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潘金蓮》解說與賞析

從作品中幾個主要人物的名字中各抽出一個字組成書名，這無疑是中國小說家利用漢字特點的一個小小創造。這一創造似當歸于《金瓶梅》的作者，以后《平山燕冷》、《吳江雪》之類的作手不過是照葫蘆畫瓢罷了。《金瓶梅》書名的首字取自潘金蓮的名字，可見作者是如何看重潘金蓮在小說中的地位的。《新刻金瓶梅詞話》第1回，作者又是這樣介紹他的作品的：“如今這部書，乃虎中美女，后引出一個風情故事來：一個好色的婦女，因與了破落戶相通，日日追歡，朝朝迷戀，后不免尸橫刀下，命染黃泉……貪他的，斷送了堂堂六尺之軀，愛他的，丟了波天哄產業。”不用說，這個婦女指的也是潘金蓮，盡管這段話并不完全符合作品的實際，但至少可以說部分地表明了作者創作時的一些想法。在這方面，西方翻譯家克里門·埃杰頓可算是作者的一個知己，1939年出版的他的《金瓶梅》英譯本譯名就叫《金蓮》。潘金蓮是《金瓶梅》描寫得最生動、最有力度和最值得人們思考的人物之一。

潘金蓮是個淫蕩狠毒的女人。假若世界上沒有《金瓶梅》這本書，她的名字在中國也幾乎是家喻戶曉，盡管說起來有關她的事跡在《水滸傳》中實在并不多：這個不肯安份做“三寸丁谷樹皮”武大郎妻子的女人，先是企圖以色欲勾引小叔子打虎武二，后來與花花太歲西門慶勾搭成奸，竟然下手毒死武大。最后英雄武松為兄報仇，將其剖腹剜心祭于兄長靈前。以后中國最接近民眾的戲曲一再以《水滸傳》中的這段故事為題材可為證明。京戲《武松殺嫂》，徽劇、漢劇、湘劇、粵劇、桂劇、河北梆子的 《武松戲嫂》均是一演再演的保留劇目，至后來的評劇、越劇改名為《武松與潘金蓮》，不過內容并沒有變。潘金蓮被列為《水滸傳》中“四大淫婦”之首，早已是一樁鐵案，這決不僅是因為施耐庵如椽巨筆，而是中國強大的道德力量的判決。想在這方面再做點別的文章當然是困難的。民國初興，戲劇大師歐陽予倩編了一出《潘金蓮》 略表一點不平，竟至引火燒身。至于一些激進的學生寫的為潘金蓮“翻案”的文章卻從未見發表。近來的“荒誕劇” 《潘金蓮》則是請出武則天、紅娘、賈寶玉、芝麻官、人民法庭女庭長、《花園街五號》的賈莎莎，還從外國請來安娜·卡列尼娜來和施耐庵辯論，不過，據說也沒有什么結果。當年，《金瓶梅》的作者在《水滸傳》最流行的時期選擇潘金蓮為他作品中的主要角色，真不知他是怎樣考慮的。

潘金蓮已經是被《水滸傳》定形、定性的人物，或許，《金瓶梅》的作者的選擇是想為他的作品尋找存在的根據，但是，也因為如此，必定在某種程度上束縛他的創造。你看他一上來就抄《水滸》，下筆雖不乏靈巧，卻缺少真正的創造活力，于潘金蓮，只是多少改變了她的身世情況，寫她本是“南門外潘裁縫的女兒，九歲時被賣到招宣府，學習彈唱，后來又被一個老登徒子張大戶收用，嫁給武大，不過是為做大戶的外室打掩護。——這和《水滸傳》只說她是使女出身，大戶要纏她，她卻“去告主家婆，意下不肯依”不同。

《金瓶梅》作者很相信自己的道德立場，這至少也是他敢于選擇潘金蓮作為他的小說主角的原因之一。待潘金蓮由《水滸傳》 的情節中解放出來，做了大商人西門慶的第五妾，作者仍然是沿著她原來的道德規定性繼續寫下去，而且把她的邪惡寫得更甚。她貪淫，“把攔漢子”，和西門慶“淫欲無度”，還私小廝，通女婿;她兇惡，打罵吵鬧，欺壓眾人，虐待丫環，逼凌主母;她狠毒，常常要定計害人，包括用紅絹裹肉的方法訓練了一只貓，害死了李瓶兒生的孩子。

