戲曲論著。明王驥德撰。王驥德(?—1623)，字伯良，又字伯驥，號方諸生，別署秦樓外史、方諸仙史、玉陽仙史。浙江會稽人。出身于一個“家藏元人雜劇可數百種許”的書香之家。少負才名，從事戲曲創作。一生書劍飄零，浪游四方。師從徐渭，與湯顯祖等戲曲家均有交往。晚年抱病撰述《曲律》，歷十余年，奠定了他在戲曲史上的地位。

《曲律》凡四十章。開首兩章“論曲源”和“總論南北曲”屬緒論性質;第三章至第十二章為聲律論，包括“論調名”、“論宮調”、“論平仄”、“論陰陽”、“論韻”、“論閉口字”、“論務頭”、“論腔調”、“論板眼”和“論須識字”;第十三章至第二十一章為曲的修辭論，包括“論須讀書”、“論家數”、“論聲調”、“論章法”、“論句法”、“論字法”、“論襯字”、“論對偶”、“論用事”;第二十二章至第二十九章為作曲法，包括“論過搭”、“論曲禁”、“論散套”、“論小令”、“論詠物”、“論俳諧”、“論險韻”和“論巧體”;第三十章至第三十八章為作傳奇法，包括“論劇戲”、“論引子”、“論過曲”、“論尾聲”、“論賓白”、“論科諢”、“論落詩”、“論部色”和“論訛字”;第三十九章“雜論”上、下兩部分為散論戲曲、散曲，計有一百余節，內容比較蕪雜，重點在作家作品評論;第四十章“論曲亨屯”似為附錄。全書論述全面，組織嚴密，自成系統。

《曲律》的理論思想是非常豐富的，涉及戲曲、散曲創作的多種方面，既有比較深入的理論探討，又有技巧法則的揭示。《曲律》的理論思想主要有：一、對于戲曲藝術的本體特性作了深入的探討。《論劇戲》曰：“其詞格俱妙，大雅與當行參間，可演可傳，上之上也。”又云：“詞藻工，句意妙，如不諧里耳，為案頭之書，已落第二義。”這個觀念表明了王驥德對戲曲藝術的舞臺性和文學性關系的認識，“可演可傳”的提出說明《曲律》對戲曲本體認識也有了新的發展。二、在《雜論》中，王驥德更提出了戲曲藝術“并曲與白而歌舞登場”的戲曲形態論，并認為，成熟的戲曲藝術還須有“現成本子”作為基礎，有著“日日此伎倆”的相對穩定性。正是基于這種認識，《曲律》在理論研究上與以前的戲曲論著相比有了明顯的拓展，除“曲辭”和“音律”等研究對象外，戲曲結構、戲曲人物、戲曲科諢、賓白等也在《曲律》中作出了探討。三、《曲律》對“沈湯之爭”也作出了頗為公允的評價，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曲律》是對這場爭論的一個理論性總結。在《曲律》中，既有對沈、湯之爭的直接評述，又有相對超脫的科學論斷。在創作上，王驥德屬于以沈璟為代表的“吳江派”，但其對湯顯祖也較為服膺，《曲律》評沈璟是“詞林之哲匠，后學之師模”，認為“今之詞學，吳郡詞隱先生實為指南”。對湯顯祖，則稱之為詞場“射雕手”，并斷言：“臨川湯奉常之曲……使其約束和鸞，稍閑聲律，汰其剩字累語，規之全瑜，可令前無作者，后鮮來哲，二百年來，一人而已。”但《曲律》也較為冷靜地分析了沈、湯兩人各自的得失，評判其功過：“臨川之于吳江，故自冰炭。吳江守法，斤斤三尺，不欲令一字乖律，而毫鋒殊拙。臨川尚趣，直是橫行，組織之工，幾與天孫爭巧;而屈曲聱牙，多令歌者舌。”這種持平之論，啟發了后來的呂天成提出了“雙美說”，在戲曲史上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四、“本色論”也是《曲律》中的一個重要理論思想。王氏的“本色論”密切注意戲曲藝術的特性，強調“認路頭”，認為“曲與詩原是兩腸”，在對于本色典范的揭示中，王氏獨許湯顯祖，認為“于本色一家，亦惟是奉常一人”，這個觀點在本色理論的發展史上可謂是一個轉折點。《曲律》總結了時人對于文采、俚俗的各自偏愛所帶來的弊端，要求在“濃淡、淺深、雅俗”之間“酌而用之”。

《曲律》在創作、批評、聲律和演唱等問題上都提出了比較精警的觀念，在中國戲曲理論史上可謂是承上啟下的重要著作，對李漁的《閑情偶寄·詞曲部》有相當重要的影響。

今存明天啟四年(1624)原刻本、《讀曲叢刊》本、《重訂曲苑》本和《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本和校注本《王驥德曲律》(陳多、葉長海注釋，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