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國民粹派文學是指十九世紀七十至九十年代俄國民粹派及其同情者的文藝創作，它包括合法的、地下的和國外刊行三類。代表作家有斯捷普尼亞克—克拉夫欽斯基(1851—1895)、尼·茲拉托夫拉茨基(1845—1911)、巴·扎索季姆斯基(1843—1912)、菲·涅費道夫(1838—1902)、阿·奧西波維奇—諾沃德沃爾斯基(1853—1882)、卡羅寧一彼特羅帕夫洛夫斯基(1853—1892)、格·烏斯賓斯基(1837—1889)等。

民粹派文學是俄國民粹派興起之后的產物。民粹派是俄國革命運動中的小資產階級派別，它產生于十九世紀六十到七十年代俄國資本主義已經開始發展，但小生產仍占優勢的時期。他們提倡“到民間去”，主張發動農民反對沙皇專制制度和地主統治。但民粹派又無視資本主義在俄國發展的必然性，否認無產階級是最先進的最革命的階級，蔑視人民群眾的偉大力量，主張采取個人恐怖手段，認為只要發展“村社”，就能過渡到社會主義，并夸大知識分子在革命中的作用。一八八一年，亞歷山大三世繼位之后，反動統治變本加厲，民粹派逐漸墮落為自由主義者和富農利益的代表，鼓吹改良主義，阻礙了正在興起的工人運動的發展和馬克思主義的傳播。

民粹派文學的作家大都出身貧寒，自幼深知農民的疾苦，有深厚的民主主義感情。他們深受六十年代革命民主主義者的思想影響，在七十年代以不同方式參加民粹派運動，或到民間去，或參加秘密小組，并在此期間發表大量的作品，以宣傳其政治主張，反映一八六一年改革后農村在資本主義滲透下的經濟破產與階級分化以及農民的生活，記載民粹派革命家的斗爭業跡，以推動民粹派運動的發展。由此，民粹派文學便成了當時俄國文壇的主要流派，風行一時。

民粹派文學主要是描寫人民，特別是描寫農村生活。他們在一個時期內，對農民生活進行了認真的實地的調查，考察農民的家庭收入、衣食住行、政治地位乃至精神、文化生活的各個方面，并直接以農村生活為基礎自覺地創作，以表現農民生活，反映農民心理，探索農民擺脫困境的途徑，這是民粹派文學創作的宗旨，也是他們文學的一個顯著特征。

卡羅寧在描寫農民生活中可說是獨樹一幟。他著重挖掘農奴制度改革后二十年間農民心理的變化，即他們由滿懷希望到幻想破滅，由麻木混沌到開始覺醒的過程。短篇小說集《巴拉什卡村人故事集》和《瑣微故事集》堪稱代表。《光輝的節日》寫在宣布農奴制廢除之日，農民又驚又喜，充滿希望，但事隔數日，消息傳來，鄰村農民因對管事過于“隨便”依舊受到鞭笞的處罰，巴拉什卡村人始而愕然，繼而黯然。《三普特的口袋》用事實證明，“改革”只不過是無窮無盡的新苦難的序幕。農民貝科夫不酗酒，不偷懶，一家消費甚少，卻總靠借糧度日。他的債務“浩瀚無邊，無窮無盡”，于是他完全麻木，幾乎成了白癡，只看見他面前那個永遠裝不滿的空口袋。《他們遷向何方》以殘酷的現實終于使農民認識到，“村社”并不是可以躲避富農進攻的堡壘，而是必須從中逃走的監獄。普列漢諾夫說這個短篇“絲毫沒有背離悲慘的俄國現實”(《文學與美學》，第2卷，28頁)。高爾基也高度評價這些作品“為認識我國的經濟生活和我國人民的心理特征提供了浩瀚的材料”(《俄國文學史》381頁)，并稱贊卡羅寧對現實的敏銳觀察，說：“他是多所預見的，他的一些見解如今都成了預言……”(《高爾基三十卷集》，第10卷，307頁)。

