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樓春》小說簡介|劇情介紹|鑒賞

龍邱白云道人編輯，四卷二十四回; 成書年代不詳，似為清代前期作品; 存嘯花軒刊十二回本，煥文堂刊本，恒謙堂刊本，后兩種刊本均題 “晚翠堂批評”。

本書敘述唐代宗年間，京都城外集賢村書香世家子弟邵卞嘉，淡漠功名，熱衷于飲酒作詩、扶貧濟困、廣交朋友，人稱“小孟嘗”。時逢春日，邵卞嘉與友人至郊外赴“撲蝶會”，河北書生盧杞途經此地應邀赴會。盧杞容貌丑陋，且無詩才，遂遭眾人哂笑; 盧杞認為邵卞嘉有意譏諷他，遂憤然離去。江西建昌府麻姑山相士李偓善卜吉兇，人稱“玉口神”。李偓與饒州施弘德父子進京賣貨，途中施氏父子貨物被強賊搶劫; 邵卞嘉救助施氏父子，并設計破案，使強賊落網，施氏父子感恩戴德。邵卞嘉有子名十洲，少年英才; 邵卞嘉攜十洲進京赴試，與李偓相遇。李偓預言邵十洲將高中榜首，但邵家將有災禍，邵氏父子應分離十六年方可避免滅頂之災; 雖遭此難，但邵家當有三代榮華，十洲將有奇特姻緣。李偓授錦囊于邵氏父子，以備屆時拆閱。邵十洲試畢果中解元，此時盧杞已居相位，得知十洲乃邵卞嘉之子，遂欲報昔日蒙羞之仇。盧杞上本誣陷邵卞嘉、李偓結黨潛伏，充任外藩耳目，意欲作亂?；实巯铝罹儾渡?、李等人，邵卞嘉已遵李偓之囑舉家赴淮安府避難。淮安知府樂為善本是邵卞嘉之盟兄，為救卞嘉脫險，毅然棄官與卞嘉按照李偓錦囊之計赴焦山。邵卞嘉等在焦山與李偓重逢，李偓將卞嘉等送至饒州施弘德處暫避，又作法將男扮女裝的邵十洲送至常州。

邵十洲易名“文新”，拆閱李偓錦囊之計后至嘉興福善庵避難。致仕黃尚書之女玉娘隨母親入庵燒香，深愛文新之詩才，便接文新回府為伴。文新將署名“邵十洲”所作之詩集向玉娘及其婢女翠樓展示，玉娘對十洲詩作十分欽佩。文新向玉娘主婢言明真相，三人私合。玉娘表妹霍春暉亦喜文新詩才，請其至府中作客; 春暉之父兵部尚書霍達因邵卞嘉案牽累，被捕押解入京。途中，霍達夢知文新即十洲，遂將春暉許配文新，文新和春暉在舟中成婚?；暨_病亡，文新和春暉奉旨與霍夫人往潮州居住。十洲離家不歸，玉娘、翠樓后各生一子，處境艱難;高知縣保護十洲二子，將二子接入縣衙撫養，并為之取名為高邵才、高邵學。春暉在潮州亦生一子，名霍繼祖。多年后，文新思念父母及玉娘、翠樓，遂外出尋訪; 途徑南昌青蓮庵卻被眾尼僧留居，文新拆閱李偓所贈錦囊，得知將在此庵滯留九年，遂與眾淫尼盡情淫亂。后文新獲救脫離孽海，此時盧杞已遭貶而亡。文新按李偓錦囊之計易名入京參加會試，與邵才、邵學、繼祖同登金榜，卻不知原為父子。沿海倭寇、海盜騷擾，文新奉旨任江南四省都御史抗擊倭寇。文新在金山重逢李偓，在鎮江與雙親相會，至嘉興與玉、樓、春團聚，與三子相認。文新在李偓鼎力相助下大破倭寇，奉旨恢復本名。邵十洲富貴兩全，隨李偓仙游后返家與三妻共享榮華。

