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淞濱瑣話·因循島》解說與賞析
此篇見于《淞濱瑣話》第10卷。
《因循島》是王韜文言小說的代表作。小說旨在譏諷清朝政府因循守舊,閉關鎖國,表現了作者憤世嫉俗的“孤憤”之情。所謂“因循島”,就是腐朽的晚清王朝的藝術寫照。
小說首先勾畫了封建官吏的群像:縣令出巡,“見前后引隨著皆獸面人身,輿中端坐一狼,衣冠頗整”。太守侯冠的官衙,“前門標‘清政府’三字”,“兩旁隱隱有臥狼數頭”,“見數狼來,各被冠服,立化為人,與項通款曲,一一由侯為之指示,則丞尉案吏及幕中賓僚也”。在這批衣冠禽獸的統治下,人民倍受盤剝,個個面黃肌瘦。這伙豺狼還“專愛食人脂膏”,“每日輸三十人入署,以利錐刺足,供其呼吸,膏盡釋回。”作者還有意點明這批異種官吏都是“外來的”,“忽來狼怪數百群,分占各處,大者為省吏,次者為郡守、為邑宰,所用幕客差役,大半狼類”。作者這樣寫顯然是影射清政府的異族統治。除此之外,作者還以苛縣厲縣令和巡兵的郎大人作為腐朽吏治的典型代表。厲縣令“亦系狼妖,外示和平,而貪狡殊無人理”。作者用兩件事寫厲某的卑鄙無恥。一件事是某鄉紳恃勢強奪鄰家良田數十頃,厲某受賄枉法,致死人命。項生為其不平,請厲某主持公道,“厲笑曰:‘先生不知耶?紳子現居京要。得罪則仆不能保功名,況妻子乎?且民命能值幾何?以勢制之,彼亦無能為力。’”厲某還振振有詞地說:“今日為政之道,尚言情理耶?吾輩辛苦鉆營,始得此一官一邑,但求上有佳名,不妨下無德政。直者曲之,曲者直之,逢迎存于一心,酬應通乎百變。”這便是厲某的為官之道,然而又何嘗不是封建社會大小官僚做官的訣竅呢?厲某這種欺下媚上、拍馬逢迎的做法在郎大人出巡之時表演得更加充分。為了迎接郎大人,他讓出自己的縣署作為行轅,“署中懸燈彩,飾文窗,地鋪氍毹厚尺許,寢室則八寶之床,繡鴛之枕,錦云之帳,暖翠之衾,光采陸離,不可逼視。上下內外,煥然一新”。然而他也有疏忽的地方,夜宴之時,內史問有無歌妓應侍,“厲無以應,大窘,遽返西舍,飾愛妾幼女以進”。厲某少廉寡恥已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了。然而他卻“意氣洋洋,若甚得意”,因為他知道自己的這種不遺余力的逢迎,是一定會有報答的。果然,不久,“途中嘩然,厲升某府缺”。腐敗的政治就會有腐敗的官吏,而官吏的腐敗更加深了政治腐敗的程度和速度。厲縣令是腐敗的下層官吏的代表,而郎大人則是腐敗的上層官僚的典型。郎大人出巡,前有“德政牌”四塊,上寫“粉飾太平”、“虛行故事”、“廉嗤楊震”、“懶學嵇康”。武士開道,觀者側目,官吏跪迎,甲兵乞憐。夜宴時還要歌妓相伴。次日午時方起,起來還要大吸鴉片。所謂巡兵就不過是收下了兵冊,“是役所費不資,而不聞有所整頓也”。作者勾畫了封建官吏的群像之余,集中刻畫了這兩個官吏的丑態,目的是抨擊和揭露整個封建官僚集團。然而,作者卻始終為“島主”回護。狼類能變幻人形,致使島主失于明察,不知下情。狼輩本欲奪島自立,但被島主的信德所感化,“不忍相負”,便占據省要,做各地的方面大員,如此等等,都滲透著作者改良主義的思想和愿望。
王韜的文言小說在藝術上大多摹仿蒲松齡的《聊齋志異》。《因循島》的構思立意顯然是借鑒了 《聊齋志異》中的《夢狼》。就兩者的創作傾向而言,蒲松齡的《夢狼》借助寇賊(農民暴動)之手,懲罰了虎狼一般的知縣及其爪牙,重在表現作者的勸善懲惡的報應觀念。《因循島》通過書生項某的眼見耳聞,對黑暗的吏治表現出強烈的不滿,重在表現作者的憤世嫉俗的離異意識。中國封建社會的知識分子,因其固有的階級屬性而不能不依附于統治階級去實現自己的治國平天下的政治抱負,因而在漫長的封建社會中形成了對統治階級牢固的親和意識。正是這種親和意識,使封建社會的讀書人赴科舉、赴仕途,力求一展生平抱負,即使是身受打擊,也保持著“九死不悔”的忠君與親和。自屈原以來的進步知識分子總是把忠君與愛國聯系在一起。可是,這種親和意識的鏈條在元代的異族統治下被打斷了。元朝的儒生在異族的歧視下,失去了舊日之社會優越感和社會責任感,漸漸以離異意識代替了往日對統治階級的親和。反映在文學作品中,便出現了暴露黑暗吏治的公案戲,寄托儒生理想抱負的歷史戲,散曲中也大量流露出懼禍退隱,不與統治者合作的生活態度。在明代,失意的知識分子在自己的文學創作中把這種離異意識表現為對統治階級的懷疑和否定。《三國演義》寫諸葛亮鞠躬盡瘁、死而后已,正是封建社會知識分子那種“知不能為而為之”的心態的藝術再現,而諸葛亮的失敗,幾乎每次都是由于阿斗的昏憒。《西游記》中的孫悟空,每至一處,就掃蕩乾坤,清除妖孽。吳承恩筆下的皇帝,不是信佛,就是佞道,或者迷上狐貍精,總是在孫悟空的協助下,使政治清明,妖氛頓開,在孫悟空身上正是寄托了封建社會知識分子的精神心態。然而,孫悟空的對立面,卻是與最高統治者(天廷)有著千絲萬縷聯系的精靈妖魅,他們的下凡作亂,大多是為了試探孫悟空對取經事業是否忠誠。《水滸傳》揭示了一場農民起義的覆滅的根本原因正是由于統治集團的欺騙,明顯地流露出對統治階級的信任危機。《金瓶梅》中西門慶窮奢極欲,倒行逆施,正是最高統治者糜爛生活的縮影。作者寫他的不可挽回的滅亡,表現出作者對統治階級的冷峻的否定。清代小說創作中,這種冷峻的否定發展到嚴肅的批判。《聊齋志異》、《儒林外史》抨擊和批判了腐朽的科舉制度、官吏制度。《紅樓夢》全面地批判了封建社會的等級觀念、婚姻制度、科舉制度之及“經濟之道”,揭示了封建社會大廈將傾的前景,既表現了知識分子對統治階級的徹底否定,也表現了知識分子與統治階級“懸崖撒手”式的決裂。《因循島》里的項生,初欲為民伸冤,竟被當作肥美的“貢品”。得遇侯冠,薦為幕僚,“日惟攜仆出游”,打發時光。盡管心灰意冷,一旦事有不平,仍要請其“曲直所在”,又遭厲縣令的恥笑。親眼所見郎大人與厲縣令的無恥行徑,“頗憤然”,但也孤掌難鳴,無可奈何。項生從心欲“補天”到無力“補天”,終于“不愿復留”,棄島而去。讀者從《因循島》中不僅看到晚清時期腐敗的社會現實,也看到了晚清時期進步知識分子的精神心態,這,恐怕是作者始料未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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