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研究著作。十八卷，卷首二卷。清方玉潤撰。方玉潤(1811—1883)，字友石，一字黝石，號鴻濛室主人。寶寧(今云南廣南)人。官隴州州判。有《詩經原始》、《星烈日記》等。

卷首上卷為凡例及十五國輿地圖、七月流火之圖、諸國世次圖等圖譜。卷首下卷總論詩旨。正文十八卷由六部分組成：一、方氏于每一篇詩前自擬一詩序，廢《毛詩序》不錄。有不明詩意者，則云“未詳”。二、經文聯屬成篇，以求首尾相貫。分章處用小字標出。經文旁另有圈點，并以小字加眉評及旁批。三、詩旨論辨，類似現代之“題解”。四、附錄。證引前人對詩旨或各章義旨的分析。但這一部分并非每篇詩都有。五、集釋。證引前人對詩句的名物訓詁，間或闡述己見，則加“案”字以別之。六、標韻。標明詩句押韻字及韻部。

《詩經原始》可資后人吸收借鑒的精彩之處大要有二點：一、分析詩的主題立論平允，時有新見，妙悟解頤。清儒說詩，不外乎尊毛與反毛兩家，雙方各存成見，難免偏執。方玉潤的說詩原則卻是“不顧序(《毛詩序》)，不顧傳(朱熹《詩集傳》)，亦不顧論(姚際恒《詩經通論》)，唯其是者從而非者正”(《詩經原始·自序》)，“舍卻序、傳，直探古入作詩本旨，庶有以得其真耳”(《詩經原始·詩旨》)。可見他能超脫于門戶之外，持比較客觀的眼光。如《齊風·猗嗟》，《毛詩序》、《詩集傳》及《詩經通論》均以為“剌詩”，方氏獨以為“美魯莊公材藝之美也”。他說：“誠哉齊侯之甥也，意本贊美。以其母不賢，故自后人觀之而以為剌耳。于是紛紛議論，并謂‘展我甥兮’一句以為微詞，將詩人忠厚待人本意盡情說壞，是皆后儒深文苛刻之論有以啟之也。愚于是詩不以為剌而以為美，非為主異，原詩人作詩本意，蓋如是耳。”他能不囿于舊說，就詩論詩，便是識見過人處。他提出詩不必篇篇有為而作的命題，無疑是對傳統“美剌”說的重大挑戰。雖然方玉潤對《詩經》總體的論述仍大彈“圣人刪詩，懲惡勸善”的陳調，但他對具體詩篇的分析，卻往往不自覺地與其總體論點相抵牾。而這些抵牾之處，已經微露將《詩經》從經典寶座上請下來，回復其民歌、祭歌、宴饗歌曲本來面目的端倪。他還提出一個重要的問題，即論詩旨要抓住全部，不可拘執細節。斤斤于詩的具體指斥，每一句必求有著落，這是歷代經學家的大弊，姚際恒論詩已能注意到這點，方玉潤更進而明確地提出并實踐之，可見他的詩學已時時下意識地跳出經學的范圍。二、以文學的眼光來分析《詩經》，對其藝術特點有精辟的見解。如《魏風·陟岵》，方氏曰：“人子行役，登高念親，人情之常。若從正面直寫己之所以念親，縱千言萬語，豈能道得意盡?詩妙從對面設想，思親所以念己之心與臨行勖己之言，則筆以曲而愈達，情以婉而愈深。千載下讀之，猶足令羈旅人望白云而起思親之念，況當日遠離父母者乎?”這段分析完全擺脫經生的眼光，對詩篇作布局分析、筆法分析、乃至心理分析，使讀者更能得其妙處。對《詩經》作文學藝術的分析，如明代戴君恩《讀風臆評》、鐘惺《評點詩經》等都有先例，但戴、鐘諸人于詩旨皆從毛、朱，一無是正，所以分析也不能中肯。將詩旨分析與文學分析合為一體的，自姚際恒《詩經通論》始，方玉潤踵其后。方氏書后出，所以較姚氏在文學分析方面更全面深入。此外方氏的眉評及旁批，亦不乏精彩之處，似不能因為帶有章句帖括習氣而全部否定之。

《詩經原始》的不足，除了封建士大夫的意識在在流露，造成詩旨分析有偏差之外，主要問題還在“集釋”與“標韻”兩部分。方氏治詩，訓詁非所長，其集釋多從朱熹《詩集傳》，新見不多，朱熹誤釋者也不能糾正。方氏之前，顧炎武、江永、戴震諸學者悉心研究《詩經》古韻，成績斐然，但方氏卻批評他們“各以私意自定古音，其能免非古而自命為古之誚乎?”(《詩經原始·凡例》)這種偏執的看法反映了他在這方面的欠缺，具體則表現為他竟用平水韻來劃定《詩經》古韻。讀者今天看這部分，“集釋”、“標韻”可以略而不讀。

收入《鴻濛室叢書》，有同治辛未隴東分署刊本。又收入《云南叢書》，有民國三年刊本。今通行易見的是中華書局出版的校點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