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話集。又名《詩話》、《歐公詩話》、《六一居士詩話》、《歐陽永叔詩話》及《歐陽文忠公詩話》。其中《詩話》是作者原初之名，而《六一詩話》諸稱，則皆為后人取便稱所加。北宋歐陽修(生平見《歐陽文忠公集》條)撰。

中國“詩話”之名，起于歐陽修《六一詩話》，作者自題云：“居士退居汝陰，而集以資閑談也。”說明它受傳統筆記體制的影響，和士大夫茶余飯后的閑談結下不解之緣。但是，它又與一般筆記不同，專談詩事而不旁鶩。如郭紹虞《宋詩話考》指出：“歐氏以前非無論詩之著，即其亦用筆記體者，如潘若同《郡閣雅言》之屬……晁公武《郡齋讀書志》稱其多及野逸賢哲異事佳言，知非純粹論詩之作，故《宋史·藝文志》以入小說類而不入文史類。是則詩話之稱，固始于歐陽修，即詩話之體，亦可謂創自歐陽氏矣。”《詩話》作于熙寧四年(1071)，次年歐陽氏謝世，當為作者晚年最后之筆。又據《宋詩話考》，歐陽修官樞密副使時的嘉祐五年(1060)，曾著《雜書》九則，為《詩話》前身，《詩話》定稿之時，重加汰擇整理。于此可見《詩話》之作，體例雖似隨筆“閑談”，但卻自有其命意布局，論詩態度端正嚴肅，而非僅為談資口實而已。《四庫全書簡明目錄》云：“其書以論文為主，而兼記本事。”實際是“論事論辭兩難分”(郭紹虞《題宋詩話考效遺山體得絕句二十首》之二)。全書一卷，凡二十八則，篇幅不多，但卻精光閃爍，多不刊之論，于親切閑談中見其理論光采。

《六一詩話》以具體生動的詩事來說明其詩“窮者而后工”(見《梅圣俞詩集序》)的著名論斷，并強調詩歌是現實生活的反映，詩人心靈的寫照。如云：“孟郊賈島皆以詩窮至死，而平生尤喜為窮苦之句。孟有《移居詩》云：‘借車載家具，家具少于車。’乃是卻無一物耳。又《謝人惠炭》云：‘暖得曲身成直身。’人謂非其身備嘗之不能道此句也。賈云：‘鬢邊雖有絲，不堪織寒衣。’就令織得，能得幾何?又其《朝饑詩》云：‘坐聞西床琴，凍折兩三弦。’人謂其不止忍饑而已，其寒亦何可忍也。”

為革西昆詩派的流弊，對于詩歌藝術審美規律的探索，不僅重在詩風之自然平淡，同時更重視意新語工、余味悠長的意境創造。他于師友平居切磋、談詩論藝之言，多所記錄，實際是借他人之口，以闡述自己的理論主張。葉夢得《石林詩話》卷上曾稱：“歐陽文忠公始矯昆體，專以氣格為主，故言多平易流暢。”實際上，歐陽修對西昆體的創始者雖有批評，卻并不偏激，而頗有敬重之意，曾給予較高的文學評價。他的批評，主要是針對西昆末流的弊端而發。如云：“楊大年與錢、劉數公唱和，自《西昆集》出，時人爭效之，詩體一變。而先生老輩患其多用故事，至于語僻難曉，殊不知自是學者之弊。如子儀《新蟬》云：‘風來玉宇烏先轉，露下金莖鶴未知。’雖用故事，何害為佳句也!又如‘峭帆橫渡官橋柳，迭鼓驚飛海岸鷗’，其不用故事，又豈不佳乎?”表現了批評家的公正態度。又云：“圣俞嘗語余曰：詩家雖率意，而造語亦難。若意新語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為善也。必能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于言外，然后為至矣。”“意新語工”，提倡創新意識。而“狀難寫之景”、“含不盡之意”云云，更是強調詩歌含蓄蘊藉、寓意精深的形象與意境。

在具體的詩歌批評和審美鑒賞方面，此書新知卓見，啟人至深。如比較蘇舜欽和梅堯臣二人詩歌藝術之異同云：“圣俞、子美齊名于一時，而二家詩體特異：子美筆力豪雋，以超邁橫絕為奇;圣俞覃思精微，以深遠閑淡為意。各極其長，雖善論者不能優劣也。”后世評蘇、梅詩，深受六一翁的啟迪。

此書學韓(愈)又自有心得，開拓宋詩的新路。如稱：“退之筆力，無施不可，而嘗以詩為文章末事，故其詩曰：‘多情懷酒伴，余事作詩人’也。然其資談笑，助諧謔，敘人情，狀物態，一寓于詩，而曲盡其妙。此在雄文大手，固不足論，而余獨愛其工于用韻也。”

當然，《六一詩話》處于詩話草創之始，誤載誤識，也時有所見，如譏評唐詩“夜半鐘聲到客船”句，拘限時地，忽視了詩歌那興象空靈的藝術特性。類似毛病，則是榛楛勿翦，但卻無關宏旨。其始創詩話之體，為后世論詩開一方便法門，源遠流長，終于發展成為人們所喜聞樂見的、獨具中國民族特色的一種特殊論詩著作形式，并赫然自立于世界文化之林，其功當不可沒。

在北宋時已廣為流傳，故司馬光有《續詩話》之作。有全集本、《百川學海》、《說郛》、《宋詩話五種》、《津逮秘書》、《螢雪軒叢書》諸本，今通行的是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年排印本，校點精審，足資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