紺弩離開我們快五周年了。我們懷念他、談論他時，還是親切地感到，他仿佛依然活在我們身邊：一位難得的率真的人，一位難得的才氣縱橫的人。

我是1933年在上海和他認識的。那時他剛從日本回來，參加了左聯。我卻轉到了電影工作的崗位，和他的接觸不多。接觸得最多的是1938到1941年在桂林的時候，和他和宋云彬和秦似合作辦了《野草》。1948年又在香港復刊了《野草》，這期間接觸也不少。

他是一個落拓不羈，不修邊幅，不注意衣著，也不注意理發的人。講真，不怕得罪人，有所為有所不為，屬于古人所謂的“狂狷之士”。他不拘小節，小事馬馬虎虎，大事決不糊涂，他重友誼，重信義，關心旁人遠遠勝于關心自己。他從不計較自己的待遇和地位。

以他既是黃埔畢業，又是留蘇學生的資格，以他多年參加革命工作的經歷，解放后他從香港回到北京，對于安排他到人民文學出版社擔任副總編輯兼古典文學部的主管，他毫無意見，盡管有人為他感到大才小用位子低。十年“文革”，他在山西坐了七年多的牢，被判的是無期徒刑。1976年受到“特赦”，拖著病體回到北京，每個月只能向派出所領取十八塊錢不夠生活支出的生活費，正是自顧不暇，我見到他時，他提出的卻是希望幫助解決遠在香港的作家高旅的問題，而不是要求幫助改善他自己的生活。他從來沒有埋怨過自己不幸和不公平的遭遇。

他很珍視友情。他和胡風關系好，但不少文藝上的觀點兩人并不一致，有過爭論，這無礙于他們的私人情誼。胡風被批，他不跟著反胡。在“兩個口號”的問題上，他是支持胡風的，在口頭上和我爭論過，這也無礙于我們之間的友誼。

他和康澤之間的關系不少人感到興趣。他把友誼和政治觀點分開。他不諱言和康澤的友誼，也不諱言和國民黨的“十三太保”如邦悌等人的熟悉。這在當年進步人士當中，簡直需要有些勇氣才做得到，他留蘇時和蔣經國也是同學，卻從不提他。

另一方面，他和陳賡也很熟，也從不用來標榜。他還和黨和國家一些主要領導人也是留蘇同學，他就更不在人前談論了。

紺弩和康澤交往時，并不是心中無數，沒有分寸的。他盡可能利用康澤的關系做一些對革命有益的工作。1934年他接受了林柏生的邀請，去編汪精衛的南京《中華日報》的副刊《動向》。我們有的人反對，他說，人家把地盤送給你，你還不要?可見他是有想法的，不是糊里糊涂的，后來組織上也同意了他去利用這一塊園地。

他是徹底的自由主義。周總理說過他是“大自由主義者”。他又自認是民主個人主義。不注意生活細節，不小心煙火，使他在北大荒時引起了一場火災，被判為“縱火犯”，坐了一年牢。我對總理說，紺弩這人，不聽話，胡說些話，都有可能，但放火是絕對不可能的。紺弩有一首送給我的詩《謝夏公贈八皮羅士》，許多人不知道“八皮羅士”，那是蘇聯的長嘴煙卷;很多人不知道我為什么要送煙給他，正是我聽說他不小心失火是由于抽煙，這才送他煙抽。他在詩中說“八皮羅士產蘇聯，長者深情不夜天”，他稱我為“長者”，只是因為我年紀比他大，其實也不過大三歲罷了。

紺弩進過黃埔，學過軍事。抗日戰爭期間我們被迫執筆談兵，分析戰局，有時還引用克勞塞維斯等人的理論，他就笑我們說，我也不懂軍事，不過比起你們來總還是內行一點點。

他學過軍事，但未成將才。除了黃埔軍校和莫斯科中山大學，他沒有進過什么正規學校。但他從小就讀過不少古典文學的書，傳統的底子比較厚。他是一個很有才華的人。文章寫得好，詩也寫得好。他很早就成了著名的雜文家，晚年又成了著名的舊體詩人。他對于中國古典小說的研究也是很有成就的。他對《水滸》的研究很有名，其實對《紅樓夢》的研究并不在《水滸》之下，《探春論》就寫得很深刻，去世前不久發表的《論小紅》也是許多人贊賞的。他還準備寫一篇《論賈寶玉》，可惜沒有動筆就離開人世了。

