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十七]　子夏為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鑒賞〕　子夏(前507—？)姓卜，名商，字子夏，是孔子的學生。他出身于寒門，青少年時期家中“甚短于財”(劉向《說苑·雜言》)，后以文學見長。孔子死后，他到魏國講學，曾做過魏文侯的老師，漢代以后學者多認為儒家大部分經典是經由他傳下來的。莒(jǔ)父是魯國的小城鎮，在今山東省莒縣境內。本文中的宰是指地方行政長官。

對于子夏在莒父理政，孔子提出的唯一忠告是不要急功近利。他認為治理一個地方不能急于求成，希冀立竿見影，速見成效。這里所說的速效可能是社會治安的迅速改善，更可能是指他接著說到的“小利”的迅速增加。孔子并不諱言利，對于他來說，問題是講什么樣的利。他所說的“小利”當然不是從數量多少上來說的，因為孔子在這里并沒有提出區分大、小利的數量標準。因此小利是與根本利益相對而言的，是指眼前的利益，很可能是指地方賦稅收入。

孔子歷來主張，政府不能不顧人民的死活來聚斂財貨，只要民生問題解決了，政府自然就有充足的財力物力來源。“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顏淵》)這反映了孔子對于財政問題的根本思想。他要求“無見小利”，就是教子夏不要在搜刮百姓錢財上動腦筋，下工夫，而要想辦法發展生產，讓百姓富裕起來。這大概就是他所說的“大事”，雖然在這方面的努力不可能立即見效，但卻是最為重要的，因為百姓富裕了，才能為治理一個地方打下堅實的基礎。相反，如果為了表面的政績而竭澤而漁，殺雞取卵，最終必造成大患，所以孔子說“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在司法上，也適用同樣的道理。孔子曾經比較過治理社會的兩種根本不同的做法，一種是強制性的行政命令和刑罰手段，另外一種是培養人的自覺的道德意識的禮治和倫理教育，他說：“道(同“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為政》)可見后者的作用遠遠勝過前者。當然，政令和刑罰直截了當，能夠產生短期的效應；而用禮和道德教育人是一項長期的工程，其功效要經過相當長的時間才能逐漸發揮出來。然而，如果舍本逐末，只滿足于政府的令行禁止和刑法的威懾作用，一旦地方有事，社會上發生尖銳矛盾和激烈沖突，局勢就會迅速變得不可收拾，難以控制，以至于鬧出大亂子。

實際上欲速則不達是一條普遍有效的真理，適用于一切人、一切活動。

在日常的學習、生活或經營活動中，人們也當時刻牢記這個真理。求知要打好扎實的基礎，應當循序漸進，由淺入深，不能好高騖遠，急于求成。而在工商業的活動中，那些不認真做市場調查，不下工夫搞好經營管理工作，培訓人才，不努力提高產品質量，夢想一夜暴富，甚至不擇手段，違法經營，這些人沒有不失敗的。

“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這句名言充滿了辯證法的智慧。事物有其自身的發展規律和必經過程，如果無視這些規律，超越這種過程，事情就會走向它的反面，想快反而慢了，得了小利卻做不成大事。因此，實事求是的老實態度是最科學，也是最有效的行事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