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文學的文獻·有關魏晉南北朝文學研究的其他資料·正史·作品背景考索的依據

魏晉南北朝是中國歷史上少有的混亂時期。政權的不斷更迭，戰爭的此起彼伏，疆域的反復劃分，人口的遷徙流動，錯綜復雜，構成了這段歷史的顯著特征。作為社會生活、作家心態反映的文學藝術，不可能不對這樣變化多端的現實做出深刻的反映;同樣，研究這段歷史時期的文學藝術，也不可能不對這段歷史背景作深入的了解，否則，難免近于隔靴搔癢。沈約有《豫章文獻王碑》、鈴木虎雄編《沈約年譜》時，僅僅根據《南齊書·豫章文獻王傳》系于蕭嶷死時的永明十年。看似有據，但是如果深入了解當時的政治背景，就不難發現，這是不可能的事。蕭嶷是齊高帝蕭道成的次子。當時皇太子是蕭賾，寵信佞臣張景真，“朝事大小皆專斷”。此事為司空荀伯玉所密啟，蕭道成怒殺張景真，并召蕭長懋、蕭子良負敕詰責其父蕭賾。此后，蕭道成甚至有“以豫章嶷代太子之意”。本來，蕭嶷就深得乃父賞識，已使蕭賾不快，這件事使得豫章王蕭嶷和皇太子蕭賾及其兩個兒子的關系變得愈加緊張。蕭賾即位后，為顯示自己寬宏大量，曾做出一些和解的姿態，譬如，把自己的兒子蕭子響過繼給蕭嶷作為嫡嗣，又為之晉升官爵。但雙方心里明白，心存芥蒂，成見已很難排除了。永明八年(490)，蕭子響因殺典簽，被蕭賾所剿殺，這無疑給蕭嶷一個更強烈的震動，終日如履薄冰。由于這種政治上的原因，蕭子良幕下的文人如竟陵八友等，沒有一個人敢再入蕭嶷府中任職。甚至與蕭嶷府中的文人如劉繪、樂藹、張稷等在永明年間始終保持著若即若離的關系，不敢越雷池一步。在這種情況下，生性謹慎的沈約怎敢冒犯大忌而為府主的政敵蕭嶷去寫歌功頌德的碑文呢?這些隱情，《南齊書》均略而不載，因為史書作者蕭子顯就是蕭嶷的兒子，當然會極盡隱諱之能事。若僅據《南齊書》考述此段公案，必然誤入歧途。幸而有《南史》披露，得以略窺真相。今存《齊丞相豫章文憲王碑》不可能作于永明年間是顯而易見的事實，而是作于建武(494—498)年間，是應蕭嶷第二子蕭子恪之請而作。其時，蕭賾與蕭長懋、蕭子良都已不在人世，且齊明帝蕭鸞又深恨蕭賾父子，自然不再存在什么違礙。由此可見，孤立地看一篇作品，忽略當時的政治背景和作家的處境，是頗易致誤的。

這個例子還給我們提供一個有益的啟示： 研究魏晉南北朝文學，必須比勘眾書，前后披尋，庶幾可以梳理出某些進一步研討的線索。僅憑一本書、幾條材料來立論，那是很危險的。中古諸史，有幾部史書，如《宋書》《南齊書》《梁書》《魏書》等都作于當時，有許多史事回避不談，甚至給予曲解。梁代重要作家吳均作《齊春秋》30卷，“書成奏之，高祖以其書不實，使中書舍人劉之遴詰問數條，竟支離無對，教付省焚之，坐免官”(《梁書·吳均傳》)。蕭衍為什么對齊史的修撰如此慎重?因為他是當事者。本來他起家于南齊永明年間，文惠太子、竟陵王蕭子良等待他也不薄，但在永明末，他卻背叛了蕭子良等，協助齊明帝大殺武帝子孫。個中原由，當時人不是不知，吳均《齊春秋》也未必不載，但作為當事人的蕭衍必須回護。這段歷史，今存《南齊書》已刪削殆盡，要不是《南史》的記載，我們很難知曉此中蹊蹺。蕭衍的父親蕭順之輔佐蕭道成廢宋建齊，創立軍功。蕭賾曾對弟蕭嶷說：“無此翁，吾輩無以致今日。”因此，蕭賾對這位老臣頗有忌憚之感，時常抑制他。永明八年(490)，蕭賾派蕭順之剿殺蕭子響。后來，蕭賾有所悔恨，而蕭順之為此“慚懼成病，遂以憂卒”。這段話頗耐人尋味，它至少使我們知道，蕭順之之死與蕭賾有直接關系。在蕭衍看來，他與蕭賾父子實有殺父之仇，只是苦于沒有機會，只得屈服在蕭子良門下。后來，他助明帝奪權乃至自己登基，都可以在這里找到最初的動機。研究齊梁文學，繞不開蕭衍，他不僅是組織者，更是重要的參與者。聯系這段歷史背景，再研讀他的詩文，也就比較容易看出哪些是真心的流露，哪些是虛偽的應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