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假以溢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

這首詩已是祭祀文王的樂歌。《小序》說“太平告文王也”。從內容來看，這大體可信。此詩寫作年代無明確記載。陳奐據《書雒浩大傳》定此詩作于成王六年(公元前一一一○年)之后，另外，在古代還有人將此詩分《清廟》《維清》當作組詩的說法(如李光地等)。假若此說得以成立的話，則此詩創作當與《清廟》同時。

這首詩同樣是歌頌文王的德行與對子孫的恩惠。但與《清廟》不同的是，它是直接對文王進行頌美。而沒有采用《清廟》那種先從側面著筆，然后切近主旨的寫法。盡管如此，作者的視野依然是開闊而廣大的。

詩歌開頭二句泛起。乍看起來，它們與文王的德行似乎并沒有什么聯系。其實這正是作者的匠心所在。周人心目中的天大約相當于商朝所敬仰的上帝。它是宇宙萬物的主宰，英明神圣，深不可測。因此，天道(即天之命)是深遠(穆)而沒有窮盡(不已)的。下面二句緊承此而來，周代統治者宣稱國王是上天的兒子。他的德行直接從上天稟承而來，因此他的地位也是上天所命，神圣而不可侵犯。所以，正如“天命不已”一樣，文王的德行也是純粹(純)而永恒的了。有了這樣一種連接比述，那么，對文王之德行的其余贊詞自然是多余的了。有什么人間的東西能比天命更完美呢?真可謂是收到一以當十的藝術效果。”此處“不已”和“不顯”相當于互文見義的手法。意思是天命和文王的德行都是光明和沒有窮盡。只是為了詩歌語言的簡煉，作者才分開來說。到此，對文王的德行的贊美已經是無以復加了。詩歌便轉到了文王對祭祀者所施的恩惠上。“假以溢我”《左傳》引詩作“何以恤我”，今從《左傳》。這句話連下一句“我其收之”，意思是說：“文王有如此深遠光明而純粹的德行，他的在天之靈用什么來顧恤我們呢?我們一定要好好地接受(收)它。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到祖先崇拜的最終目的：希望祖先降福子孫。這無疑也是祭祀詩歌里面不可缺少的一個內容。但作者這里所使用的表現手法卻是相當委婉和含蓄的。他不說祭祀者本人懷抱什么希望，因為提出哪怕是十分微小的要求，似乎也會顯示出對文王的不恭。那么英明的文王之靈怎么會不理會子孫們的心愿，怎么會不保佑他們呢?這種懷疑實在是太不應該了。所以作者只說祭祀者會從文王那里得到什么。祭祀者們就象圣誕之夜的天真的孩子。他們在心底揣摩：我那慈祥的老祖父今晚會給我一件什么禮物呢?真是溫順的孩子。最后二句緊承此而來。詩歌告誡受了福的子孫要盡力順承文王的德行，后代國王也要篤厚對文王的崇敬之心(駿，大;順;篤，厚)。切后光前，意味深長。

此詩的結構是十分嚴謹的，感情的鏈條環環相扣，過渡十分自然，因此，盡管在今天看來，這種詩歌反映的內容已經成了我們批判的對象，但是，從當時歷史的角度來說，它的作者實在不愧為祭祀文學的大手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