田婦嘆》寫了農婦的苦痛。南宋的范成大有《催租行》《后催租行》等詩，直接繼承唐代新樂府詩的傳統，反映農民所受的苦難。這種反映現實的作品，有宋一代始終未曾斷絕，甚至連流連于花街柳巷的詞人柳永，也寫出了《煮海歌》那樣深刻而真切地反映鹽民生活之痛苦的作品，連女詞人李清照也寫出了“南渡衣冠少王導，北來消息欠劉琨”這樣沉痛的詩句。

對現實的反映，不僅表現在反映民生的疾苦，還表現在對國家、對時局的關注與反映方面。比如北宋覆亡，文人們在作品中就從各個角度表現了國土淪陷的痛苦，大量的作品反映了這樣一種基本的現實;還有的表現了作者的沉郁之情，如“船離洪澤岸頭沙，人到淮河意不佳。何必桑乾方是遠，中流以北即天涯”(楊萬里《初入淮河》);有的表現了異族統治下的人民對回歸祖國的渴望，如“遺民淚盡胡塵里，南望王師又一年”(陸游《秋夜將曉出籬門迎涼有感》)。這種反映，有時比之史料記載更為真實而深刻，如范成大的《州橋》一詩所寫的“忍淚失聲詢使者，幾時真有六軍來”^①。甚至被許多人認為是對現實不太關心的風雅詞人姜夔的詞作，也有著深深的“黍離之悲”(《揚州慢》)。

宋代文學中的淑世精神，還表現在它表現了作者們對社會、對國家強烈的責任感與使命感，表現了他們以天下為己任的遠大抱負。宋代社會的各種危機，進一步地激發了中國傳統士人所固有的近乎本能的以天下為己任的使命感，而統治者重用文人的政策又給他們提供了參與時政的條件。為數眾多的出身于中下層的文人通過考試而進入了國家政權，更激發了他們的主人翁精神，“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成了他們的一種精神境界和行為典范。他們的這種責任感和使命感在文學作品中有著充分的表現。王禹偁詩稱“兼磨斷佞劍，擬樹直言旗”(《謫居感事》);歐陽修詩自道“開口攬時事，論議爭煌煌”(《鎮陽讀書》);王禹偁還稱“吾生非不辰，吾志復不卑。致君望堯舜，學業根孔姬”(《吾志》);蘇軾的詞稱“持節云中，何日遣馮唐?會挽雕弓如滿月，西北望，射天狼”(《江城子》);王庭珪“愿公早請尚方劍，先斬佞臣張禹頭”(《送向宣卿往衡山，兼寄胡康侯侍講》);劉子翚“請纓倘未縛酋渠，我榻雖安何忍寐”(《四不忍》);陳亮詩寫“復仇自是平生志，勿謂儒臣鬢發蒼”(《及第謝恩和御賜詩韻》)，作詞也是陳述其“經濟之懷”(葉適《書龍川集后》);陸游詩寫“僵臥孤村不自哀，尚思為國戍輪臺。夜闌臥聽風吹雨，鐵馬冰河入夢來”(《十一月四日風雨大作》)，甚至直到臨終前還“但悲不見九州同”，告誡兒子“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示兒》);辛棄疾“以氣節自負，以功業自許”(范開《稼軒詞序》)，詞寫“醉里挑燈看劍，夢回吹角連營”，渴望能夠“了卻君王天下事，贏得生前身后名”(《破陣子》)，雖被棄置卻仍慨嘆：“憑誰問：廉頗老矣，尚能飯否? ”(《永遇樂》)等等，都表現了宋代文學家們強烈的社會責任感與積極參與現實的精神，表現出他們時刻難以忘懷的報國之志，表現出作為本民族之精英的文化階層的精神境界。而這些作品，則成了文學傳統中淑世精神的很好繼承。

注釋

① 參見錢鍾書先生《宋詩選注》前言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