擬喻托興《拙直可愛》原文|注釋|賞析|匯評

【依據】

詩忌拙直，然如元次山《舂陵行》，《賊退示官吏》諸詩，愈拙直愈可愛，蓋以仁心結為真氣，發為憤詞，字字悲痛，《小雅》之哀音也。

作五言古，寧拙毋巧，寧樸毋華，寧生毋熟，次山《篋中集》實得此意。(施補華《峴傭說詩》)

【詩例】

賊退示官吏并序

元結

癸卯歲，西原賊入道州，焚燒殺掠，幾盡而去。明年，賊又攻永破邵，不犯此州邊鄙而退。豈力能制敵歟?蓋蒙其傷憐而已。諸使何為忍苦征斂? 故作一篇以示官吏。

昔歲逢太平，山林二十年。

泉源在庭戶，洞壑當門前。

井稅有常期，日晏猶得眠。

忽然遭世變，數歲親戎旃。

今來典斯郡，山夷又紛然。

城小賊不屠，人貧傷可憐。

是以陷鄰境，此州獨見全。

使臣將王命，豈不如賊焉？

今彼征斂者，迫之如火煎。

誰能絕人命，以作時世賢？

思欲委符節，引竿自刺船。

將家就魚麥，歸老江湖邊。

【解析】

所謂“拙直”，就是拙樸直率的意思。“拙”與“巧”是相對的，也就是說作詩時不假雕琢，一任古樸質直;語言質樸無華，淺顯平易，殆同口語。“詩貴含蓄”，而“拙直”乃“含蓄”之異類，但并不是說“拙直”就不好，只要“拙”得自然本色，思想深刻;“直”得率真質樸，一吐為快，同樣可以成為名篇佳作。這就是施補華所列舉的像元結《舂陵行》和《賊退示官吏》等詩，關注社會，直面人生，揭露現實，體察民情，實事求是，感情真摯。“以仁心結為真氣，發為憤詞”，具有《詩經》中“小雅”詩那樣的憂國憂民之心。像這樣的詩不就真是“愈拙直愈可愛” 了嗎?

元結的《舂陵行》和 《賊退示官吏》同作于唐代宗廣德二年 (764年)，此時詩人任道州 (今湖南道縣)刺史。在這兩首詩中，詩人以沉痛淋漓、直白如話的語言，揭露和諷刺了安史之亂后統治階級橫征暴斂的丑惡行徑，以及對廣大勞苦人民的憐憫之情。對此，杜甫亦甚為推崇，稱之為“兩章對秋月，一字偕華星”(《同元使君舂陵行》)，把這兩首詩比作“秋月”和 “華星”一樣光芒四射，可見價值之高。讀一讀《賊退示官吏》這首詩，其中充滿著詩人對危害人民利益之“賊”的憤恨和對既貧且傷之人民的關切之情。詩人痛斥那幫貪官污吏們：“使臣將王命，豈不如賊焉?今彼征斂者，迫之如火煎。”因此，詩人無限感慨道：“誰能絕人命，以作時世賢!”將“世賢”的桂冠系掛于“絕人命”的慘無人道的事業上，這哪里是詩人所忍心而為的呢?在“愛”與“恨”的碰撞中，詩人最終不得不作出結論道：“思欲委符節，引竿自刺船。將家就魚麥，歸老江湖邊。”為民請命，即使拋棄“烏紗”，全家過苦日子亦在所不惜，這是多么高貴的品格，這對一位封建階級的官吏來說，委實是難能可貴的。全詩不見用典，語言直白，“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李白語)，但平淡自然而含蘊深厚，拙樸率直而感情真摯。比起《舂陵行》來，詞意更深沉，感情更憤激，是一首現實性、思想性和藝術性都很強的優秀之作。

元結是一位關心國計民生的開明官吏，主張文學為政治服務，具體地說就是 “極帝王理亂之道，系古人諷諫之流” (《二風詩論》)，以達到“上感于上，下化于下”(《系樂府序》) 的目的。因此，他竭力反對“拘限聲病，喜尚形似”(《篋中集序》)的淫靡的形式主義詩風，提倡質樸古雅的詩風。由《舂陵行》和《賊退示官吏》可見，元結詩確已形成了拙樸簡古、平直切正的典型特色。沈德潛說：“次山詩自寫胸次，不欲規模古人，而奇響逸趣，在唐人中另辟門徑”(《唐詩別裁》)，這便是開啟了后來白居易新樂府運動的先聲。

大凡“緣事而發”、直抒胸臆、反映社會、揭露黑暗的詩歌，尤其是民歌，其語言都較拙樸直率，自然暢達，而感染力總是相當強烈的，真所謂“一語天然萬古新，豪華落盡見真淳”(元好問《論詩絕句》)。從《詩經》到漢樂府民歌、《古詩十九首》、六朝民歌，到中唐白居易所倡導的新樂府運動，等等，這些詩歌一概沒有古奧深僻之典，沒有華贍藻飾之辭，惟有質樸平實、自然圓暢的語言。猶如不加裝扮的山野村姑，渾身上下都顯示出一種自然之韻，素樸之美。

詩要 “拙直”，必先出以 “真”。施補華說《舂陵行》 “愈拙直愈可愛”的原因之一就是本詩“以仁心結為真氣、發為憤詞”，也就是說本詩有一種“真氣”，即有真實的思想感情。詩不真就必作偽，作偽必求詩意與詩語的文飾，文飾一出，則“真氣”盡，“真氣”盡，則“拙直”無存。詩歌史上也不乏詩若圣人之言，而行非君子之道的詩人，其作品必饾饤攢簇、偽笑佯哀，了無動人之處，也就談不上“拙直”了。“拙直”之詩的語言須明白自然、真素直樸，不尚華艷。華艷浮靡之詩必講詞藻、對偶、用事，這就損害了自然率直之美，也談不上“拙直”。

但是，“拙直”并非完全絕去修飾、隨口亂道，而是要修飾得恰到好處。《老子》說：“大巧若拙。”這是“拙”與“巧”的統一。古人評杜詩：“老杜詩凡一篇工拙皆半，古人文章皆類此。皆拙固無取，使其皆工，則峭急而無古氣。”(范溫《潛溪詩眼》)“工拙皆半”就是拙直可愛的“拙”。

朱熹在論述“詩有工拙”時指出：“熹聞詩者志之所之，在心為志，發言為詩。然則詩者，豈復有工拙哉?亦視其志之所向者高下如何耳!是以古之君子，德足以求其志，必出于高明純一之地，其于詩固不學而能之。至于格律之精粗，用韻屬對比事遣辭之善否，今以魏晉以前諸賢之作考之，蓋未有用意于其間者，而況于古詩之流乎?近世作者，乃始留情于此。故詩有工拙之論，而葩藻之詞勝，言志之功隱矣”(《朱子語類》)。朱熹從詩歌發展的歷史來考察詩之工拙，是符合實際的。魏晉之前，聲律未起，人們作詩多古樸直切。到了六朝而后，聲律盛行，近體乃作，人們“始留情于此”，講究格律的嚴整和辭藻的華美，開辟了詩歌創作的新天地。但并非說，自此而后就沒有“拙直”古樸的詩歌出現了，相反卻越益發展。從元結到白居易的詩歌創作便是明證。所以說，詩之工巧也好，“拙直”也罷，僅是形式的區別。只要內容充實、感情真摯，這類詩照樣受到人們的歡迎。就像詩歌園地之百花一樣，爭奇斗妍，競相開放。工巧之詩給人以玲瓏剔透之感，“拙直”之詩給人以渾樸質實之美，同樣能給人以美之愉悅的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