《玉樓春》以邵卞嘉一家的悲歡離合為結構框架，以邵十洲的戀情、婚姻為敘事主線，展示了封建社會中權奸橫行，民眾水深火熱的黑暗狀況。

作者對權奸當道的腐敗政治予以無情地抨擊。小說中無德寡才的河北書生盧杞心胸狹隘而又十分自負，對邵卞嘉多年前的誤解卻成為他身居宰相官職后實施報復的動機; 盧杞不能容忍邵卞嘉之子考中解元，遂假公濟私，誣陷邵卞嘉等企圖謀反，以致邵卞嘉攜家遠避，骨肉分離。作者筆下的邵卞嘉風流多才、漠視功名而又常常扶危濟困，與盧杞的奸惡形象形成了鮮明的對照。作者的用意十分明顯：在當時的腐敗統治下，邵卞嘉式的德才兼備的賢達之士報國無門，只能縱情詩酒、超然世外，以獨善其身; 而盧杞式的無德寡才的卑鄙之徒卻能夠升官發財、飛黃騰達，占據國家要津。這樣，作者在客觀上亦把筆鋒指向了封建皇帝： 盧杞之輩得到重用，得逞虎狼之威，無疑是皇帝昏聵所致。正是因為皇帝的昏庸，僅憑盧杞的謊言即下令逮捕無辜者，所以，盧杞方能有恃無恐，行文各地官府追捕邵卞嘉。正是因為皇帝的昏庸，盧杞方能把持朝政，專橫殘暴，先將忠正老臣、兵部尚書霍達押解入京，以致霍達病亡途中，拋下孤妻寡女; 后又將敢于上本彈劾其罪行的高知縣削職為民，遣返原籍。正是因為皇帝昏庸，方使盧杞等奸佞當道，邵卞嘉冤沉苦海，無可申訴，只能顛沛流離，四處避難，骨肉離散竟達十六年。作者在描寫盧杞飛揚跋扈、作惡多端的同時，也描寫了在權奸淫威下的不肯屈服者： 淮安知府樂為善為救邵卞嘉，寧愿棄官而去; 兵部尚書霍達因邵案牽累，大難臨頭之際，仍將女兒許配邵十洲為妻，卻決不出賣善良之后; 高知縣撫養邵十洲兩子，教其讀書，并參劾盧杞，被削職為民亦無所畏懼。作者用欽佩、贊賞的態度刻畫了這幾位清正官吏的形象，意在褒揚忠正、針砭奸惡。

作者把宰相盧杞作為黑暗統治的代表人物來描寫，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歷史的真實狀況; 但作者將盧杞的罪惡歸咎于其個人品格的卑劣，則明顯表現出作者的傳統政治觀念。以儒家政治思想為核心的傳統政治觀念強調個人道德品質的修養，主張“內圣外王”，遂有“修齊治平”之論;但過分強調道德的作用而忽視政治制度的決定性因素，則是這種傳統政治觀念的重大缺陷。盧杞道德品質低劣確是其行兇作惡的原因之一，但正是封建專制制度為盧杞式的人物提供了政治舞臺，使其人性中的邪惡部分得以惡性膨脹。正是后一種因素使書生盧杞成為奸相盧杞，使品德高尚的邵卞嘉亦難以避免不幸的遭遇。因此，對歷史進程及歷史人物，不應僅僅作道德評價。作者對皇帝的昏庸有所觸及，但作者并未直接抨擊皇帝的罪惡，這主要不是作者為避免政治迫害而采用的曲筆，而是基于作者的基本政治立場; 皇帝是好皇帝，只是被奸臣所蒙蔽。這一點，在小說的結尾表現得最為清晰。揭示作者的思想局限，并非欲苛求古人，因為歷史的局限畢竟難以超越;指出這一局限的目的，意在提醒讀者這種政治觀念在古代小說中十分普遍，以忠奸相爭為題材的小說尤其突出; 因為這種政治觀念作為一種文化積淀，曾長期影響著民眾的思想，且深入人心。

作者表現黑暗的社會現實狀況時的心態是復雜和微妙的，需仔細甄別。作者將邵卞嘉一家的不幸遭遇歸之于宿命，并塑造了一個神秘莫測、神機妙算的麻姑山相士李偓的形象。李偓預知邵家將骨肉分離之禍，遂惠賜錦囊數個，令邵氏一家依綿囊妙計行事。于是，每到關鍵時刻，邵家父子拆閱錦囊之計便可度過難關; 邵家父子遇險時，李偓又往往驀然出現，助邵家父子化險為夷; 甚至最后邵十洲率官軍抗倭，也需這位神異相士鼎力相助，方能取勝。這種描寫，把普通人的悲慘遭遇變成不可抗拒的命運的力量使然，使作品對黑暗現實的揭露和抨擊大為減色，并令讀者因作品中的這種怪異色彩而迷惑。但是從作者的這種精心設計的情節中，又可透視其隱秘的心態： 作者對遭受不幸的普通人雖深切同情，但又感到無可奈何;對社會中正義力量與邪惡勢力的搏斗缺乏信心，甚至不無失望之情。的確，在封建王朝尚未衰敗之際，罪惡的力量相對強大，正義的力量相對弱小，普通民眾的反抗亦收效甚微。因此，作者借助神秘力量為蒙冤者伸張正義，為反抗者壯大聲色，給遭受迫害而無力反抗者以安慰，給無惡不做者以警示。作者亦深知乞求神秘力量的護佑畢竟是虛幻的，這種描寫只能表達一種強烈的、善良的愿望，因之對李偓的形象塑造也是有分寸的： 李雖神機妙算，但只能指導邵氏父子如何躲避迫害，而不能使邵氏父子免遭骨偓肉分離之苦難; 李偓雖有法術，卻不敢與奸相盧杞正面沖突，只是在危險關頭救助邵氏父子。作者的這種頗有分寸的描寫，無疑源于對現實社會的清醒認識。

