蟋蟀在堂，歲聿其英。今我不樂，日月其除。無已大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

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無已大康。職思其外。好樂無荒，良士蹶蹶!

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日月其慆。無已大康，職思其憂。好樂無荒，良士休休!

周成王姬誦，曾封他的弟弟姬叔虞于唐，即今山西省中部一帶。這一地區有晉水經過，所以后來國號改稱晉。所謂唐風，就是晉風。共十二首。《蟋蟀》是第一首。

《蟋蟀》是一首歲末述懷的詩。作者可能是士大夫一類的人物。他在詩中反復詠嘆歲暮將臨，時光流逝，頗有感時惜物，及時行樂的思想。但是，作此詩的是一個不敢放懷的人，他反復囑咐在行樂時不能過于放縱，要“職思其居(所處地位或所擔負的工作)”、“職思其外(本職之外的事)”、“職思其憂(憂患的事)”，向“好樂無荒”的良士學習。

詩的每章開頭，都以蟋蟀起興，用前兩句交代時間。《詩經·豳風·七月》有“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門口)，十月蟋蟀入我床下”的詩句。周代建子，以農歷十月為歲暮，農歷十一月即為第二年的正月。此詩寫“蟋蟀在堂，歲聿其莫(暮)、“歲聿其逝”，這時應是天寒歲末的農歷十月。

這首詩是東周時唐地風情的代表。據《史記·晉世家》和《左傳·桓公二年》記載，晉昭侯封他叔父成師于曲沃(今山西聞喜縣)后，其叔父勢力過大。他們之間的政治斗爭長達六七十年。人民生活動蕩不安，加上晉地瘠貧，所以唐地百姓歷來有勤儉質樸，憂深思遠的風氣。朱熹《詩集傳》說：“唐俗勤儉，故其民間終歲勞苦，不敢少休，及其歲晚務閑之時，乃敢相與燕飲為樂。”詩人不是在詩中勸人們“無已大康(不要過于歡樂)”、“好樂無荒(享樂時不要荒唐放縱)”嗎?不是反復勸人學良士的“瞿瞿(張目四視的樣子)”、學良士的“蹶蹶(勤快敏捷)”、學良士的“休休(樂善有余)”嗎?這正是唐地“憂深思遠，儉而用禮”(《毛詩序》)風俗的體現。

詩中反映了百姓厭惡戰爭和徭役，盼望和平生活的心情。第三章中“役車(服差役的車)其休”，一方面在寫時間，另一方面是反映人們盼望役車停歇，征人回歸的心理。詩中“職思其憂”的“憂”也應該是指諸侯國之間頻繁的戰事，是指百姓在兵災勞役中生死未卜的憂慮，也反映了詩人盼望過和平生活的心情。正如鄭振鐸在《中國文學史》中談到《詩經》內容時說：“后期的無名詩人之作，大都是憤當局之貪墨，嘆大亂之無日，或嗟吁他自己或人民所受之痛苦的……《蟋蟀》和《山有樞》(唐風)都是寫出亂世的一種享樂情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