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言·楊思溫燕山逢故人》解說與賞析

鬼的故事從來就是中國古代十分流行的小說題材，從小說雛形時期的漢魏起，下至明清，鬼的故事在不同時期都大量出現，說鬼幾乎成為古代小說家的一大癖好。這種獨特而帶有普遍性的審美現象，不僅反映了先民傳下來的根深蒂固的“敬鬼”的文化意識，而且鬼世界是人世間的投影，兩者有時像毗鄰的國土，彼此可以互相交通。于是，鬼小說以鬼態寓人情，也就成了諷喻人間罪惡的手段，不再是單線的對于鬼的恐怖，而是以豐富的想象力和深刻的寓義展露出它的獨特的藝術風采。

這是一篇具有豐富的美學內容的作品，它通過對人和鬼的關系的刻畫，表達出作者對社會的評價。小說使讀者的注意力不再去關注鬼的存在的合理性問題，而是提供給讀者一種關心人生的道德評價的氛圍，給鬼以美好的人性，以鞭撻無人性的活人。作品中的鄭義娘雖是一個鬼魂，但她依然擁有人的美貌和情感。她生前為夫守節而亡，死后不僅無后悔之意，而且引以為榮。她借阿婆之口所作的表白，盡管依從的仍然是傳統的婦德，但她義不受辱的勇敢行為足以表明她的高尚品德。她是一個善于表達喜怒哀樂的人，她曾為丈夫的親臨而哭泣，也曾為自己魂歸故里的命運而憂慮，更為丈夫的負心而疾憤。作為一個堅強的女性，她既敢愛，也敢恨。她最后的復仇行動是長期束縛在夫權桎梏中的廣大婦女所發出的吶喊。作者以大量的筆墨贊美鄭義娘，從而抨擊了人性的墮落所造成的人不如鬼的嚴酷現實。作品中鄭義娘的所作所為是那么的真誠，合情合理。她明白一個風流公子的情性，所以她有言在先，“尚若再娶，……則不若不去為強”，請丈夫三思，直到丈夫韓思厚信誓旦旦，才同意遷骨。對這樣一個通情達理的故事，韓思厚卻不講信義，一見到劉道士便馬上拜倒在她的美色之下，背棄了誓愿。誠然，在道義上，要一個活人為一個死人守節是不近情理的，這無論對于一個女子還是一個男子都是如此。但問題在于，一旦立下了誓言就得恪守，否則就是對他人人格的不尊重。韓思厚之所以受到譴責，就是這個緣故。最可惡的是，韓思厚在背叛鄭義娘后，非但沒有絲毫懺悔，反而窮兇極惡地掘墓開盒，無情地將妻子的尸骨扔進揚子江。所以，他最后受到懲罰是罪有應得。與鄭義娘的真誠無私相比，韓思厚是多么的低下、卑瑣。真所謂人不如鬼。

這個負義故事就題材而言，是一個常見的話題，但由于故事情節在一個特殊的歷史背景中展開，因此，小說具有強烈的時代意義。北宋淪亡時，入侵的金人不但擄去了徽、欽二帝，趙氏宗室和大批朝廷官員，以及大批平民也被驅趕北上。他們中僥幸茍存的也流落異鄉，在征服者的鐵蹄下掙扎于死亡線上。這些被女真族擄掠去的漢人受到殘酷的迫害，蒙受民族恥辱的沉重折磨。在這個時代里，出現了不少抒寫亡國之痛和在異邦流離之苦的作品，如《靖康孤臣泣血錄》、《竊憤錄》之類。那些作品大抵為王朝達官權貴們的不幸命運唱著哀歌?！稐钏紲匮嗌椒旯嗜恕穭t從一個下級官員的角度展示了一幅在民族大災難的激流中生離死別的悲慘圖畫。它借楊思溫在燕京的遭遇，寫出了流離在敵國境內每遇佳節而緬懷故都的凄惶感情;以鄭義娘的一靈不昧，刻畫了國破家亡時殉身的鬼魂的難以瞑目;最后，以韓思厚的違棄盟誓，另求新歡，譴責了不能堅持守節的亂世男女。小說不僅真實地再現了那個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十分尖銳的特殊條件下的生活面貌，而且以此隱約地鞭撻了那些忘記了死難者的尸骨未寒，不顧人民的水深火熱，茍安于半壁江山的醉生夢死的統治者。所以，就這點而言，在我國古典短篇白話小說中，它是一篇很有獨創性的、展開了一個新的生活領域和感情境界的作品。

由于小說講的是一個鬼故事，在敘述中作者竭力地渲染著它的奇幻性，從而使故事的敘述與形象緊密協調起來，增加了小說的神秘氣氛，鬼畢竟不同于人，它是來去蹤跡飄忽不定的。作者在賦予鄭義娘以人情的同時，也強調了她的鬼態。她的出現往往伴隨著一種獨特的氣氛。楊思溫與鄭義娘的見面是不同尋常的，往往是先聞其聲，再見其人。此外，作者所選定的夜色和空宅等特殊環境，也創造了一種特殊的陰森氣氛。她身上的一種香風更給人以一種奇妙的印象，使人聯想起她的人格。

這篇作品比王魁桂英故事的意境更寬闊深沉，它的怪誕性和寓義性的較完美的結合在小說美學上具有深遠的影響。鄭義娘的故事早在宋代的一些筆記中就有記載。這篇小說和洪邁《夷堅丁志》第九卷《太原意娘》的本事相近，《太原意娘》可能就是該篇的藍本。一般認為這是南宋后期或元初的作品。在《寶文堂書目》中，小說另題作《燕山逢故人鄭意傳》，同書又著錄有《燕山逢故人》一本，元代沈和作《鄭玉娥燕山逢故人》雜劇，這些當為同一題材演衍出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