《水滸傳》中的潘金蓮已經很壞，繼續寫她的惡，再給她的罪行增添一些砝碼以證明她死有余辜，實際上已經大不必要。如果僅僅是這樣，《金瓶梅》中的潘金蓮這個人物一定會乏味得很，要看淫婦的惡行，古往今來那些公案故事里有的是。但自從作者甩開《水滸》，一個新的活脫脫的市井蕩婦就站到了我們面前。作者在這方面真正地表現了他描摹人物的天才。比如寫女人的姿色，這對小說家來說自古就是個難題目，雖然在世界所有的語言中，寫女性音容顰笑的語匯數漢語最豐富了，但所有這些香艷的詞藻都是詩詞創造，也是為詩詞所用的，一到小說里，常常成為陳套。《金瓶梅》作者也經常套一套，不過，其寫吳月娘看潘金蓮“從頭看到腳，風流往下跑; 從腳看到頭，風流往上流”，還發出“果然生的標致，怪不得俺那強人愛他”的嘆喟時，我們也要有點佩服。寫些肉麻的曲兒道衷情，弄弄琵琶解煩愁，這都是《水滸傳》里的潘金蓮不會的。作者還寫潘金蓮實在聰敏得很，斗心眼別人一般斗不過她，把漢子也纏得最緊。其實，在妻妾爭風中她的條件不算太好，在名份上比不上大老婆，在氣性、人緣、子嗣、肌膚上不如李瓶兒，所以她雖然有時不得不采取一些下賤的手段，但確實也得靠心機。她常耍小聰明，有一次西門慶和吳月娘鬧矛盾，過幾天又和好了，家宴的時候，她就點家樂唱了一套〔南石榴花·佳期重會〕暗地里嘲諷他們，孟玉樓那些人就沒一個懂。至于口齒伶俐更是難得有人相比，那是一張刀子般的嘴，滿口惡語粗詞，有一回，她的丫頭春梅與奶媽如意兒爭用棒棰，她跑去罵如意兒，遭到反唇相譏，她就動手揪人家頭發，打人家肚子，后來她把這件事情告訴孟玉樓，說了畢里剝啦長長的一段話，印在書里足有一千多字，還是一口氣說出來的。其中還揭了可憐的如意兒為了到這兒混飯吃，隱瞞自己有男人的短處。孟玉樓問她是怎么知道的，她回答說：“南京沈萬三，北京枯柳樹，人的名兒，樹的影兒，怎么不曉得?雪里消死尸，自然消他出來。”孟玉樓又問：“原說這老婆沒漢子，如何又鉆出漢子來?”金蓮道：“天不著風兒晴不的，人不著慌兒成不得! 他不憑攛瞞著，你家肯要他! 想著一來時，餓答的個臉，黃皮兒寡疫的，乞乞縮縮那等腔兒。看你賊淫婦，吃了這二年飽飯，就生事兒雌起漢子來了。你如今不禁下他來，到明日又教她上頭腦上臉的，一時捅出個孩子，當誰的?”這種聲口，后來《紅樓夢》里的王熙鳳學了不少去。鳳姐自然也不是好人，但就憑這聲口，就顯得是那樣生動有力。

有位作家說過，從來沒有人讀書，人在書中讀的其實不過是人自己，說人在書中寫的更是人自己，可能也有道理吧?據說大作家里就常有人喜歡指著自己的鼻子說自己作品里的主角“某某就是我”。這當然不是說寫車夫自己就是車夫，寫妓女自己就變成了妓女，主要是說人物總是滲透著作為創作主體的作家的道德判斷和審美判斷。因此，不管《金瓶梅》作者怎樣老是在議論中強調自己的道德觀念，他對潘金蓮形象的描寫，卻常常暴露了他另外一方面的態度，有人就說作者對潘金蓮有時“欣賞得入迷”，寫起來，筆端又常常纏繞著同情和原諒。這使我們想起作者為什么要添加和改動潘金蓮的出身，是不是包含著這樣的意思，即金蓮的命運從小就挺苦的，她的墮落實際上與她的生活環境有關。是的，命運無情地把她擺在猥瑣的三等侏儒的妻子的位置上，是夠令人悲憤的，有錢有地位的李瓶兒都禁不住誘惑，更何況她呢?在西門慶家里，她的邀寵、害人也可以部分地從她為了維護自己的生存和安全這個角度去理解。那個慣于打婦煞妻的西門慶不是指著孟玉樓說“好似一對兒粉頭，也值百十銀子”嗎?最了解她的春梅說她是爭強好勝的性兒，但命運偏偏使她常常難堪。這就反激她不惜采用最卑劣的手段來抗爭，多妻制下的女子，又有什么其他辦法呢?她的箱底兒薄，為了一件皮袍子，不得不費那么多周折，這種東西李瓶兒有一大箱，吳月娘、孟玉樓也都有，即使如此，她卻舍得花錢請劉瞎子“回背”，要拴住西門慶的心，那方法其實麻煩得很，她還請薛姑子配坐胎藥，這都是為了她最切身的利益。她的加害李瓶兒以及視如意兒為眼中釘等都因為感到了她們對自己的威脅。