揭露商人和富農對農民的剝削是民粹派文學在內容上的重大特色。商人和富農是農奴制改革后隨著資本主義關系的發展在俄國農村產生的新階級，扎索季姆斯基就把富農稱為“當代英雄”，說他們是“象臭蟲一樣吸血養肥的新人”。納烏莫夫的特寫集《羅網》和短篇小說集《弱不敵強》是這方面的代表作。《弱不敵強》中描寫了各式各樣的富農嘴臉，他們往往同時是商人、高利貸者、酒店老板和小店主，并與村中惡吏相勾結，壟斷農村貿易，低價收購農產品，高價出售日用品。農民終年辛苦，勞累不堪，結果卻成了欠債戶，有的則被迫拍賣全部家業。《羅網》中寫金礦工人的生活，實際上這些工人也是為貧困所迫外出做短工的農民。金礦的勞動和生活條件苦不堪言，短工們做完一個季節返回家鄉，立刻陷入新的“羅網”：富農、酒店老板、商人串通起來，引誘想要在瘋狂的放縱中求得暫時的精神和肉體解脫的勞動者們酗酒、賭博和放蕩。他們清醒后，卻發現自己辛辛苦苦掙來的血汗錢傾刻之間被詐騙干凈，于是不得不重新回到地獄般的礦上服役。納烏莫夫的作品當時影響很大，普列漢諾夫就說他是極負盛名的民粹派作家，“他的作品被讀得入迷，而短篇小說集《弱不敵強》尤受稱道”(《文學與美學》第2卷，320頁，莫斯科，1958年)。

民粹派否認和反對資本主義在俄國的發展，有些作家把資本主義發展帶來的城市文明(包括工廠)當作一種抽象的“惡”來譴責，筆下的農民往往一進城就墮落，我們從《羅網》等作品中就可以窺識一斑。因此，他們認為俄國可以繞過資本主義，通過“村社”走向“社會主義”。于是，宣揚“村社”理想便是民粹派文學的又一鮮明的特點。

扎索季姆斯基的長篇小說《斯摩林村記事》寫斯摩林村分處河流兩岸，左岸為破陋的棚舍，右岸為嶄新的樓房。右岸的富人千方百計要進一步吞并左岸土地，左岸農民則團結在鐵匠克利亞熱夫周圍，通過組織互助基金會、合作商店、合作手工作坊、開辦學校——總之，是通過“村社”與富人抗衡。不過，克利亞熱夫的斗爭以失敗告終：學校被勒令關閉，合作商店被商人擠垮，互助基金被富農任意支取，他本人也被加上政治罪名，身陷囹圄，出獄后也只好離村他去。克利亞熱夫最終認識到“光靠互助基金會、合作社或是生產互助組是不能減輕苦難的！要從更高、更深的地方著手才行”(轉引自蘇聯科學院編十卷本《俄國文學史》，第9卷第一冊，358頁，莫斯科，1956年)。涅費道夫的短篇《斯杰尼雅·杜布柯夫》、《怪人瓦爾納瓦》和茲拉托夫拉茨基的長篇《根基》不把“村社”作為農民與富農及商人斗爭的武器來寫，而是美化和贊頌八十年代在資本主義關系沖擊下“村社”已蕩然無存的俄國農村現實：富農樂施好善，農民身強力壯、安居樂業。特別是茲拉托夫拉茨基筆下的正面人物都是性情溫順、與世無爭，甚至篤信宗教的老叟，所以高爾基稱他為：“甜言密語的騙子”(《高爾基三十卷集》，第25卷，347頁，莫斯科，1953年)。

