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文學的內容·隋唐五代文學批評·唐代詩論·秀句集

秀句集的出現應該追溯至摘句批評。文學批評意義上的摘句法始于魏晉以來，其原因乃與創作有關。嚴羽《滄浪詩話·詩評》指出：“漢魏古詩，氣象混沌，難以句摘。晉以還方有佳句。”^①魏晉以來，由于文學創作的發展，逐漸在一篇作品中出現特別精彩的句子。這種句子，形象完整，在全篇中有相對的獨立性，摘出后仍可單獨存在，并在韻律上或詞藻上給人以美感享受，與完整的詩篇無別。于是，人們也就逐漸對這類“佳句”、“秀句”、“警句”予以重視了。如陳琳在《答東阿王箋》中特別提到曹植的“清詞妙句”(《文選》卷四○)，范啟讀孫綽的《天臺山賦》，“每至佳句(劉孝標注：‘赤城霞起而建標，瀑布飛流而界道。’此賦之佳處)，輒云：‘應是我輩語。’”^②到《南齊書》中，“摘句”一詞再三出現，并有“摘句褒貶”之說^③，鐘嶸《詩品》中也常作摘句批評，并且時時對“佳句”表示贊賞。到了唐代，就有了摘句為集和摘句為圖的出現。

唐代的秀句集頗多，有褚亮《古文章巧言語》、元兢《古今詩人秀句》、僧玄鑒《續古今詩人秀句》、王起《文場秀句》、黃滔《泉山秀句集》等。這些書的面目大多已不可考，不過，《文鏡秘府論》中收錄元兢《古今詩人秀句序》一篇，提出其選錄秀句的標準，也反映出初唐時期的文學思想。《序》云：

余于是以情緒為先，直置為本;以物色留后，綺錯為末。助之以質氣，潤之以流華，窮之以形似，開之以振躍。或事理俱愜，詞調雙舉。有一于此，罔或孓遺。^①

這一標準是深受劉勰、鐘嶸的影響的。“秀句”一詞，較早出現是在《文心雕龍》和《詩品》中。如《隱秀篇》云：“篇章秀句，裁可百二。”又云：“秀句所以照文苑。”《詩品》卷中評謝朓詩“奇章秀句，往往警遒。”元氏書名即有取于此。《序》中有幾個批評概念需要略加說明。“情緒”即《文心雕龍·情采》所謂的“吟詠情性”，或《詩品序》的“搖蕩性情”;“直置”一詞，見《文心雕龍·才略》“孫楚綴思，每直置以疏通”。《詩品》卷上評陸機“有傷直致之奇”，“直致”即“直置”。“直置”的意思，是與“綺錯”相對的。崔融《唐朝新定詩體·十體》中有“直置體”，“謂直書其事，置之于句者是”(《全唐五代詩格校考》第110頁)。既然是“直書其事”，自然就無貴乎用典、儷對和麗藻了。這也就是《詩品序》中“觀古今勝語，多非補假，皆由直尋”的意思。“助之以質氣，潤之以流華，窮之以形似，開之以振躍”數語，即《詩品序》中“指事造形，窮情寫物，最為詳切”，“干之以風力，潤之以丹彩”之意。再以元兢自己舉的例子來看，他“與諸學士覽小謝詩，見《和宋記室省中》，論其秀句，諸人咸以謝‘行樹澄遠陰，云霞成異色’為最”，而元兢則以為“未若‘落日飛鳥還，憂來不可及’之妙者也”。因為前者“镕想煙霞，煉情林岫，然后暢其清調，發以綺詞”，在元兢選句標準的衡量下，只當得“物色”、“綺錯”，后者才當得“情緒為先”、“直置為本”。不難看出，元兢的選詩標準是深受劉勰、鐘嶸的影響的。

秀句集的作用有兩個：一是作為詩人創作時的“發興”之用，如王昌齡《詩格》云：“凡作詩之人，皆自抄古今詩語精妙之處，名為隨身卷子，以防苦思。作文興若不來，即須看隨身卷子，以發興也。”(《全唐五代詩格校考》第141頁)另一作用是可以成為寫作上具體可征的范式。如張說曾手題王灣“海日生殘夜，江春入舊年”之句于政事堂，“每示能文，令為楷式”^①，就顯示了這一作用。

秀句集的進一步發展，就是句圖的出現。《四庫全書總目·〈文選句圖〉提要》指出：“摘句為圖，始于張為。”又說：“排比聯貫，事同譜牒，故以圖名。”指的就是《詩人主客圖》。雖然秀句集等書在分類及編排上，屬于類書或總集，但性質上與句圖相去不遠。晚唐至宋初，句圖類著作風行一時，如李洞《句圖》、宋太宗《御選句圖》《林和靖摘句圖》《楊氏筆苑句圖》僧惠崇《句圖》《孔中丞句圖》《雜句圖》等，這些書在《吟窗雜錄》中多少還保留了一些，是在唐人秀句集的基礎上發展而來的。這種影響還波及日本和朝鮮的文學批評，如日本大江維時(897—963)的《千載佳句》以及后來的 《日本佳句》《本朝佳句》《本朝秀句》《新撰秀句》《近代麗句》《當世麗句》等，朝鮮李朝時代的《百聯鈔》等，都是對于這種方式的繼承。

句圖的出現，標志著摘句批評的獨立，但另一方面，從宋代開始，摘句批評也向其他論詩形式如詩話、選集、對聯滲透，其影響是深遠的。

注釋

① 郭紹虞《滄浪詩話校釋》第151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年版。② 《世說新語·文學》第267頁,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本,中華書局1983年版。③ 參見《南齊書》之《丘靈鞠傳》《陸厥傳》《文學傳論》。① 《文鏡秘府論校注》南卷《集論》第461頁。① 《河岳英靈集》卷下,《唐人選唐詩新編》第19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