嘒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置命不同!

嘒彼小星，維參與昴。肅肅宵征，抱衾與裯。置命不猶!

近人胡適之先生說：“《嘒彼小星》是寫妓女生活的最古記載。我們試看《老殘游記》，可見黃河流域妓女送鋪蓋上店陪客人的情形。再看原文，我們看到她抱衾與禂以宵征，就知道她為的何事了。“(《談談詩經》)陳子展先生認為這是“無稽之談”：“謂抱衾與禂以宵征者必為妓女，而謂夙夜在公者必為何等人乎?”現在治《詩經》的學者一般都不同意胡適之先生的這種看法。

其實，《小星》是一首下層官吏疲于奔命，自傷勞苦，自嘆命薄的抒情詩，是和《小雅·四月》內容相近的怨歌。

全詩二章，每章五句。

全詩以“小星”起興，“眾無名者”(《毛傳》)，即眾多的無名小星，稀疏地鑲嵌在天空，瑟瑟縮縮，在夜空中閃爍著微弱的光。“三五在東”，“三五言其稀”(朱熹注)。月明星稀，說明時值深夜。這位下層官吏“肅肅宵征。夙夜在公”，這里的“公”指諸侯的布政之所，“在公”即在諸侯們的宮廷勞碌。這位小官吏一邊急急忙忙地獨自在深夜趕路，一邊怨嘆，這樣早起晚睡，都是為公侯們奔忙，而那些公侯們此刻卻都在高枕酣睡，逍遙自在。“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毛詩大序》)于是詩人發出了“置命不同”的感嘆，人和人和命運何其不同啊。本詩中的“夙夜”是“夙和夜”，早晨和晚上，極言“在公”時間之長，而《行露》篇中的“夙夜”是“早早的夜”，偏正詞組，極言時間之早。

詩人選材，必須凝聚著生活的豐富、復雜的內容和普遍的規律，藝術的表現總是借一芽之萌而繪春光如海，畫一葉之落而知秋意肅殺。《小星》的作者選取“肅肅宵征”，即深夜趕路這一典型事例，突出了下層官吏的艱辛勞碌，表現了統治階級內部的不平等。這樣的選材是值得后人借鑒的。

魯迅先生說過：“我本來不大喜歡下地獄，因為不但是滿眼只有刀山劍樹，看得太單調，苦痛也怕很難當。現在可又有些怕上天堂了。四時皆春，一年到頭請你桃花，你想夠多么乏味?即使那桃花有車輪般大，也只能在初上去的時候，暫時吃驚，決不會每天做一首‘桃之夭夭’的。”(《華蓋集續編·廈門通訊(二)》藝術品貴在有個性，多變化，富于獨創性，這才符合人的好奇本能。魯迅的話正是說明，單調重復乃藝術之大忌;即使是美好的事物，單調重復也會使人生厭。《小星》第二章重章疊唱，但不是第一章的的單調重復。這種復沓形式更充分地抒發了思想感情，加深了主題。為了影射當時官位有尊卑，勞逸極度不均的不合理現實，一二兩句寫“肅肅宵征”者一路所見的景象，以“小星”和“參與昴”作對比，小星瑟縮，發著微光，只有那參星和昴星，光華燁燁，這不由使宵征者聯想到了公侯們煊赫的氣勢，也使他想到了自己與公侯們的地位、命運又有多么不同。“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仆，樸臣臺，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左傳·昭公七年》)可以想見當時社會的統治階級內部早已存在著嚴格的等級差別。《小星》的主人公當屬“士”這一階層。“肅肅宵征，抱衾與禂，鄭玄以為“諸妾夜行，抱被與床帳，待進御之次序。”(《毛詩正義》)南宋洪邁則認為，“諸侯有一國，其宮中嬪御雖云至下，固非間閻微賤之比，何至于抱衾禂而行?況于床帳勢非一己之力所能及者!其說可謂陋矣。”(《容齋隨筆》)這里的關鍵恐怕在一個“抱”字上。有的學者把這個“抱”解為“拋”，通假。“抱衾與禂”，拋舍被褥床帳，匆匆忙忙，趕去從公，睡也睡不寧。(詳見袁枚《詩經譯注·小星篇》注釋考證)這樣似乎更能傳神，主人公的怨憤之情溢于言表，更加深了主題。“置命不猶”，這是“置命不同”的復沓，“同”和“猶”，義近，這樣用不同的韻反復詠唱，用兩個近義詞層層加深印象，更突出了主人公的不平之鳴。

《詩經》用韻靈活多變。有的句句用韻，一韻到底;有的隔句用韻，一般是偶句押韻;還有的是一、二、四句用韻，這一種方式對唐代近體格律詩的影響極大。《小星》每章五句，基本是隔句用韻，奇句與奇句押韻，星、征，耕部;偶句與偶句押韻，兩韻隔句交叉，最后一個單句與偶句重疊一韻。東、公、同，東部;昴、禂、猶，幽部。這樣，由于押韻，全詩的詩意也就形成了每兩句一個段落，最后一句自成一個段落的和諧的格局。

《詩經》反映的是奴隸社會統治階級內部的等級差別，勞逸不均的不合理現象，這是階級社會選成的人為的矛盾與差異，對于這類人為的不合理現象，詩人只能委之于命，“置命不同”，“置命不猶”，這是歷史的局限，不得苛求于古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