紺弩的雜文成就是很高的。當年在《申報·自由談》上，有兩個人的雜文寫得很像魯迅，可以亂真，一位是唐弢，一位就是紺弩;唐弢是刻意學魯，紺弩是隨意為之。紺弩后來有文章說，魯迅死后無雜文，這說得有些過頭。我認為，魯迅以后雜文寫得最好的，當推紺弩為第一人。他寫雜文不拘一格，不陷于一個程式，絕對不八股，真是多采多姿。在桂林那幾年，是他雜文創作的黃金時代，優秀之作，傳誦一時之作，如《韓康的藥店》、《兔先生的發言》等等，就都是那個時候在他筆底誕生的。和他的雜文一樣，他的舊體詩也是不拘一格的，新文學作家舊體詩寫得好的，不過魯迅、郁達夫、田漢……紺弩也是一個。他們都有基本功，有傳統的底子，不是連平仄、對仗、音韻都不懂的人那樣胡寫一氣。紺弩寫北大荒勞動的詩很有新意，寫“文革”的詩很深刻。“文章信口雌黃易，思想交心坦白難”，真是深刻的名句。

就在紺弩逝世五周年快要到來的時候，我們又失去了他的老伴周穎。由于紺弩的詩中稱她為“周婆”，人們也都愛稱她為“周婆”，表示尊敬和親切。紺弩真有福氣，有這樣一位好伴侶，沒有她的照料，紺弩的生活一定要比已經經歷過的愁苦得多，恐怕也不大可能那樣安然度過最后的幾年。周穎不是一位小天地中的家庭婦女，她年輕時候就參加了革命，解放前夕為爭取國民黨影響下的總工會立過大功，在協助朱學范上出過大力，實在是值得人們敬佩的。在這里，借此對她表示深切的悼念和敬意!

1991.3.

(1991年3月20日《文匯報》)

賞析夏衍《紺弩還活著》一文，使我們看到一個活著的聶老。

懷人之作很不好寫，也不易寫好，特別是以隨筆形式出之者。它不能寫成鑒定，幾項優點，幾項缺點，只有筋骨，面無血肉，也不能寫成傳記，從生到死，逐年寫去，有聞皆錄，唯恐不細。但它又應具有鑒定的精確性，傳記的豐滿性，不但不能把活人寫死，倒要把死者寫活。這就需要作者銳利的眼力和矯健的筆力，對所懷人能作準確的判斷，對所記事能作精心的取舍，該詳處則詳，該略處則略。

本文一開頭，夏公就強調了聶老兩個最突出的特點，一是率真，一是才氣縱橫。夏公一生閱人多矣，聶老又是他的知交，證之各家對聶老的評論，夏說實最精當，有此二點，聶老之為人，之為文，全部涵蓋在內了。

談聶老的率真，采取了敘述的方式。對人，對己，對敵，對友，對順境，對逆境，從日常生活的待人接物中，具見聶的真，所謂“不怕得罪人，有所為有所不為”，“不拘小節，小事馬馬虎虎，大事決不胡涂”，“重友誼，重信義，關心旁人遠遠勝于關心自己”，“從不計較自己的待遇和地位”，等等。而關懷高旅及謝夏公贈“八皮羅士”兩段，均夏公身歷，娓娓道來，益增親切之感。

談聶老為文的“才氣縱橫”，則采取了述評的方法。其古典文學研究的成就，其雜文創作的多采多姿，其舊體詩的不拘一格，別具新意，看來都給夏公留下了難以泯滅的印象。他盛贊聶之《探春論》、《論小紅》，深憾《論賈寶玉》之未及動筆，稱聶的雜文為“魯迅以后雜文寫得最好的”，譽聶作“文革”詩“文章信口雌黃易，思想交心坦白難”為“真是深刻的名句”。我看這都是夏公的肺腑之言，而絕非泛泛之論。

聶老前半生經歷之輝煌，怕是難有倫比，他后半生的坎坷，更令人難以想象。幸有老伴周穎患難與共，生死以之。夏公文末指出：“紺弩真有福氣，有這樣一位好伴侶，沒有她的照料，紺弩的生活一定要比已經經歷過的愁苦得多，恐怕還不大可能那樣安然渡過最后的幾年”。聶老和“周婆”都是為人民解放事業立過大功，出過大力的，晚年須靠一對老翁、老嫗相依為命，相濡以沫，方得安度，也就夠令人心酸的了。

我過去的一個學生，是聶老摯友陳邇冬先生的快婿。我曾請他陪我去看望我久仰的聶老時，聶老已病重垂危。慈祥爽朗的“周婆”引我們到床前。聶老面容清癯，骨瘦如柴，整日仰臥，雙腿向上蜷曲，時已不能言語，得知我的來意后，只微微頷首，略顯笑意。我們告辭時，他吃力地舉手示意。

現在聶老作古已逾五年，周婆亦已仙逝。我無資格寫悼念文章，就借作此小文的機會，略表我的悼念之意。的確我也感到：聶老還活著!