由于民粹派作家把文學作為宣傳民粹派政治觀點的重要途徑，所以他們的文學記載民粹派革命家可歌可泣的斗爭事跡，塑造民主主義革命的先驅者的形象便又是民粹派文學的一大特征。作家斯捷普尼亞克在這方面成就最大。他的回憶錄《地下俄國》記載的既有克魯泡特金、索菲婭·彼洛芙斯卡婭、維拉·扎蘇里奇這樣一些著名革命家的肖像剪影，也有對一些默默無聞的英雄人物的斗爭生活的特寫。長篇小說《安德烈·柯茹霍夫》是斯捷普尼亞克的代表之作。主人公安德烈在流亡國外三年之后奉命回到俄國組織營救獄中戰友，同時在工人中進行宣傳，兩次越獄均遭失敗，而且招到了更大的犧牲。于是安德烈認為僅僅與專制制度的雇傭奴才斗爭并不能鏟除禍根，必須消滅專制制度的元兇——沙皇本人。安德烈的這一變化真實地反映了民粹派革命者把個人恐怖由單純的報復手段變成基本斗爭策略的過程。最后，安德烈刺殺沙皇未遂，本人也被捕并慘遭殺害。小說引人入勝，真切感人，這與作家曾親自參加組織越獄和獨自一人刺殺俄國憲兵總長梅森卓夫的行動息息相關。中篇小說《河上人家》寫革命者在逃避軍警追捕時與少女卡佳邂逅，卡佳和她的老奶奶幫助他安全脫險，最后二人結為革命伴侶。作品把卡佳值于兩個品格截然相反的人之間：一個是剛認識的以推翻專制制度為己任的革命者，一個是未婚夫即忠心地為沙皇政府效勞的官吏；一個是正被通輯的“要犯”，一個是省長門下春風得意的寵信；一個準備為解救人民的痛苦在充滿艱險的征途上獻出一生，一個則一心致力于“仕途”的飛黃騰達，建立一個“體面”、“舒適”的“美滿”家庭。愛的抉擇，實際上就是兩種人生理想和人生道路的選擇。在教堂卡佳與未婚夫舉行婚禮儀式之際，當神父問她是否愿意與他結為終生夫妻這最后一剎那，卡佳終于喊出了靈魂撕裂后的一聲“不”。這既說明卡佳愛情態度的嚴肅、慎重，又顯示了革命者忠于理想、忘我無私的性格的感召力量。小說把愛情的主題和人生理想的主題緊密結合在一起，從而產生了追魂奪魄的藝術力量。

斯捷普尼亞克這些作品都是他流亡國外時用英文寫成發表的。他筆下的革命者都堅信：即使自己的事業暫時失敗，也決不會白費，事業是不會滅亡的。列寧對七十年代民粹派革命家曾給予極高的評價，說他們擁有足令俄國社會民主黨人“奉為模范的出色的組織”，并稱“七十年代光輝的革命家”是“俄國社會民主主義的先驅者”。(《列寧全集》中文版，第5卷，444頁，337頁)

斯捷普尼亞克和卡羅寧可說是民粹派作家最優秀的代表。他們的作品也最充分地體現了列寧透過民粹派的“烏托邦外殼”而辨認出來的反映了“農民群眾真誠、堅決和戰斗的民主主義的健全而寶貴的內核”(《列寧全集》第18卷，353頁)。誠然，他們始終未能徹底擺脫民粹派觀點的影響，然而，他們卻是跟隨歷史潮流前進的人物。

民粹派作家特別喜歡采用特寫、隨筆、游記和短篇等體裁，這是他們在藝術上的明顯特征。他們十分注重事實，有的甚至引用大量的原始材料和統計數字。他們往往是描繪一個場面，記下一段談話，然后立刻出來發表議論，表現某種社會地位的人物的共同心理。他們力圖使自己的作品能讓農民看懂，所以盡量使用民間口語和俗語。

總之，民粹派文學是十九世紀俄國文學不可缺少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它展示了十九世紀后期俄國農村生活的真實畫面和農民的心理變化，它所塑造的革命者形象至今仍能給人啟迪和教育。當代蘇聯農村散文中所常見的特寫、隨筆等體裁追本索源，其傳統也包括民粹派作家的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