《玉樓春》的主要情節是邵十洲與玉娘、翠樓、春暉的戀情和婚姻生活。邵十洲易名改扮女裝避難，與玉娘、翠樓一見鐘情，私結情好，是當時青年男女相戀情形的一種真實寫照。在封建社會中，玉娘式的少女被傳統倫理道德禁閉在深閨之內，她們極少接觸異性，“一見鐘情”遂成為少男少女的普遍戀愛方式，這在古代戲曲、小說中屢有演敘。玉娘、翠樓與邵十洲私自結合，無疑是一種大膽的背叛行為，而在青年男女為爭取愛情和幸福而向傳統倫理道德挑戰時，青年女子所要承擔的壓力更加沉重。玉娘和翠樓的形象又與其他小說中的青年女性形象不同，她們不僅敢于沖破封建禮教的束縛，而且敢于為此付出代價、經受生活的磨折。邵十洲與霍公共赴家難，玉娘和翠樓各生一子，這使她們陷入巨大的困境之中。玉娘和翠樓面臨的危險可想而知，幾經周折，玉娘和翠樓之子被高知縣收養，二女方免悲劇結局。玉娘和翠樓是幸運的，但這種幸運在當時又是極為少有的，這實在也是作者的同情之筆。

邵十洲與玉娘、翠樓的結合具有某種浪漫色彩，但十洲與春暉的結合則是在患難之中、危急之時，所有的是更多的傷感與沉重的責任。春暉與十洲亦屬一見鐘情，但霍家的滅頂之災卻成全了這對有情人。春暉的婚姻既是自己的選擇，又是由其父作主，雖然她與十洲成為患難夫妻，但沒有遭到傳統倫理道德的巨大壓力。春暉雖遭家難，但有邵十洲的強力支撐和感情撫慰，她仍然是幸福的。相比之下，玉娘和翠樓則面對強大的封建禮教，獨自默默地抗爭，她們追求愛情和幸福的果敢與堅韌，也就更加令人欽佩。

作者是把邵十洲作為風流才子的形象塑造的。作者將邵十洲與玉、樓、春的戀情和婚姻視為奇異姻緣，而把邵十洲在青蓮庵與眾尼僧淫蕩九年之事，視為風流韻事。小說第十六回用全部篇幅描寫邵十洲與尼僧的淫情，其間頗有穢筆。作者稱邵十洲有九年花魂債要償還，邵十洲的狂蕩行為是為了教訓眾淫尼。這顯系作者為掩飾其鄙俗的審美趣味而設的托辭。作者將愛情與淫情混為一談，使邵十洲成為一個沾花惹草、放浪形骸的花花公子的形象，并認為這就是風流才子的品性。這種描寫，既使得玉、樓、春三位女子的形象遭到褻瀆，又使得小說前半部塑造的多才癡情的書生形象遭到破壞，因而最終否定了這幾位青年男女為追求愛情與幸福所做的種種努力、所付出的沉重代價。作者對邵十洲形象的塑造是失敗的，這與作者的思想意識和庸俗情趣有著直接關聯。

《玉樓春》屬“才子佳人”類小說，但其中又類雜有忠奸相爭的內容，具有一定的神仙怪異色彩。小說對封建社會的政治狀況及風土人情有所表現，具有某種認識價值。本書結構完整，語言流暢，敘事寫人也較生動; 但小說在藝術上缺乏創意，未脫“才子佳人”小說格套，雖顯系《金瓶梅》之仿作，但不僅思想價值和藝術水平難望其項背，而且與同類小說如《雪月梅》等書相比，亦大為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