創作心緒在道德意識和同情心之間擺動——這種同情心產生的根源在晚明普遍的社會心理，因而本質上是背離傳統道德觀念的——使《金瓶梅》的作者在創作上左右支絀，幸好他找到了連接和平衡兩者的橋梁，那就是將一切歸結于“欲”，或者說“人欲”。作者企圖向我們說明造成西門慶、潘金蓮等人人生悲劇的主要原因是一種過度的欲，正是在熾熱的欲望中他們自焚了自己。精明如潘金蓮也是因為欲迷心竅，所以才誤入武松“色誘”的圈套，送了性命。《金瓶梅》中潘金蓮的結局寫得很有意思：西門慶死后，潘金蓮因和陳經濟通奸，被趕出家門，送到王婆處待賣，恰好武松遇赦回來，假言要娶潘金蓮，因戀武松，她也就欣然回到紫石街，于是重演了《水滸傳》中武松殺嫂的一幕，通過這種對《水滸傳》的回歸，作者滿足了讀者，也滿足了自己的道德意識，這樣，他就用不著因為自己曾經渲染過人欲，并表現過對人物的同情而心里歉然。

不過，這大概實際上只是作者的“自我感覺良好”，因為他寫的這本書給人感覺實際是人欲橫流，各種人類最惡劣的欲念鼓蕩于其中，并已滲入全書的審美情趣，以至于刪不勝刪，躲不勝躲。這種人欲照孟子說是“食、色”兩種，照朱子所說主要有“或好飲酒，或好貨財，或好聲色，或好便安”等等。在《金瓶梅》集諸般欲念于一身的是西門慶，于潘金蓮身上最突出的大概是色欲，今天人們稱性欲。書中寫她并不十分貪財，雖然她在西門慶家把攬漢子的斗爭曾經取得煌煌戰果，但直到被逐出家門，她還是一文不名，李嬌兒還偷了幾個大元寶跑了。別人竊財的時候，她是忙著偷情。作者寫潘金蓮特別熱衷于性，性欲成了她生命的動力，她的所有的聰慧，人生所有的努力，奸詐、殘暴、犯罪幾乎都是為了追求性的快樂。作者是那樣饒有興趣地描寫她欲火中燒的情態以及她在性行為中的表現，如果僅僅是為了對性欲的譴責，這似乎怎么也難于服人。就好像比《金瓶梅》稍早一些的《如意君傳》，明明是借薛敖曹與武則天的故事描寫性行為——《金瓶梅》中的許多性行為描寫明顯受其影響——卻說因為敖曹的“性諫”而使唐中宗復位，因此這部小說是有益綱常的。說起來真是一個荒唐的笑話。

寫性，尤其是恣肆鋪陳性行為，這是《金瓶梅》一個最嚴重的問題，無疑觸犯了中國傳統文化最敏感的神經，誨淫的罪名是逃不了的。《金瓶梅》的作者真是自找苦頭，怪不得他幾百年來藏姓匿名，否則人們一定指名道姓罵他，九泉之下絕不會得安寧。其實，文學既然是人學，理應表現人性、反映人性，而在人性中，性關系無疑是重要內容之一。人類的世界就是由男人和女人組成的，兩性關系永遠是生命力量與人類活動最基本的存在形式。因此，古今中外的文學作品，內容與性有瓜葛的實在太多了，這實在用不著舉例。問題的關鍵不在于寫性，而在于怎樣寫，用什么樣的性意識來寫。就潘金蓮的一生來說，對性的追求絕少今天我們理解的性愛的因素，她所深陷于中的主要的是一種動物式的官能享受，以致失去人性。有人說潘金蓮與西門慶的關系所以較之與其他妻妾更密切，只是一種性的契合，也有人把潘金蓮比作“女蜂王或黑寡婦蜘蛛”，基本上都是符合作品實際的。作者張厲這種性和性關系，是一種被長期禁錮的社會心理的渲泄，雖然在當時對完全否定人欲的傳統觀念不無沖擊意義，但這種缺乏理性的火焰，暴露了作者對性的認識還停留在非常原始的水平上——當然，這受到時代的制約，我們只能承認這種歷史存在，而沒有理由過多地指責作者，因為本質上他只是一個善于描摹生活的小說家，而不具有思想家的氣質。

作家的性意識與作品人物的性意識處于同一水平線上，這是《金瓶梅》寫性問題的要害。也許，它到今天仍然是中國性文學的要害。由于作者太注意從性這個角度來表現潘金蓮，不免使他的描寫夸張的成份加強，使人物本來應該包涵的歷史和美學內容有所削弱。由此使他對人物的同情和欣賞顯得淺薄，很難征服大多數讀者。但是，作者所描寫的潘金蓮這種人生經歷無意中對我們產生了一個重要的歷史提示：當歷史和社會沒有為人性的發展提供必要條件，人性的異化是不可避免的，必將造成各種人生悲劇。凱瑟琳·安·波特說過，《恰特萊夫人的情人》描寫的生活只不過是“一連串長長的灰色的、單調無趣的日子，不時以一種性的享樂增加一絲愉快”。有人認為這對勞倫斯的小說不太公平，但確實可以用來說明潘金蓮的人生。封閉的社會和家庭結構，單調和卑微的生活，把生活的活力擠壓到人生最低層次的追求，這才是潘金蓮人生悲劇的底蘊。在這一點上，《金瓶梅》的作者并沒有違離生活的真實，這比有些小說明明寫的是最原始的性欲，卻要聯上什么主義，企圖證明原始的肉欲能克服人性的異化，導致人性的升華要樸實得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